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之死

2014/3/2   来自：韩城作协网   点击：2759 

司马迁之死

高克聪

●生存还是毁灭●

阴寒的牢房、昏暗的油灯，一个强健的身体被镣铐压迫得几乎不能转动，凶恶贪婪的黑暗像一只虎视之鹰，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振翅直扑，吞噬眼前这个备受煎熬的灵魂。

这是大型纪录片《风追司马》的开篇景象。

面对这样一部由光线、色彩、甚至于某种神秘的宗教气息组成的影像作品，语言的无能是显而易见的。但这部作品中流布出的某种悲伤而坚韧的气质深深打动了我，使我无法放弃破译它的企图。

在动笔之前，我首先要说，牢房是仁慈的，它以自己的方式保护着这个受难之人，阻挡着风雨的摧残、寒冷的侵蚀和非议的聒噪。至少它是无辜的，在司马迁选择苟安求存或慷慨赴死之前，并没有像人一样地落井下石、踹上一脚。它默默的姿态构成了一座思虑深沉的形而上雕塑，代表受刑之地，无言地见证和嘲笑着人类在折磨同类方面，经常性地生吞活剥和无所不用其极。

而此时的司马迁是受难的生灵，代表着牧歌和史诗，向上苍居住的星空叩问生存还是毁灭的终极答案。

事实上，这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悖论：对于司马迁来讲，死亡似乎是一种必然。这倒不是因为他爱死亡甚于活着，因为连他自己都说想苟活在人世。常识告诉我们贪生怕死是人的本性，谁都希望好好地活着，除非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欢乐的程度。

但在那个弥漫着开疆拓土之势、征战杀伐之气、王道霸道之殇的时代，人们对死亡看得比较随便。经常有大臣因为没有做好迎驾的准备而畏罪自杀，比如当时的河东太守和陇西太守。每次阅读《史记》，看到一个个灵魂湮灭于屠刀之下，我都能感觉到刚建的雄风被毛骨悚然的冰凉淹没，它冷酷的程度完全有可能使一些薄弱的精神发生大面积的雪崩。

死亡是自然而简单的，但要活下来却很难。当李陵投降的消息传来，不久前报告李陵战功的官员也自杀了，他们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求得了解脱，匈奴也好、汉朝也罢，悲悯也好、仇恨也罢，为活着而活着的低度生存也好、为建功立业的至高追求也罢，都随之烟消云散，因为死人无法在意身后的事情。因此，人们的惯性思维都预料司马迁必定选择痛快一死。

那么司马迁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再给任安的回信中，吐露了他的心迹：隶婢妾尚且懂得自杀，何况象我到了这样不得已的地步！我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陷在污浊的监狱之中却不肯死的原因，是遗憾内心的志愿未有达到，平平庸庸地死了,文章就不能在后世显露。

在说出自己不肯就死的原因后，他又通过死亡对人生的终极目标做出这样的阐释：“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重于泰山的责任，成一家之言的志向，父亲临终的眼神，全部指向那部把中华大地和书本上五千年的历史结合在一起的通史。

这时，一个哲学家所说的二律背反像潮水一样漫过司马迁迷乱的周身。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司马迁也想一死了之，以成就自己的名节，阻挡那些妄生非议的浅薄舌头，了断极权对言论自由的摧残和对士大夫的辱没。问题是这样的死法是为人民服务而死么？是死得其所么？显然都不是，在他看来重于泰山的莫过于完成《史记》的撰写。

那么如何活下来？汉武帝给了一道二选一的题目，要么拿五十万钱为自己赎命，要么忍受耻辱接受腐刑。对司马迁而言，这个二选题其实只是单选题，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不过是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的太史令，有的只是正直的品格和对家国天下的忧心。除此之外，别无长物。生的权力即将被褫夺，而宫刑注定就成了他无可选择的宿命。

