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青叶 

    母亲名李改维，生于1924年。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圆脸大眼睛，总是给人一种干练、利索的感觉。

外爷是一个银匠，一辈子相继娶三个妻子，育有五女。我外婆是外爷的第三个续弦，生养母亲一人。母亲虽为家中小女，但在溺爱中好强而不骄横。听舅母们说，母亲五、六岁时,就知道扫地、干杂活，再大一点儿就踩着小板凳和面、擀面条。母亲心灵手巧，能裁能绣，能纺能织，论人样、人品、女工活在同伴中是出类拔萃的。母亲善良豁达，和异母兄姐相处得比亲兄弟姊妹还亲热。

旧社会重男轻女，外爷的五个女儿都不能在家继业，外爷过继了他的侄子。外爷、外婆虽然很疼爱母亲，但由于受封建礼教思想的影响较深，在不同方面均对母亲造成了伤害。比如：外婆给母亲缠脚，缠坏了母亲的大拇脚指头，后因新文化的兴起，外爷又给母亲放了脚。母亲的脚虽不是三寸金莲，但对日后的劳作、长途奔走中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又如：母亲虽聪明伶俐，但外爷给过继儿子单请私塾老师，不允许母亲学文化，这给母亲后来生活造成的影响也是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当然我并没有责怪外爷、外婆的意思，因为要他们超时代做人、做事是不现实的。但一想起母亲因为这两样软肋遭的罪，我的眼眶就常常湿润。

母亲19岁嫁入陈家，20岁生下哥哥，1947年生了我。父亲陈琅琳长母亲三岁，1944年就读于国立第三大学(武汉大学)机械系，在大学学习期间，参加共产党地下活动，并加入了共产党。1947年下半年，由于白色恐怖在学校无法继续就读，被地下党组织护送到当时的湖北江汉军区参加游击活动，1949年武汉解放，被调到湖北省商业厅工作，1953年又调到国家治金部工作，任工程师。1958年病逝。

陈家是个大家庭，二十多口人，爷辈兄弟三人，大爷管家，他们是远堂兄，到我们这一辈第五代。家虽大，但无论爷辈、父辈的关系都很好，妯娌之间也很少有闲话。大家庭轮流做饭，一人三天，三个婆婆，五个媳妇，一轮24天。轮到谁做饭，除非婚丧大事，谁也不许请假。母亲虽说能干，但毕竟是小家碧玉进入大家庭院，也挺怵做饭的，听说有一次正和面晕了，磕掉了两颗牙齿。但好强能干的母亲还是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受到大家的认可，特别是受到当家大爷爷的欣赏。

 母亲尽管聪慧能干，但因和父亲文化水平的特大差异，让他们的婚姻也曾出现过危机。解放初期，父亲在湖北省政府工作，母亲为了挽救他们的婚姻，带着我千里迢迢去寻父亲。到武汉后，母亲把我送到托儿所，她自己上了妇女干部培训学校。在学校里，母亲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多次受到女校长的表扬。可惜好景不长，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父亲受到诬陷被停职。当时是包干制，一个干部每月只发几元的零用钱。父亲有了问题，母亲不仅上不成学，我们连饭也吃不上了，母亲只好带着我返回老家。回家前，经上级领导批准，我们同父亲见了一面。这一年，我大概是五岁，一进门，父亲坐在中间，他的一边坐一个人，母亲和父亲说了什么，我当时没有听清，更没有听懂。这一次见面，对父亲触动很大，记得几年后他和母亲说起：我看到你们太可怜了，当时就下决心以后同心过日子……。我在一旁把小嘴一撇说：“爸爸我看你太可怜了，两个人看着你。”爸妈听了都笑了。

 回老家后，父亲的问题澄清，被组织调到北京冶金部工作，母亲又领着我到了北京。我们在北京定居下来，这大概是1953年吧。1953年到1957年，是母亲一辈子最幸福的四年，她与父亲夫妻感情很好。再生二子后相夫教子，无忧无虑，专心操持家务，1957年后半年父亲患病，母亲家里、医院两头跑，就相当的辛苦和煎熬了。

