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垦元 严尚毅

此文由严垦元（严尚毅伯父）据父亲生前口述，严尚毅据爷爷书写的有关材料及查阅省市党史资料整理而成。文章以严垦元口吻，第一人称写起）

我的父亲严文炳革命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鞠躬尽瘁，是党的优秀战士，是陕西省值得怀念的革命先辈。我经常想起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讲他闹革命时惊心动魄的一幕幕，不由热泪盈眶，心潮澎湃，无法安静下来。

父亲严文炳（1910年8月15日—1979年元月2日）韩城县北薛村人，革命时期曾用名严润平、刘维频，成长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村耕读门第家庭，家有105亩耕地，13口人。

1930年7月，父亲考入山西运城中学学习。他经常看进步书籍，并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经同学韦永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忠心为党工作。为了扩大党的组织，父亲介绍宁耀峰入党，后因蒋、冯、闫混战，三个多月后学校解散回家。

回家后一边劳动一边和地下党员张子超、樊德音（范家庄人）联系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当时县北还没有地下组织和党员，他夜间徒步在县北谢村、西贾村、林皋等村和学校的知识分子中采取单个面谈，通过进行大量思想工作，开辟途径，发展组织，张贴标语，抗丁抗差，直接发展党员四人：薛碧如（薛村人，烈士）、王替生（薛村人）、张明德（张代村人）、薛恒德（西贾村人）、直接发展赤色群众二十余人，有李尔嘉（昝村人）、雷泽夏、雷国英、雷恩波、雷幼春、雷凌霄（北谢村）、雷超群、吉玉书（林皋人），在此基础上，开展县北知识分子及学校的革命活动，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和广泛的发展。

当时由于认识上的问题，他的革命活动被社会上的一些人认为是严家出了土匪，而使家人备受歧视，有关他被抓住打死的谣言层出不穷，祖母日夜在担心和恐惧中度过，40多岁便去世。

1931年9月，父亲经组织介绍去西安地下省委工作，当时他仅拿一条薄褥子，告别母亲和妻子，慌称要去山上为爷烧香，便离开了衣食无忧的家庭，踏上了去省城的革命之路。到达西安后，省委派他到汉中会馆（现西安市七中地址）省委办的现代补习学校担任文书，负责转发和保管文件。他和省委直接联系工作的是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陈建忠（后叛变）、（学校的任务是通过吸收各校同学，发展建立各学校的地下组织），父亲说他的工作具有高度严密性和重要性，除工作关系接触的人员外，是不允许和其他任何人接触交流的，所以在学校的几个月时间没有再认识其他人。学校校长陈浅伦，又名程潜（此人三二年冬天，在西乡县担任西北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时间不长，二十九军失败，被敌人杀害，钉于西乡县城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补习学校任务结束，父亲改名严润平，被省委派去陕北游击队，部队番号是“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与刘志丹带领晋西游击队与同盟军会合，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父亲到游击队，部队在旬邑县职田镇西北三里原驻防，共四个大队，一个骑兵队，总指挥谢子常，刘志丹、政委李杰夫，一大队队长闫鸿雁，政委容子清，二大队长史柱杰，骑兵大队队长张肖光，警卫队队长惠则仁，政委史适俊，三大队队长高岗兼政委，父亲被分配到三大队任支部书记，共四名党员，高岗、程冬儿（排长）、周维仁（排长），以后又增加了四名，韦永谦、王建业、王安民、李妙栽等，当时游击队共四百余人。

父亲到游击队第五天（民国二十年，农历正月初三晚），二大队队长史柱杰带二大队私自离队，并绑去了六名党员，再过六天，（正月初九）晚，经请示上级，部队在旬邑县职田镇改编，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支队，打起了红旗。总指挥谢子常、刘志丹，政委李杰夫，参谋杨会远。三二年二月谢子长调走，队长刘志丹、闫鸿雁，政委李杰夫，黄子文，父亲为游击队党委委员。