纵观历史流变，从古到今那些自愿接受宫刑的人，无非是现实的道路全都堵死后，选择这样的方式出人头地而已。至于武侠小说中描述的欲练此功必先自宫者，也只不过想获得超乎常人的武功。他们在享受自宫带来的丰厚回报时，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无刻不在主流价值的鄙视中走完精神极度分裂异化的一生。

作为一个究天人之际的史官，对于这一点司马迁有着太过清醒的认识。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

纵然是这样，他仍然选择屈辱地活下来。这时他的意识已经含混不清，思维的片段杂乱地铺排，像一眼摇摇欲坠的井。破译这样的场景是愚蠢的，而不破译则是怯懦的。影像的光线像一团炽热的火焰蔓延、噬咬，最后灼伤帝国那锈迹斑斑的神经。而尤为义愤的是一些赤手空拳的道德民兵，涕泗横流，指责司马迁在那样的关头，竟不慨然赴死，还想着自个儿的作品？！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打手，是在场的另一副镣铐。

然而我们没有同乌鸦讨论黑白的必要。草地开满鲜花，而牛羊看到的只是饲料。对于一个缺乏人道关怀的时代来说，自称伟、光、正的中央集权就像一尊永恒的凶神，长久地居住在人们的头顶，只有那些慧根充裕的灵魂才有幸目睹它狰狞恐怖的真身。我的意思是说，当汉武帝以无比有力的大手将战争、灾难、贫穷、刑罚不容分说地推向世人时，那些幽暗的生命甚至来不及叹息就无言地倒下，像满树的枯叶坠入深秋的荒原。而死亡的景象只触痛那些感觉灵敏的人。他们是最后的渔翁。一柄颀长的钓竿蘸满腐尸的诱饵捕捞瑰丽的鱼，藉此献祭于历史，成就生前身后的大业。

但苦难并不因此住手。它像海啸呼啸着走来，又席卷着离去；来时驮负的是灵感和诗，走时留下的是尸骨和虚无。不久之后，他就被实施了宫刑。

●汉武帝的愤怒●

越过司马迁遭遇宫刑的不幸，真话难容的论断再次得到验证。然而真话是无罪的，但说真话必须付出代价。按照司马迁自己的说法，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父亲司马谈又做过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史官世家的身世，使司马迁的骨子里流淌着正直的血液。说真话既是他的职责所系，也是本性使然。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史记的著述已经开始，一切看似平静而顺利。可即将发生的事情犹如一只饥饿的雄狮，在前方诡异地等着司马迁赤膊上阵，然后将他彻底撕碎消灭。

北方茫茫草原上生活的匈奴民族，对大汉王朝构成了最大的危险。双方战战合合，彼此很难有信任。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32万大军，讨伐进犯的匈奴和镇压韩王信叛乱，结果在白登山被围。汉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多次突围、均告失败。900多年后，李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由此可见一斑。后来高祖不得不用陈平的计策贿赂冒顿单于的皇后阏氏，阏氏吹了冒顿的枕边风，这才给汉军让出一条通道，解了白登之围。

白登之围让大汉王朝的颜面尽失，冒顿又不安分守己，屡次违背与汉朝订立的盟约，对边界进行侵扰劫掠活动。在打人家不过的情况下，刘邦为休养生息，只好送给匈奴大批诸如棉絮、丝绸、粮食等贡品。此外，还开始了在汉匈之间长达六十多年的和亲政策。

但现在的汉朝早已不是刘邦的天下，她的新主人刘彻同志英姿勃发，对把和平建立在女人胸脯上的做法深感耻辱。公元前134年，汉朝结束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接连向匈奴出兵而频频获胜，并在战争中产生了杰出的将军卫青和霍去病。匈奴表面上变得驯顺，却又不断制造麻烦，汉武帝便派将军李广利带领大队骑兵征讨匈奴。这时又站出来一位叫李陵的将军，他是历史名将李广的孙子，声言只需五千步兵就能战胜匈奴，获得了汉武帝的准许。李陵出战后一次次以少胜多，战果累累，但最后遇到包围，寡不敌众，无奈投降。