母亲是在旧社会长大的，虽然性格刚强，但三从四德，向家人妥协的事也是常有的。最让我难受的是：母亲带我去武汉、北京，却不能带我的哥哥，因为爷爷奶奶不让哥哥走。哥哥是长孙，我的亲叔父在外，叔父、叔母关系不协调，没有小孩，后来离了婚，所以哥哥必须是必须留下来陪爷爷奶奶的。每一次我们探亲后要走，哥哥都哭哭啼啼的。好不容易有一次爷、奶答应让带哥哥走，哥哥兴高采烈地取回学校的书本后，爷奶又变卦了。还有一次，说好了奶奶要带哥哥到北京游玩，母亲兴奋得日日盼，夜夜等，可接人时一看，来的是奶奶、姑姑和姑姑的小孩，原来是爷奶怕哥哥来了不回去了没让来。母亲虽很失望，但仍热情周到的招待了奶奶、姑姑和姑姑的小孩。这件事，让母亲心中很是难受，更遗憾的是因为见面少，父亲又早早去世，父亲在哥哥脑海中几乎没有什么印象；父亲走时，大弟三岁，小弟六个月，他俩对父亲也没有多少印象，这很是令人伤感。唉，三个儿子，只知道“父亲”这个词，却一丁点也不知道什么叫父爱。

我的父亲虽为高级工程师，但为人和善，工作吃苦。他经常下基层，出差到边远或艰苦的山区考察，1957年因积劳成疾，患上了肝疾，国家尽力抢救，从美国进药，但最终无效。1958年暑期，父亲于北大医院去世。写到此，我喉哽眼酸，泪花花在眼眶眶里打转。记得那一天下着小雨，母亲和我去北大医院，一路上还幻想着一见到爸爸，爸爸会坐起来，怎么也不相信爸爸会离我们而去。到了医院太平间，我们看到的是爸爸笔直僵硬的身躯，他着一身蓝干部服，再也不会同我说话了。去往八宝山的灵车上，我和妈妈号啕大哭，单位送葬的人员不停的劝我们。雨不停的下着，仿佛告诉我们：哭吧！流干眼泪，准备接受人生的磨难……

父亲走了，不管不顾地走了，留下两个老的，四个小的，他最小的儿子仅仅才六个月。这一年，母亲三十二岁。父亲病重时给母亲交代过：你不论怎么过，都不要和孩子分开，都要让孩子上学……父亲病重时，我的亲叔叔来到北京，一进门说给母亲的第一句话是：我哥若走了，你嫁不能带娃，留不能招人……父亲去世后，抚恤费等母亲一分没要，由组织直接汇给了叔叔。哥哥上学、我上高中，费用一直是叔叔邮寄。考虑到回老家亲人多，而且当时成立了人民公社，母亲决定回老家。走时组织上一再告诉母亲：回老家后有困难找党组织。老家的二伯来接我们，那时交通不便，坐火车倒汽车，坐船转马车、骑马，小弟患了严重肺炎，几乎扔在半路，好在老天有眼，虽然长途跋涉、千辛万苦总算安全回到老家。

回到老家，母亲剪掉烫发的卷，脱掉了全皮的鞋，全身心投入生产队劳动中，她决心吃大苦、耐大劳，养活自己的儿女。记得有一年冬天，母亲给生产队轧花，四十天昼夜连轴转，累极了，就在花堆上打一会盹，吃饭让换班的人捎。锄地、摘棉花母亲还可以，可是因为缠过又放的小脚，在播种、摇耧、牵牲口等活路上，母亲就力不从心。常常是干一天活下来，她抱着红肿的脚狠劲揉，第二天还要照常出工。

1958年后半年、1959年前季还好，我们在食堂吃饭，到了1959年冬季，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我上初中一年级住校，起初背的是食堂蒸的麦面馍，后来换成谷类馍、豆类馍，再后来每人每月发15斤带壳的粮食，必须加野菜才能裹腹。食堂撑不住，解散了。我们陈家一大家子也分成了四户，这时养活四个孩子、两个老人的担子，实实在在地全压在母亲的肩上。母亲白天出工，晚上在油灯下做鞋、做衣服，然后拿到集市上卖，换一点儿萝卜等可以进口的东西。最严重时春天树叶被人采光了，榆树皮被人剥光了。

有一件事，我至今难忘。那一天，家里就剩下我和爷奶。食堂还没解散，每天供两顿稀汤。下午两三点，我从食堂提回三人的饭也就是三碗糊糊汤，爷爷不愿掺水掺野菜，把他那碗糊糊汤喝了。我和奶奶掺了水，放了野菜，一人喝了一碗，锅里还剩了些，等到晚上睡觉时，奶奶把剩下的菜汤热了热，爷爷脸面墙躺着，闭着眼，一动不动，我抢在奶奶前，把锅里的野菜汤分成三碗，叫爷爷起来喝汤，爷爷激动地老泪直流。多年后爷爷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就对人说：我孙女真懂事，真疼爷爷，把她省下的野菜汤匀给爷爷喝。没有经过低标准的人怎么也体会不到挨饿的滋味，真是饥饿难忍，石头难啃。那几年，夫妻分锅，分粮吃的事一点也不稀罕。这件事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母亲当时处境是何等艰难！