二三月游击队主要在淳化、旬邑、三元、耀县、铜川，宜君等县边界活动。一九三二年上半年，国名党将领杨虎诚与甘肃陕北军阀派出六个团兵力围剿游击队，游击队陷入困境，生活，衣食无正常来源，斗争异常艰苦残酷，父亲曾和刘志丹住在一个窑洞，虱子可以从身上穿的羊毛织的毛衣上抖下来，吃饭没有碗筷，有的队员甚至拿群众的尿盒用，每天都在战斗中度过，有相坡头战役，食村之战，宁果四次战役，打旬邑八次战役，宁儿战役，柴乔子战役。四月下旬，部队长途行军至宜川临真镇与军阀高双成部、高丽亭作战，将高营四面包围，后又被高营冲脱，此时三大队有一排长，两名战士被俘，又有十几名战士离队逃跑，高岗随逃跑战士离队走了。组织任命父亲为三大队政委，（当时王世泰任三大队班长，至七月担任排长）。宜川临真镇战役后，部队到韩城北塬，西庄至巍山香山等出击乔子玄，高家坡、上官庄、赵庄、北寿寺等地，与敌四二一师某团作战失利。父亲说，“连续几个月的战争几乎每天都有战友牺牲、负伤。他说：“什么是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他参加革命与敌作战，思想非常单纯，他说：“不能怕死，怕死死的就是你，越危险的情况越要向前冲，容不得有半点怨言和胆怯，打仗要争着啃硬骨头，光动嘴皮子，战士不吃那一套，只有言行一致，战士才服你，信任你，打仗才听你指挥，不怕牺牲，夺取胜利。如果当官是个懦弱无能、贪生怕死的软骨头，打仗必败。”父亲说他打仗不怕苦不怕死，战友很是佩服他。

一九三二年五月部队由韩城去甘肃至宜君县涧庄，队党委决定父亲担任常委委员，部队到甘肃后，因两次作战失利和长途行军，士气低落，四百余人就有一百四十余人要求回家和私自离队，领导层及中层有部分同志在极端困难面前发生动摇，党内发生意见分歧，一部分同志想去三边一带统治势力薄弱的地方，一部分同志不同意，一时几乎发生内部争夺，后来闫鸿雁挺身而出，（党委常委）揭露矛盾，严厉责备有关同志，制止了分岐问题的发展，决定部队分散暂找安全地方休整。到六月，休整完毕，队委会选举父亲担任游击队党委书记，闫鸿雁，金天华担任常委委员，刘志丹，黄子文，容子清，张明远，李杰夫为委员。

后在正宁县柴乔子原开会，由父亲主持会议，根据省委意见传达中央江西毛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的路线：1、检查总结了上半年部队在具体活动中的经验教训，着重检查了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逃跑上山主义的倾向。2、在严重困难面前发生的党内分歧问题。3、对部分同志的动摇逃跑情绪，最后对有关同志作了教育处理与调整。会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开始了新的战斗。

六月份高岗返回部队，解释说他离开的原因是由于逃跑人员跟他长期作战关系不错，他想把他们策反回来，没有成功，他就回来了，由于当时情况危急，来不及请示领导。领导层有的同志不予信任，有人提出要枪毙高岗，父亲则坚持高岗过去带部队作战勇敢，现在可以观察看表现，最后统一了意见未给高岗分配工作，暂时在三大队闲呆一个多月。

一九三二年八月下旬，部队在安寨县登儿梁作战中，父亲负伤，枪弹从腹部穿过，伤员共3人是高岗安排人用骡子驮到深山无人烟的森林内养伤，因缺医少药，几个伤员先后失去了生命，父亲中破伤风三次，是高岗在山下请来一位民间医生徐致贵治疗，终于得以生还，至十二月伤愈。

因联系不上部队，父亲自甘肃河水县南梁堡化装步行去西安找省委，途径三原县武字区（属暴动的苏区），因在游击队时知道该区联系方法，到灵前镇旅店内见到了该区负责人马子舟，马将父亲介绍给县委书记刘林生，汪峰（宣传委员），习仲勋（团委书记），他们交流了陕北革命形势和游击队武装斗争的情况，对三原县武装斗争的现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商讨并提出了解决计划。三原县委是省委的中心县委，此时正准备将已解散了的游击队重新组织起来，并要在王泰吉部队中搞策反工作，因为父亲在陕甘宁游击队内是搞军事工作的，几个领导听了父亲的介绍后，很是激动，一致认为父亲正是他们需要的懂军事指挥的人。经请示省委同意，父亲担任三原县委军事书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三年元月父亲在县委领导下和汪峰、习仲勋、赵伯平等几个负责同志克服困难，终于在武字区组织起了地方游击队。父亲亲自带领游击队队员打土豪，打敌侦探、爪牙，开仓济贫六、七次，活动月余天，杀敌二十一人，在三原县乃至陕西省造成很大的震动。