汉武帝召集官员讨论此事，大家都落井下石，责斥李陵。问及司马迁时，他认为李陵已经以远超自己兵力的战功，击败了敌人，只是身陷绝境才作出此番选择。凭着他历来的人品操守，相信很快就会回来报效汉廷。

这就像交响乐演奏中，突然响起一声刺耳的汽笛，打破了美妙和谐的氛围，但麻木的朝堂没有人被惊醒。司马迁的话让大臣们无地自容，更为严重的是汉武帝彻底愤怒了。

表面上，他认为司马迁不仅为叛将辩护，而且还影射李广利的部队不得力，而影射李广利就是对汉武帝的讽刺。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李广利是汉武帝最宠爱且英年早逝的李夫人的哥哥，妹妹在临终前托汉武帝好生照顾哥哥。汉武帝出于对李美人的思念，也就以极度的敏感保护着李广利，包括这次出征就是为内兄提供一次历练和证明其能力的机会，以便日后重用他。这一切，别的大臣都想到了，司马迁也许想到了，也许没有想到，但结果是他说了实话，触动了汉武帝血脉贲张、敏感脆弱的神经。

从更深次的心理分析，在汉武帝看来，作为天子，他拥有着至高无上的皇权，生来就是代表上天主宰人间的一切，生杀夺予，唯我独尊。你司马迁算个啥呀，朝廷里那么多的大官都不敢说什么，你一个小小的太史令才多大的官，无非是被我像倡优一样畜养的人，在我高兴的时候让你唱唱主旋律、装点一下门面而已，你还真想僭越贱民的本分，挑战皇家的权威，妄想当家做主？太不知天高地厚了。不行，必须把这种敢说真话的不良风气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否则，还不反了天了。

老大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汉武帝高高在上，别的大臣战战兢兢，司马迁被下狱处死。但是，死刑没有马上执行。从而就使他获得了足够的时间乔装改扮，让死亡秘密逃窜。但“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中”，让他受尽了磨难，磨难先从皮肤开始，然后深入肉体，最终进入他的灵魂。“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这就是他狱中生活和心态的真实写照。

在这里，请允许我以一种隐喻的方式说说皮肤和肉体的形而上特征。对于肉体来讲，皮肤就是一道临界的坐标；对于灵魂来讲，肉体就是一座密不透风的城池。除了死亡，没有什么能使城池里的囚徒获得最后的自由。如果谁有足够的勇气来考察尸首腐烂的情形的话，那么就不难发现，先是皮肤的溃散解放了肉体，后来又是肉体的溃散解放了灵魂。

到了第二年，汉武帝的心思有点活动，想把李陵从匈奴那边接回来。但从一个俘虏口中听说，李陵正在帮匈奴练兵呢。这下又一次把汉武帝惹火了，立即下令杀了李陵家人，并对司马迁实施腐刑。

刚刚血淋淋地把一切事情做完，又有消息传来，那个俘虏搞错了，帮匈奴练兵的不是李陵，而是另一个姓李的人。这是一场令人心碎的结果，它撕心裂肺的部分从人道的角度看充满了“黑色幽默”的气息。

真是何其讽刺啊！

那么，谁是这场游戏的最后赢家？汉武帝吗？显然不是。司马迁最终的结局证明，汉武帝有无数种办法对付一个对尘世充满欲念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办法对付一个为了崇高目标而选择比死更残酷地活着的人。

●在路上●

目送司马迁在汉武帝愤怒的表情、同僚鄙视的神色和上天悲悯的泪眼中颤巍巍地走进蚕室，没有谁的心不会充满异样的疼痛。而悲剧的产生肇端于哪里？让我们沿着司马迁的足迹，找出背后那只不断把他推向历史祭台的大手。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我们可以想象，无数个晨曦与落晖里，司马迁站在巍巍梁山之上，望着滔滔黄河飞逝，心中会产生怎样的感慨？在这无数次的凝望中，梁山高大的形象映入并固化于他的心底，黄河桀骜的性格融入他的血脉，不断地淬炼着这座肉胎凡身。而这种淬炼不过是让他的眼睛在日后目睹更为惨烈的剧变，以便为肉体和灵魂受难做好最早的铺垫。