 低标准时期，有男人的人家搜寻粮食的事无需女人出动，可是我家，母亲不去又能让谁去呢？在那个年代，为了活命，农村哪家没有小偷小摸的事呢，比如：挖油菜根。当时“瓜菜代”生产队在棉花地里种了油菜，人们偷偷把油菜根挖回来，蒸着吃、煮着吃。人家家男人出去挖，我们家呢？母亲为了家人活命，只好自己挺身而出了。试想，在漆黑的夜晚或者是在朦胧的月光下，一个女人在空旷的田野里提心吊胆地挖着油菜根，是多么令人寒怵的事情啊！为了一家老小能活命，母亲到黄河滩捡豆子，挖马蔺根，一来回就是六七十里。到山上捡玉米棒，就是在别人收过的地里找遗留下的豆子粒、苞谷穗，可怜母亲脚是缠过的，大拇指脚指头是被勒坏的，长途跋涉时常常脚下磨出的血泡一层没好又添一层。

 三年自然灾害，漫长的低标准中，母亲千方百计把退了玉米粒的玉米芯子磨成粉，把从黄河滩挖回的马蔺根剁碎、晒干、碾成粉，掺一点粗粮粉蒸成馍。那时红薯杆是上品，但弄到一点儿不容易，玉米芯粉、马蔺根粉做成的馍吃到嘴里难咽，咽到肚里腹胀。母亲还捡回来杨树掉下来的我们叫毛吊吊的穗穗，把它蒸成菜。那个真苦啊，但不吃不行，饿啊！后来情况好转一些，母亲到十五里外的芝川，通过异父同母的哥嫂，给人家生产队挖胡萝卜，换回人家的胡萝卜叶，把胡萝卜叶腌成酸菜供家人冬天吃。给生产队割麦，队长给劳动者一人发一个馍，别人吃了，母亲舍不得，拿回家分给爷爷和小弟吃。生产拔棉花杆，一个人分一点儿蒸熟的红薯，母亲闻了闻，放在装野菜的大花袱子里，拿回家。可以说，那时我家的每一口食物，都是母亲用血汗换来的。

高魚仓《“没本事”的母亲》一文，受到人们的热赞，文中说道：我的母亲在家里只是默默无闻的干，“一毛钱”的主也做不了。可我的母亲在家里是“一毛钱”的主也要做，她不做谁做，家里大大小小、内内外外的事都要她来操持，老的老、小的小，谁又有能力为她分担忧愁呢？高魚仓的笔下，操持家务49年的母亲大约把12万斤的粮食磨成面或碾成米，一顿一顿做成熟饭……可我的母亲这几年面临的是无米可下，她要像男人一样拼尽全力为家人刨食。家里没了男人，就是天塌了，山崩了！低标准时期如果有个男人为她遮风挡雨，使她不面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的尴尬处境，我的母亲将是天下第一幸运妇人，但她为了孩子却一个人养活着我们一大家子。三年间，每人每天带壳的粮只有半斤，要活命以每人每天最少补二斤野菜来算，三年1095天，一人需补2180斤野菜，全家七口人需15260斤野菜，要知道那是个连树皮、树叶也被剥光采尽的年代。可怜的母亲、伟大的母亲，她那瘦弱的肩、纤细的身、受伤的脚，一双因过度劳作粗糙而冬天缠满胶布的手，千辛万苦奋斗，终于保住了一家七口老小的命，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低标准后期，情况虽大有好转，可生产队在山上包了坡地种玉米，母亲要长途跋涉，翻山越岭上山点玉米、锄玉米、掰玉米棒子。 要命的是：生产队在山上分玉米棒子，别人家有男人，分了玉米棒子，不愁搬不回家，我家呢？母亲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把玉米棒子分几次从半山坡背到山路上，然后放在独轮车上，七扭八歪的慢慢往回推。路上车翻了，有人时人家帮忙把车抬起来，可别人走得快，往往是别人早到家了，母亲才顶着星星回到家。