一九三三年农历正月二十日，在一次袭击敌人的战斗中，金天华和交通员挡烟土失手，遭到敌人疯狂搜捕，恰父亲和汪峰，赵伯平开完会经此去武字区，被敌发现而追捕，他们分头逃跑，父亲向北跑经过一村庄附近时，被当时在地里干活的青年不分青红皂白紧紧抱住而被捕，（一九三三年农历正月二十日下午）吊在一棵桃树上严刑拷打，打得死而复苏四次，（月余背部不能着床，手腕上的伤八个月后治愈）后被押回三原县民团。

次日早敌团长李映民讯问时，父亲假说他是逃兵，由于对敌军情况了如指掌，顺利回答了敌部队长官的姓名、番号，并回答在耀县的家中有七十多岁的老母，因日夜思念老母，想回家看看，敌团长听说后哈哈大笑，连声说：“你还是个孝子，不安心在这里干，你回去吧。”父亲即鞠了一个躬，准备走时，敌团长大吼一声：“你还骗我呢，那有当兵鞠躬的，站住、站住”。父亲忙解释说，“我们家乡谢人有鞠躬的习惯。”敌团长即喊：“立正、齐步走！”父亲动作正规，敌团长立即说：“是个当兵的，好、好、你回家侍奉你老母去吧！”父亲敬了一个军礼便走了。

出了门，忍着身体的疼痛向渭河方向跑去，赶到河边，恰有一船准备起程，他求船工坐船，船工要钱，他说：“实在没钱。”船工说：“没钱还想坐船！？”便再不搭理，他没办法，脱鞋准备渡水过河，这时，有坐船人向船工说，看样子真没钱，衣着破烂，叫坐上吧！船工没有回应，坐船人说快上，他便爬上了船，船工也没有吭声。当船快行到对岸时，北岸那边枪声、叫喊声响成了一片，在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船工加力把船划到了南岸，父亲和所有的人全跑了。此时敌人来追赶的原因是，在审其它人时获知，他们错把游击队领导放跑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父亲在西安联系上地下省委、省委书记赵子常（后叛变），组织委员杜衡（后叛变）宣传委员贾拓夫，父亲把三原县武字区暴动情况向省委作了详细汇报。省委决定父亲担任省委军事书记，协同工作的共四人，分别是陕北人史维仁，广东人薛滋山，另二人记不起姓名，经常联系工作的有赵子常、杜衡、曹芳、贾拓夫，主要活动在回民寺，南门一带。为了开展武装斗争，派父亲到户县、大荔、渭南各县组织开发游击战工作，在渭南找到四个关系后向省委都作了汇报（四个关系人姓名现都说不上来了）。