接下来的经历是那么激情勃发。10岁的司马迁从韩城出发，随父亲到京师长安，向大儒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20岁的时候，他按照父亲的遗命和自己的愿望，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漫游。

“要读懂他笔下的《史记》，首先要读懂他脚下的路程。”路程，既承载着文化的体质，又关联着司马迁的命运。那么它究竟到过哪些地方？

以西安为起点，经陕西丹凤，河南南阳，湖北江陵，到湖南长沙，再北行访汨罗江，吊屈原。然后，沿湘江南下，到湖南宁远访九嶷山。再经沅江，至长江向东，到江西九江，登庐山。再顺长江东行，到浙江绍兴，探禹穴。由浙江到江苏苏州，看五湖，再渡江到江苏淮阴，访韩信故地。然后北赴山东，到曲阜，拜孔子。又到临淄访齐国都城，到邹城访邹泽山，再南行到滕州参观孟尝君封地。继续南行到江苏徐州、沛县、丰县，以及安徽宿州，拜访陈胜、吴广起义以及楚、汉相争的诸多故地。这些地方收获最大、感受最深，却因为处处贫困，路途不靖，时时受阻，步履维艰。摆脱困境后，行至河南淮阳，访春申君故地。再到河南开封，访战国时期魏国首都，然后返回长安。

这次漫游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很低的官职，郎中，需要侍从汉武帝出巡了。虽然有时只不过为皇帝守卫车驾，但毕竟也算靠近皇帝了，在别人看起来相当光彩。而司马迁高兴的，是可以借着侍从的名义继续出行。后来，朝廷为了安顿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曾派他这样身强力壮的年轻小官出使，他就走得更远了。

二十三岁至二十四岁，他侍从汉武帝出巡，到了陕西凤翔，山西夏县、万荣，河南荥阳、洛阳，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宁夏固原，回陕西淳化甘泉山。二十五岁，他出使四川、云南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二十六岁，他刚刚出使西南回来，又侍从汉武帝出巡山东泰山，河北昌黎、卢龙，内蒙古五原。二十七岁，又到了山东莱州，河南濮阳。二十八岁，他升任太史令，侍从汉武帝到陕西凤翔，宁夏固原，河北涿州、蔚县，湖南宁远，安徽潜山，湖北黄梅，安徽枞阳，山东胶南，又到泰山。

就这样他利用一切机会，几乎走遍了当时能够抵达的一切地方。那个时期，由于汉武帝的雄才大略、精厉图治，各地的经济状况和社会面貌都有很大进展，盛世的景象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用熊熊火焰燃烧着司马迁。当然，也看到了大量他后来在《史记》里严厉批评的各种问题。

那么，谁为这些问题负责？当汉武帝击退匈奴的铁骑、把文景盛世推向兵虺祸乱后，谁来抚慰这一大地上深沉的黑暗和血光灾变后的虚无？这时候，司马迁成了这一使命的最佳使徒。他正直、高洁、悲悯，持着灯降临受难的土地。

现在，越过这个人飘萍似的行踪，命运之暗已渐渐裎露，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反复讨论他的漫游。疯子和魔鬼说这是好的，因为这意味着一个人必须承担放大了的苦难。肉身通过漫游的延伸使得罪恶所能企及的疆域变得无边无际；漫游通过肉身的体验使得阳光下的丑恶化为万千病毒历历在目。