母亲遵从父亲的遗言，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再难也要让孩子读书。那一阶段，村里不少人家让孩子停了学，甚至低标准后期国家允许开荒种粮，有的国家干部也辞职回家。不少人劝母亲，可母亲不仅不肯让她的大儿子停学，而且也不允许她的女儿停学，她坚信困难会过去，有文化就有前途，她为自己的没文化而伤心，绝不允许儿女像她一样当“文盲”。

唐僧取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父亲去世后我的母亲经历的磨难何止八十一次！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熬过了低标准，到六二年、六三年，国内阶级斗争慢慢紧张起来，这场政治斗争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父亲在时，共产党员、老革命、高级工程师的光环笼罩着我们，我是学校的三好生、北京市西城区的模范学生干部，我的名字写在学校的光荣榜上，作为学生代表我幸福地站在“五一”检阅观礼台上。那时母亲享受的荣耀更辉煌，她是街道干部，入党培养对象，邻里有什么事，她一说即和，母亲勤劳、善良、聪明、能言，又特别乐于助人，在街道叔叔、伯伯、阿姨们心中的威信特别高。父亲去世后，母亲只知道经济来源断了，母亲想着只要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累 ，孩子们长大了，情况会好的。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回到老家是从红窝跌进了黑坑，不管如何挣扎，浑身上下是黑透了，原来的每一个红细胞都黑透了。

我家是地主成分，爷奶是地主分子。我上初中时，还享受了一年的等助学金，加入了共青团。随着政治斗争的严峻，原来帮助我们的人渐渐不敢帮我们了：要划清阶级界线。一九六六年，哥上大三，我上高二，大弟上初一，小弟上小学，全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被完全彻底划入地富反坏右队伍中。那时爷已去世，奶是地主分子，但她已八十岁，走路摇摇晃晃，还有抽搐病，造反队如果批她斗她，拉她游村，随时都会有毙命的危险。我们村聪明的造反队头头可不愿意背这个人命，所以找茬都找母亲。造反队头头中，有一个是因为经常向母亲要家里的东西有时得不到满足，所以找母亲的茬特别积极。母亲虽不是地主分子，但地富反坏右分子游村时，母亲都得陪着。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会领着一帮子人，敲锣打鼓来到家门口，贴大字报、呼口号。有一次刚好我在家，听到锣鼓声，母亲赶忙把我推进一间房子里，在外面扣上门锁，自己走出大门，接受批判。我知道母亲这是保护我，不让我受到造反派的围斗，听着锣鼓声、口号声，我难过极了。

文化革命进行到破“四旧”抄家阶段，造反派冲进家门，到处乱翻、乱砸我家，过去的相片、书籍全没了，紧接着收浮财。母亲性格开朗，喜好帮助人。家里有银铃、玉镯等东西村里人都知道，一袋子银铃常借给村里人办喜事用。抄家前一天，村里有个老贫农给母亲报了信，母亲让我躲到同学家，母亲在我小弟身上缠了些自己织的土粗布，让两个弟弟送到我三姨家，母亲想银铃、玉石、玛瑙饰件不能藏，因为村里人都知道，少一件也免不了受罚，转出一些粗布给家中老小做棉衣以御寒过冬。造反队不仅抄走了家里的首饰，还没收了床单、几床被子、布鞋，并搬走了一些家具。后来，我们在老坟上伐的柏木，给父亲准备的棺板也给他们抄走卖掉。更甚的是，他们把母亲隔离二十多天，硬说家里有浮财，要母亲交出银元、金元宝之类的东西，可我家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后来，造反派还拆了我家偏院的五间房。

1966年，母亲仅40岁，一个40岁的女人，要承受如此大的冲击、欺辱，是何等的不易！母亲顽强地顶了下来，她知道，她活着他的儿女就能活着。最动乱的一年，大部分时间母亲让我躲出去。听大弟讲，那一段时间，多少个晚上，奶奶、他和小弟围在母亲身边哭，他们再也不愿意待在这个家里了，弟弟们要母亲带他们走。可是一说走，奶奶又哭着说：你们走了，妈怎么办……那场面真是撕心裂肺。母亲心软了，孩子可以带走，留下婆婆让她冻死、饿死吗？思前想后，她下定决心，死磕到底。母亲悲切的对弟弟们说：不怕，有妈。当时，我叔父在空军部队任飞行大队长，对于造反队的问话，母亲小心谨慎，唯恐一句话说错了，连累叔父，因为他是我们家仅有的一点红，一点政治精神支柱。