一九三三年五月省委派父亲到韩城和县委书记薛亚杰接头。两人见面后，薛向父亲介绍了韩城的革命形势，两人认为韩城靠近黄龙、宜川，非常利于打游击战，随即请示上级后并得到指示，成立发展党的武装力量。六月左右省委突遭破坏，但未波及韩城，筹备工作仍在进行中。约六、七月份韩城驻军省警备旅傅临光团长因内部矛盾引发傅的卫士班班长党忠实（中共党员）携抢逃到大岭投奔“韩城县保卫总团大岭分团”，团长王承斋、王荣斋兄弟。党忠实是二王外甥，他到大岭后派人送信煽动傅临光一个连连长吉绍廉哗变投向大岭，引发了傅和大岭仇视矛盾，王荣斋组织人员屯兵薛峰寨子准备攻打韩城。地下组织得知此情况后立即决定利用此机会策反暴动人员为我们党的武装力量。因为哗变部队人员年轻、装备好，长、短枪、手榴弹都很充足，组织经过缜密研究，决定由有军事斗争经验的父亲孤身潜入傅临光兵变军内部，任务是，寻找该部有无党的组织，并且秘密在敌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宣传吸收有觉悟的加入我党，把那些暴动的人员策反过来，吸收为我党的武装人员。这是一个及其艰巨、危险的任务。接到任务后，父亲简单化妆后，拿着薛亚杰给的宣传材料，伪装成混饭吃的士兵，便潜入薛峰寨子敌军内部，经过一个多月侦查、摸底，对驻军基本情况初步掌握，并联系到党员党忠实（敌副连长），党向父亲介绍了该部队的基本情况和他们这次行动的目的。但其不愿配合父亲的策反行动。父亲后来向组织汇报说党忠实是脱党（但心还是向党的）。父亲经过努力，终因力量太过薄弱而未成功。敌人发现他的情况后准备逮捕他，危机时刻，幸亏党忠实得到消息及时通知，父亲得以脱身，之后便潜入深山躲避了一个多月。至八月，感染伤寒病，潜在东贾村治疗三个多月。伤愈后联系省委，方知省委又遭破坏，一九三四年下半年，县委无上级联系。活动较少，地下工作处于瘫痪状态。但父亲多方与县委组织仍经常保持联系，五月红军84师师长杨森带部队过昝村，父亲见了杨（原红军部队在一起工作过），商议烧了敌县党书记张徐子两院房。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张诚斋来韩恢复健全党的组织。张诚斋与姚权取得联系，召集薛亚杰、吉炳辉和白云峰等人在昝村薛村我家开会（父亲组织关系在省上他是列席），决定改组县委，成立中共韩城特别支部（属县委）姚权任书记，父亲由于在陕北红军游击队搞过武装斗争有经验，会议决定由父亲负责筹集活动经费，枪支、准备武装斗争，地点选在县城西南芝阳、卫东、乔子玄，群众基础较好地区，成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

接任务后，根据组织安排，父亲先在朝邑联系地下人员韩增友，检查了解了朝邑，澄县醍醐一带的地下武装斗争发展情况，并向组织作了汇报。返韩后，即与薛和昉联系，一方面全力以赴投入联系地下党员和发展赤色群众，成立了秘密游击小组。另一方面筹集资金，解决枪支问题。三五年十一月敌派特务薛本年（涧南村）史彦平（王柱村人）暗杀父亲未遂。他没有被吓倒，随即变卖家产带头向组织捐了142元（每人每月生活费2.5元），郭德全捐了90元，薛和昉捐了二百五拾两大烟土，冯维华等同志都捐了部分钱款，用来解决买枪支费用。

同时父亲与薛和昉商定，由薛纪录出面，请清水村铁匠王炳儿在其铁匠铺造长短枪十三支。父亲亲自带领队员薛有兴、张永意打土豪在赵庄搞得大烟土五百多两。又由薛和昉在门外警戒，父亲带薛纪录、薛绑儿、郭德全在东范家村弄到五十元，用此钱买枪十多支，武装了游击队员。1936年正月二十八日晚，在父亲和薛和昉直接指挥下，游击队员30多人（全部党员）兵分两路，一夜间在上官庄、清水、高家坡等地突袭捣毁敌七个保公所，18个村公所，收枪四十八支，处决劣神保长三人，战果辉煌，初战告捷。

一九三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游击队在高家坡集结，在周朝奎家麦场上举红旗隆重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西东府游击队第二支队”成立。同时宣布薛和昉任支队政委，父亲任支队队长兼二分队队长。副队长李增乐，一分队队长薛纪录，副队长薛焕远，三分队队长王作栋，副队长严光裕，四分队队长高万年，支队人数达50多人。

薛和昉和父亲分别在大会上讲话，薛和昉讲了游击队的纪律和成立游击队的重要意义，接着庄严宣布：“时间到，按计划进行！”父亲宣布了游击队的编制、领导、人员名单及游击队活动区域和注意事项，随即命令：“各队整装，立即出发！”当天下午，游击队向西进发，经楼子河道庙底，门子底等村，打击土豪张纯、安双喜、郭希纯，保证了游击队的给养，边走边战，沿途张贴了《告韩城工农大众书》大幅标语，浩浩荡荡，势如破竹。

游击队成立后，出奇制胜，使南原一带国民党乡、保土崩瓦解，土豪劣神惊恐万分，敌县当局如坐针毡，即派驻军冯钦哉部、博临光、潘禹九两个营与县保卫团团长赵玉林三百多人，分兵清剿包围游击队。