现实的腐肉触痛司马迁的眼睛，为的是记录由苦难和救赎、鲜血和眼泪并行的一切。神人似的光辉，走兽一样的嗜好，人啊，你是宇宙的荣耀，又是世界的垃圾。司马迁，你这四处流浪的灵魂，或许是想在风景的麦田里找到家园，不成想却在更为深广的境地里发现了孤独。对此，你竟毫无改变的办法，只能用心灵撕裂历史的伪装，用手中的笔还原它真实的面目，也让自己一步步走向受难，走向崇高。

对于一个无所畏惧的历险者，世界没有帐篷。如果我没有说错，从他第一次迈出脚步的瞬间，殇逝的灯已经擎定。

●一家之言●

无论是漫游全国，还是忍辱负重地活着，都是为了那个至高的目标——《史记》。对于这个问题，说的人太多了。以我浅薄的认识，当然不会讲出什么新意。但这不妨碍我从自己的视角，做出个人的理解和诠释。

即使这样，也异常困难。第一个问题是司马迁在考察的过程中，肯定要记录大量的素材。但当年可没有什么造纸术，文字要么写到竹简上，要么写丝帛上。竹简很重，携带不便；丝帛昂贵，成本太高。所以，这似乎都不是他用来书写的主要载体。

那么，司马迁拿什么记录这些原始的素材呢？我认为他用心。52万多字的《史记》的素材，如果采用竹简，恐怕最少得用几大卡车，其本身的重量会压弯司马迁的脊梁，拖住他急匆匆的步伐；如果采用丝帛，其高昂的代价会掏空他的行囊，让他饿倒在前进的道旁。他用目光穿越大地，把自己的感情融入那些曾经鲜活的事件和生命，然后把这一切牢牢记在心里。因为只有用情感和生命浇灌的土地，才能长出靠近太阳的大树。

只有高度没有质量，那还不是《史记》。质量是智慧、学养、意志和情感等诸多因素共同浸染的结果。如果司马迁没有受难的经历，《史记》可能写的很有文采，很客观，很真实，但很难深刻，很难有感情，也绝不会达到现有的高度。矛盾和悖论就是这样诞生的：作为一个人，他的本性是具体的，贪生、惧死、对一切鲜血保有一种本能的恐惧；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必须是谎言的见证者，是历史的速记员。他要在天上看见深渊，地上发现枯井，并保持一份石头般的镇定。

这说明命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慈目善眼，像一个供奉在庙堂上的老爷爷，只要我们膝首着地，就会送来好运。好运是苦难的孪生，为了让司马迁做出惊天伟业，他不惜玩弄两面派的阴谋：先是怂恿匈奴人发起攻击，又在冥冥之中指使汉武帝派李陵出战，暗中又让李陵失败被俘，并安排司马迁揭穿谎言，引发汉武帝的愤怒，再借助汉武帝的手把所有的罪过推到他的身上，让他蒙受奇耻大辱，发愤著述。

经历这样的苦难，写作就不会因为权力等外部的干扰而偏离预定的轨道。比如，司马迁敢于再犯龙颜，客观公正地评价汉武帝。套用《老人与海》中的那句名言：汉武帝你可以消灭他，但你打不败他——打不败他的意志。

每次阅读《史记》，眼睛停留在书上，脑海中总会浮现司马迁伏案疾书的憔悴身影。作为受刑后的中书令，这部作品肯定不是司马迁工作的题中之义，而是白天写完那些主旋律，深夜耕耘自留地的收获。只有在这纯粹的责任和爱好中，我们才有幸看到他留给后人字字泣血的倾诉。

所以，余秋雨说：“《史记》以不可超越的母本形态一鸣惊人，成为今后两千多年一代代编史者自觉仿效的通例。”让我说，一个司马迁，令无数帝王将相黯然失色，无数才子折腰顿首；而《史记》就注定是一部继往开来的作品，它是秦汉以前历史的总汇，也是《二十四史》的总策划。有了它历史就有了体温，活泛了起来。如果没有《史记》，很难想象我们的历史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的史学、文学和思想的土地，会荒芜到什么程度。