     村里也有不少好人，背地里安慰母亲，当时的贫协主席就是其中一个。有人给母亲讲了个故事：过去有一个寡妇，带着年幼的孩子艰难度日，可村里有一些人欺负可怜的孤儿寡母，使她们雪上加霜，……。后来遭了年馑，苍天有眼，让欺负过她们的人全饿死了。

     文化革命拖了十年，因成份问题，哥毕业后主动要求分到新疆，我没学可上，也没有单位敢要，大弟、小弟相继初中毕业，也无学可上，他们每天上山砍柴，家里偏院里整整齐齐的堆着小山一样的木柴。

母亲是一个顽强的人，她不懂什么革命的大道理，只知难死难活也要把孩子拉扯大。母亲在逆境中从不退缩，为儿女考虑总是细致周到。我毕业后回乡第一天，母亲在我后背上拍了两下，长叹一声说：你这么大了，不会纺、不会织怎么行。从此，除了下地干活，母亲教会了我从纺线到织布一系列的女工活，为我结婚以后度过穷苦的日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母亲一辈子勤劳、办事果断、干练，勇往直前精神不倒。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大弟考上了大学，母亲坚决支持他上大学，母亲说就是卖房子也要让娃上学。母亲多次东奔西走，多次找到乡教育专干，我才能够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小弟留在农村，母亲亲自挂帅，领着小弟在韩城、山西跑运输。母亲只身到北京，找到父亲单位，为她办好干部遗属生活补贴手续。母亲八十二岁时，还到学校给孙女看孩子，使孙女能安心投身教育工作。

母亲胸怀宽广、不计前嫌。文化革命结束后，我们有时对文革中整过我们的人还有怨气，母亲则教导我们说：不要记仇，那是大气候嘛……。这些人有困难、借钱，母亲慷慨解囊，他们家里有红白事，母亲帮忙尽心尽力。原来整母亲最起劲的那个人后来得了绝症，他知道自己病情后，亲自到我家，流着泪给母亲说：嫂子，我对不起你……母亲则好言相劝：好好养病，什么都不要想。文化革命后落实政策，母亲只要回了一副松木棺板，其它的一概没有要生产队赔偿。

母亲用她的言传身教赢得了人们对她的尊敬。在族里，她成为族长；在村里，她是各家红白理事的理事长，母亲为人当月下老，成就了几十对鸳鸯，母亲不知道说和了多少家，多少人化干戈为玉帛，为人们做好事，是母亲简单的做人信仰。

我的母亲忍辱负重、吃苦耐劳、敢打敢冲、性格豁达，她孝敬公婆、乐于助人。母亲的身上集中了中国劳动妇女的所有优秀品质。她没有文化却胜过了高学历。她倾其一生，同自己不愿认输的命运抗争。母亲的性格和品质在我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哥哥今年七十五岁了，还被返聘，战斗在教学第一线；二弟更是突出，曾被评为全国劳模，在人民大会堂及全国各省巡回作报告；小弟曾任村长，领导村民们修路、引水、盖学校。孙辈们有出国工作的、有在研究院工作的、有教书育人的、又搞财会的、还有经商当老板的，总之在不同的行业都取得较好和成绩。我们这个大家庭，现在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大家庭！

鲁迅先生比喻自己：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而我的母亲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她吃的是草，挤出的是血。母恩重如山，我们要用拳拳之心感恩母亲。母亲八十多岁时还康健，几次坐飞机到广州大弟家常住，大弟媳对母亲毕恭毕敬，大哥身为老大，对母亲的衣食住行和家事事事操心。每年冬天，我的孩子接外婆到我家过冬，我们尽量给母亲安排舒适点的生活环境。母亲大部分时间和小弟一起生活，小弟和小弟媳妇对母亲百依百顺、悉心照顾。孙子辈的孩子们也总是隔三差五回来探望奶奶，为奶奶带回可口的食物，拉着奶奶的手问寒问暖，同奶奶说说笑笑……

小弟常常感叹的对人说：我爸不在的时候，我才六个月，我妈32岁，我妈带着我们硬是闯过了低标准、文化大革命两道难关，我妈一辈子太不容易了……没有我妈就没有我们这一大家子。

是呀，母恩大如山，我们母亲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文学素材，母亲是艰辛、奉献、无私、博爱、伟大的化身。如今，已是九十五岁高龄的母亲依旧精神矍铄，让我们各自继续用不同的方式孝敬、感恩母亲，回报她老人家的大恩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