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王作栋、严光裕带领三分队在番地被敌袭击，被捕三人，牺牲八名队员。王作栋、王立宪、刘常山、耿堂儿、高肯苟、严光裕、冯成田、高振虎，即番地事变。敌疯狂反扑，全县范围通缉追捕父亲和薛和昉及游击队员，因敌众我寡，强弱悬殊太大，敌人先后又杀害和逮捕十多名游击队员。严峻的白色恐怖形势下游击队只好暂时停止了活动。

父亲和薛和昉、王均、薛纪录、薛绑儿、薛长命跑到澄县市前镇柴带村薛启甲家商议，由和昉去西安联系省委，父亲和王均去合阳刘江侠家（地下党联络点）等消息。薛纪录、薛绑儿、薛长命回韩侦查。在白家沟薛纪录被敌打死，其他二人再无联系。

父亲在刘江侠家等不到消息，便和王均到西安联系上地下省委，把番地事变遭到局部损失，停止活动全部解散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指示他们去陕北，让到渭南固寺赤水李育章学校等候。等了二十多天，一天上午咸林中学一学生慌忙跑来向他们告急，省委遭到敌人破坏、到处捕人，报纸有通缉，马上离开。他们当即收拾行李12时离开，到合阳临河村刘江侠家（地下党联络点），当时合阳中学也被捕了几个人，形势非常严峻，在刘江侠家等了几天没有消息，父亲又跑到河南洛阳待了一个多月，因钱用尽且人生地不熟，不得已又冒险回到合阳刘江侠家。这是一九三六年四月省委遭到的又一次严重破坏。父亲写到：“省东各县党组织都遭到破坏，捕人，所有我东府联系的关系，据我所知都被暴露，使我当时无一站足藏身之地，我因是东府游击队负责人，公开了身份，敌人又在通缉我，在此陌生无可归宿情况下，去陕北敌又严密封锁”。一九三六年五月，父亲和王均去了南京，因那里熟人少，不易暴露身份，住陕西会馆又不收钱。他改名刘维频，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父亲和王均住南京陕西会馆二楼西边房，两人自己作饭吃，由于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活，父亲身体患病非常不好，但他革命立场毫不动摇。会馆内有人办现代无线电补习班，有一次敌特务在补习班审查学生查共产党积极分子，他得知后当场指责其行为毫无证据，是诬陷，争执中他打了特务一个耳光子，在众多学生指责下轰走了特务。国民党《中国日报社》记者在学习班进行反动宣传，他动员学生以影响学习为名，让记者徒劳而去。

民国二十五年双十二事变国共统一战线成立，一九三七年元月，父亲由南京返回刘江侠家，三月下旬备好路费去西安，住在西安韩城会馆，同时多方寻找上级组织和原来有工作关系的人员，都因敌人严重破坏都已中断。从此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父亲写到：“我当时虽无法联系上组织关系，但与党组织是积极联系不断的。”因联系不上组织，后经李绵、薛风录（党员，韩城人，西安韩城会馆认识）介绍他到兰田冶户镇小学教书，他经常积极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被校长冯子舟发现并怀疑，冯曾用停发工资逼他离校，引起了其他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不满，方得继续留任。双十二时，国民党召开蒋介石蒙难会，我党召开庆祝统一战线成立会。西安市高中派抗日战地服务团第八团下乡宣传抗日，在县城力争合法条件召开庆祝会未达到目的，又赶到冶户镇小学，因校长当时不在学校，父亲联系教员李养正（兰田人，进步人士）支持帮助同学布置好会场开会，在开会时敌县教育局局长张重隆参加主席团并监视会场，父亲在敌监视下，会上慷慨激昂讲了庆祝双十二国共统一战线成立意义。引起张重隆怀疑父亲是共产党，命令县党部准备逮捕，恰在此时张重隆贪污县义教款，被该县赴省同学回来揭露并赶走才幸免被捕。父亲被迫离开兰田回到韩城，呆了一个月左右。当时苏子清任渭北八县组织部长，根据省委指示在八县组织武装斗争，以合阳为中心，通过苏资深（伪县长，进步人士）把韩城合阳地下党员组织起来派到各联保当指导员，父亲是其中之一，被派到黄莆庄山区任指导员，父亲立即投入党领导的这一工作。具体贯彻统一战线十大纲领，工作半年之久。一九三九年七月，因苏资深被免去县长职务，此活动结束，父亲返韩从事地下工作。