这一家之言，负重了中华大地几千年的苦难。这一个人，让我懂得了：历史的价值，在于贯通古今而惠及长远；历史研究的可敬之处，在于通过有限的史实收获无限的眼光和长远的关怀。

●孤独的背影●

此外，唯一可以谈论的便是所谓“友情”。

友情是什么？这个问句令我异常惶恐。它可能是一场豪赌，一次痛饮，一片风雪夜归，巴山对灯的场景；同时它也可能是一份契约，一个面具，一座由粮食、利益和偏执狭隘组成的塑料山头。它的主要功能是相互借贷、包揽词讼、集中成员内部所有的人力和货币深挖壕堑，以打击和抵御来自别的山头的倾轧和排挤。

那么，由谁来承担这些神圣的使命？“朋友”义无返顾，主动请缨。朋友是什么？这同样令人疑窦丛生。它可能是一个群体，一袋马铃薯，一窝会说话的蜂蚁，一丛被社会的主流文化所遗弃的孤魂野鬼；同时它也可能只是一双倾听烦恼的耳朵，两片吮吸眼泪的嘴唇，一个收集哀伤和悲痛的碗，两条雷锋般使所到之处的警察和乘务员无所事事、羞惭下岗的腿，一架德智体全面发展专门规劝和“诤谏”别人的道德木乃伊。

在利益疯长的年代里，所有与货币无关的东西都遭到了放逐，友谊之光注定要黯淡，消失。在一些解构主义者的眼里，友谊是一个什么玩艺儿？不过是一个随意践踏的概念垃圾。灞桥折柳愚不可及，把朋友留住，谁来管他的食宿？这就是人之所以孤独的真正原因，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人们爱的能力的普遍丧失，以及亲情、友情等神圣字眼在利禄辞典里发生的大面积转义。

所有的这一切与我们正在叙述的主人公有什么关系？他不过是人类文明悬崖上一滴孤寂的泪珠，纯净、透明、纤细而脆薄的核足以感动任何一缕忧伤的风。他寻找友情，就像侠客寻找刀锋，囚徒寻找自由，农民寻找阳光和雨露。那么，友情对于他意味着什么？是痛苦的把柄，是黑暗的门窗，是一缕照耀人生的仅有光亮。像一朵云追逐另一朵云，一棵树拥抱另一棵树，一只手牵住另一只手，他寻找到了李陵，寻找到了任安，寻找到了他的乡党们。而人情的残忍在于它是一柄双刃剑，相互伤害。

他相信李陵，对方却战败被俘投降，自身也受到牵连惨遭宫刑。他和任安也有交情，所以在朋友即将赴死之前，回了一封长信，倾诉自己的心扉。我想说，倾诉是一门具有保健功能的说唱艺术，它的效果决定于听客的素质。但两个人的个性并不接壤，就像低矮的山丘容易连成一片，而高峰与高峰则万难靠近。他渴望亲情，然父母早失，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他重视乡党之情，可受刑之后，“重为乡党戮笑。”

是什么风从荒原上刮来，摧折着庭栏里的花木？是什么泪从墓圹里飞出，击打着一颗善良如婴的心？他感到友情就像一团夏日的小黑云，周围和四边尽是素练当天的皓皓晴空，而唯有自己——小黑云的当中——则暗无天日。

孤独的背影导致永恒的寻找，永恒的寻找又反过来证明了距离的永恒存在。而真正的痛苦在于，假如人从来就是孤独的，从来就不曾幸福地聚集，那么，他就不会对爱和友情保有任何先天的印象和观念，会像野兽一样孤独但自得其乐；而他感到痛苦，感到孤苦伶仃的恐惧，因为他曾有过幸福，有过完美，有过伊甸园里愉快地嬉戏和相处。因而，他的寻找是一种追思和复归。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友谊就使你除去藻饰；孤独的人是秘藏的，友谊就使你放弃遮掩；孤独的人是退守的，友谊就使你奋勇向前……这里割不正亦食，这里席不正亦坐；这里提倡言不及义，这里鼓励放浪不羁；这里赞美大江东去，这里也欣赏小桥流水；这里尊敬巴山夜雨、秋池对灯，这里也崇尚礼坏乐崩、非汤薄孔；这是解放的钟声，这是和平的鸽哨，这是爱的翔舞，这是七宝三界中最为盛大的节日。

