“低标准”的记忆

2017/3/9   来自：本站原创   点击：1154 

 “低标准”的记忆

倪继贤 

   1960年至1962年是我国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因口粮标准太低，而称为“低标准”。舆论导向是“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还有一点原因听说是勒紧裤腰带给前苏联还债；当然人为的原因也不可小觑。

1958年秋冬全民大炼钢铁，大面积农作物收不回来，后来有人编了顺口溜“高粱站了岗，玉米上了吊，棉花吊了孝，豆子放了炮……”来形容庄稼烂在地里收不回来的景象；还有严重的浮夸风，我们村村主任在三干会上表决心说高产田亩产要打六十万斤，过不了关，最后表态亩产要打八十万才过了关。村上马上就刷写了大幅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听人说，自然受人管。”还有严重的虚报产量，使中央不知实情，这不是自己整自己么？总之全国性缺粮，全民性饿肚子，商品粮也粗细粮搭配，标准降低，广大农村社员都在生产队的集体食堂吃饭，标准不一，绝对没有高于商品粮的，我们竹园村有一段时间每人每月14斤粮。粮少怎么办？党号召“低标准，瓜菜代”，可那时是计划经济，瓜菜也不多，只能用并不充足的辣子叶、茄子叶、红白萝卜叶、野菜叶代替，洗净切碎煮一煮，多少拌点面，能吃上就不错了，甚至玉米芯粉碎发酵也吃，名曰“莲宝霉”。那段时间不敢胡说，谁发怨言，准挨批斗。时隔数年，我村的一个没什么文化的老汉才道出了埋藏多年的心里话：“低标准，瓜菜代，表面高兴心不爱”。

那时，我在象山中学读高中，十七八岁的学生，正长身体，可每周从食堂领来的馍很少，要计划着吃。品种也杂，高梁面的、黑豆面的、豆腐渣窝窝，什么都吃过，难以下咽，还不充足。活人总不能叫尿憋死，有一个周日，我就“发奋图强”了一回。周六下午放了学，我回到家，拿着绳子，扛根扁担，徒步20多里，到东塬上金盆村同班同学陈绪恩家住下，第二天一早，老妈妈为我们做了顿拌汤煮馍，吃了就下黄河滩挖蔺根。中午时分，整理捆绑，塬上地广，情况稍好，我那老同学为我着想，说粗的出面率高，让我挑粗的，能担多少捆多少，剩下的给他，他给饲养组交，挣工分。就这样，我担着劳动的成果，满怀胜利的喜悦，又是20多里的路程，不紧不慢一口气担到家，一称60斤，我母亲白天敲打晾晒，晚上在炉子台上炕，赶再一周我回来，才推碾子，用粗一点的锣子筛下8斤面，母亲每周给我蒸几个蔺根面馍，每天最多加一个，吃多了拉不下。

馍少，吃的时候得想法子，开水泡馍，水多馍少，连吃带喝，肚子容易饱。干馍不敢干吃，干吃几口就吃完了，用开水泡涨，体积大，能哄饱肚子。

那时馍被人偷吃是常有之事，不奇怪，人都有生存欲望嘛！老伴曾说她上小学时，校长都偷吃学生的馍！

师生吃不饱，教学受影响，平日早操不跑步，走两圈就回教室，冬季体育课不锻炼，太阳底下晒暖和；有的老师上饭前的那一节课就把碗筷带上，放在教室外边的窗台上……都是为节省体力嘛！

1961年中季，是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那时将升高三，这时有的学生实在撑不住，停了学。我们村与我同级的四个人，就有两人停了。毕业班必定任务大，时任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的党俊鸿老师看在眼里，愁在心里，记在脑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多次与县上交涉，才把高三户口在农村的学生转为商品粮，统一上灶，这样我们享受了每月30斤的商品粮，而且能在灶上吃到热乎乎的饭菜，真是太感激学校领导了。

学生就一个灶，人多，饭菜品种单一，早点以班为单位，凭票买馍，每人一个，二两，在教室吃，中午汤面，下午菜馍。吃面时，十来个大铁锅一字排开，大师傅提前一节课在灶房把面煮好，倒在锅里，加些菜，兑些汤，泡上半个小时，体积便能增加许多，且不烫。现在一个学校几个灶，互相竞争，现做现卖，品种多样，还有那学生嫌饭不好，到吃饭时间，有不少家长专程给娃送好饭。

那时学生排队打饭，舀上就吃，有的边吃边走又排队，走到队尾就吃完，可知有多饿。要是谁舀上一个面疙瘩，就是碰上好运气了，别提多高兴。排队也有窍门，哪行人多往那行排，不是那锅稠，便是舀饭的人气好，能多舀一点。天冷了，改为席餐，七个人一席，一席一大盆面，在大礼堂围圈蹲下吃，为公平起见，每席的七人轮流舀饭，轮流擦盆，粘在盆壁上的饭总能吃四五口吧。舀饭也有规矩，搅一下，稀稠才能匀，可知艰难到什么程度。那时学生爱吃面，舍不得吃馍。二两票一个馍，一天的标准一顿准能吃完，后来大师傅用大锅烧了些米汤，学生争着买的喝，划得来嘛，一两票一大碗，两碗就能喝饱，有算计的学生看锅里快完了才买，底子上米多，稠嘛。

那时候，学习事小，就想着吃；上课事小，就是自力更生。由老师带领，上象山开荒种地，下黄河滩挖苦苣，沿澽水河边捞人家淘菜散落的剩菜叶，学校动员学生周日回家，给灶上拾菜叶，拔野菜。我班一位同学周日来校，担了一担刺根，十几里的路，真不简单，受到老师表扬，后来还当了班干部。周六放了学，我经常绕道回家，为的是在麦田垅上拔点面叶菜，到家马上就能给饭里加些量。

粮食不够吃，副食就值钱。那时，黑市（暗地交易），柿饼一斤五元，红萝卜一斤二元五角，一般人想买也买不起。我的一个教授级别的数学老师周六与我相约同行。想到我村买几个红萝卜，我家没有，相伴到本队一农家看，见老师来了，主人很客气，听说想买红萝卜，先拿来两个洗过的招待，老师高兴地拿上在自己的裤腿上蹭了几下几口就吃完了，走时再买了二斤，人家只要了四元钱，他拿上就往裤兜装，还特别给我叮咛不要给谁说这事。你看“贼不打三年自招了吧！”

经历了低标准的人，虽然不幸，却又庆幸。困难时期，深深地教育了我们这一代人，比你强调一万句“要节约，不要浪费粮食”管用得多。就是到了现在，想叫我们这一代人浪费一点粮食，那是打死都愿干的。经历了低标准的人适应性强，生死线上都熬过来了，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人常说，福享了没福了，罪受了没罪了，其实那也算机遇。没过过低标准的人，想过也没机会了。现在的日子太幸福了，太满足了，像我们这把年纪的老人，吃饱喝好，党还给零花钱。因此我想，只要我们还有一点力量，都要做点活，都要为党工作，为社会做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