一九三九年七月敌人又派特务卫长林（贾巷人）等二人暗杀父亲未遂。一九四四年六月地下组织人员段洁、吉文超到我家接头联系，父亲打入敌基层政权，利用保长合法身份，在县北原领导群众抗粮、抗差、抗丁斗争。敌动员民工指挥部总指挥马某，在禹门口胡作非为，抢人、抢东西，父亲借机与其坚决斗争将其撤换法办。在县北敌军拉壮丁时，父亲又组织群众抵抗，强烈制止了这一风气蔓延。还组织了群众反对滥摊派行为。在解家村驱逐了反动校长解启升愚弄百姓的宣传活动。一九四四年八月，解家村村民姚中录将偷菜的敌兵落井死亡，父亲为姚中录不被杀害，放姚逃命，敌军管押父亲月余，打骂逼供要人，终因反响大，敌政府出面担保，他才脱身。同年冬季，敌驻军某军长官在县北下峪口一带，私自强征群众三十余辆牲口车，贩运煤炭，父亲得知后，只身一人追到县城涧南村附近，以保长身份挡住了运煤车，在敌兵多人荷枪实弹威逼下，他以私自强征民车是违法行为为由誓死不肯放行，敌担心事情闹大，无奈就地卸煤，各自回家，父亲不畏强暴，舍身为民的精神，在县北震动很大。在他管辖的区域就连国名党军队也不敢轻易胡作非为。

父亲曾写到：“我反复回忆，在各个生活环境中，我从没有停止过与敌作斗争，我没有在思想上产生过与敌党团作妥协的想法，没有对敌报过任何幻想，没有与敌党团有过任何勾搭行为，没有与敌党团的任何人有过丝毫联系和交道，没有产生过投靠敌人的思想，敌人也没有将我当做他们一面的人。每当韩宜边界有我党活动时，敌即暗地监视我的行动，在韩城二次解放前不久，敌人张恭侯率百人上原先捣毁我的家，拉走牲畜和能带走的东西，烧毁书画，浩劫一空，因找不到我的家人，把给我看门的亲戚李振堂枪杀在我家门口。气急败坏暴打我三叔而打坏两杆枪托，敌对我之仇恨竟如此。”因事先得到情报，我全家于先天连夜由村人用草包渡黄河到山西河津避难，未遭敌追杀。父亲一生十七次遇险，五次被敌通缉，皆因机智果敢和群众掩护方得脱险。

一九四六年父亲在韩宜游击队，活动在宜川、河津一带，为配合韩城解放做出了贡献。

解放后父亲对韩城基本建设的贡献尤为显著。据韩城市交通志记载父亲在县建设科工作期间，曾修建禹门口黄河铁索桥，用手控水准仪以东杆为塔尺测量了芝川寿寺至吕庄的道路。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零年与技术人员屈炳寅等一起测量建成韩城第一条引水上原工程，可浇地300亩。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在板桥柏林测量设计建成了韩城第一座水利发电站，发电能力10千瓦，用于村民照明，后因水量不足，电压不稳逐渐停用废弃。同时在五、六十年代他曾参与韩城多条公路改线工程及汶水桥、西泽桥、赵廉坟桥的设计施工。在文革中被打倒“靠边”仍坚持在清水桥工地边劳动边指挥，对工程的质量一点也不马虎。

文化革命中，父亲横遭迫害，他忍辱含冤，坚持实事求是，与迫害者做了殊死斗争。父亲说他一生在那个极其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从没有暴露过组织，没有暴露过一个同志，没有暴露过自己的党员身份，还原了历史本来面目。

三中全会后，得到组织平反昭雪，他对革命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光明磊落，严于律己，严教子女，密切联系群众，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深受群众爱戴。

父亲一九七九年元月二日，因脑溢血病逝，他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逝世后，县长孙蒙学主持，县委副书记孙增辉致悼词，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习仲勋、汪峰、王世泰、吴岱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地县七十多个单位，三百多同志和生前友好发来致电，送来花圈、挽账，千余人参加追悼会，城区和家乡群众倾家自行列队数里向父亲告别，庄严肃穆，悲极荣哀。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父亲大人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