那么，什么能一劳永逸地解除人生本体性的痛苦？哪一双有力的大手能阻止亿万生灵悲剧性地远足旅行？只有死神。当一个活脱脱的生命乘坐般若之船，载着尘世所有的屈辱和悲酸奔赴冥界时，只有他播洒花瓣，拈指微笑，将秘密洞然说穿。

当有一天，你困倦于尘世，带着人生所有的悲欢尘烟，走出户外的庭栏，看见满天的繁星密匝匝如蚁排兵，构成一个可怖的空间向你裹挟而来。这时，你的内心会升起一种莫名的颤栗，你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又向何处归还。你对着无垠的苍穹发呆：是谁把我安排在茫茫宇宙中的这一点，而不是那一点？在我出生以前，一定有几世几劫的生命在悲欢离合中生成、消失，那时，我在哪里？在干什么？我所知道的唯一一点，就是我必将死去。好在死亡这事儿无论怎样耽搁也跑不了，当年司马迁没有选择死亡，然而，现在也为时不晚。

我们记得，司马迁遭祸的原因之一，是为李陵辩护时有可能“影射”了汉武帝所呵护的将军李广利不得力。但就在公元前九十年，李广利自己向匈奴投降了。司马迁把这件事平静地写进了《匈奴列传》，他觉得，一个与自己有关的悬念落地了，他已经可以停笔。

这之后，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到底活了多久，又是怎么逝世的，逝世在何处，都不知道。他就这样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写了那么多历史人物的精彩故事，自己的故事却没有结尾。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大结尾。他知道有了《史记》，不需要再安排一个终结仪式。

可我还是想以自己的方式，给他安排一个结局：自杀而死。我知道这是一个超越所有人思维范畴的猜测，定会引来不少的谩骂和非议，但我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当然，从人道的角度讲，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他在没有歧视和屈辱的环境中幸福地安度晚年。这个世界上不管有多少赃官、酷吏、流氓、恶妇、侦探、小人、走狗、奸佞，生命中只要有一丝光亮还没有弃人而去，他就没有自杀的理由。但这可能么？就像文章的开头所说，对于司马迁来讲，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欢乐的程度，当年在别人都认为他选择死得时候，他活了下来，忍受奇耻大辱，就是为了完成《史记》，既然使命完成了，还有再活下去的必要么？还有就是他要以死的行动回答那些鄙夷的目光，他有不惧死的勇气。

至于死法，我觉得他会像屈原那样凌空一跃，投水而死，所不同的是屈原投入汨罗江，而司马迁则投入黄河。只有在水中，两颗光耀千秋的灵魂才能在浩渺的大海中相会。那么，他为什么会选择黄河，而不是其他的河流呢？

因为，一出生他就听着黄河的嘶鸣，这里有他祖宗的庐墓，有他的袍泽故旧，有他井水共饮的父老乡亲。对他来说，它不仅仅是一条河，而是更深层次地联系着他的价值、他的信仰、他的情感和记忆。他从这里出生，从这里出发，终又复归于此，死后仍然照看着这片和自己一样受难的土地，这不也是一种隐喻、一桩幸事么？

他走得太远了，现在不得不收住脚步，停在黄河岸边，哪里也不去了，热闹的长安在他的泪眼中渐渐模糊。一个男人苍白的眼，向这个世界投去了深情的最后一瞥。

“死亡是伟大的平等，也是伟大的自由”。就这样，他去了。去寻找他的平等和自由去了。

——在一个不知道的时间和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