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野

     1991年10月27日，是韩城籍作家杜鹏程去世的日子，近三十年时光匆匆而过，现将杜我所知道的一些杜老的生活片段披露出来，以表对他老人家的深切怀念之情。

 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陕西时，强调“要鼓励文化工作者像当年柳青、杜鹏程那样走进人民、了解人民、讴歌人民，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今年是著名作家杜鹏程逝世27周年祭日，我仍像往年那样登上韩城象山，给他献上一束黄花。不同的是他的墓地添了新景，那就是他的雕塑像。我依稀看到了他留给我的印象，也愈以感到要写点东西。古有司马迁，今有杜鹏程。这是韩城人的骄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骄傲。一个作家最为珍贵的荣誉，便是人民的怀念。虽然，我已写过四篇和杜鹏程交往的文章，但仍然觉得意犹未尽，想把一些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写出，再献上我一个晚辈这深重的思念和致敬。

一、《保卫延安》的创作及其影响

     1947年夏初的一天，西北野战军在陇东高原作战，王震将军领导的二纵队独四旅打开了陇东的一座县城。杜鹏程带着满身的尘土和硝烟，赶上了这支部队。从此，他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从1947年到1951年，从陕北延河畔到新疆帕米尔，他跟随部队打到哪里，就写到哪里。谁能相信，那时的杜鹏程竟然还没有一支钢笔？他的许多文章和笔记，都是一根二寸长的化学铅笔或一根小棍绑个笔尖写的，就这还是从延安撤退时带的。后来，旅政委杨秀山看他这样写确实困难，就给旅供给部批了一个条子：“务必给老杜发一支好笔。”果然，神通广大的旅供应部真给杜记者搞来一支崭新的“金星牌”钢笔。独四旅十团政委看后很高兴，给杜鹏程写下这样一句话：“一支笔，抵得上一支劲旅。”于是，杜鹏程就把独四旅十团当成创作的根据地，长期住在这个团的六连，与战斗英雄王老虎朝夕相处。指战员的忘我战斗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杜鹏程。

  杜鹏程《保卫延安》初稿是从1949年冬到1950年底完成的。起笔在新疆喀什银行二楼。那时，他担任新华社野战二支社社长兼记者。整理《保卫延安》提纲和写作，基本上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的。1950年初开始动笔，当年5月，一百数十万的长篇报告初稿便完成了。他的新婚妻子张文彬这样描述当时只有33岁的他：“这个让我震惊的人，动作敏捷，十分干练。他的头发黑而浓密，有些粗硬；面容清瘦，带着睡眠不足的疲累痕迹。当他紧闭着嘴唇的时候，显示出军人的严峻。他的眼睛很有魅力，你可以从他的眼神里看到那闪电的激流，看到睿智犀利。杜鹏程的生性特点决定了他无论干什么都带着一种强烈的色彩，他从来不考虑一件事能不能办成，做起决定历来果断，从不犹豫。他常说如果前面是座敌人的碉堡，那就是死人也得攻上去。”《保卫延安》写了四年，共修改了9次，1953年底完成，1954年7月作为“解放军文艺丛书”之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到一年印数上百万册，轰动一时。这里记下一段杜鹏程1951年4月18日日记：“安葬过母亲，趁假期之便，修改作品，母亲的面容时时出现眼前。母亲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我见不到我儿了！每想及此，稿纸常被泪水打湿。”1951年4月杜鹏程在韩城安葬母亲杜赵氏期间，对《保卫延安》进行了第三次修改。从这里及杜鹏程后来关于对儿时韩城的记忆，也说明韩城故土对他创作的影响。杜鹏程曾编顺口溜说：“油灯一盏屋半间，灯油耗干心不甘，豁出脱去一层皮，写出战士打江山。”这几句凝结着全部心血的肺腑之言，十分真切地道出了他写《保卫延安》的苦衷。

《保卫延安》出版，引起极大反响。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像发现镭那样，发现了《保卫延安》，满腔热情地给予高度的评价：“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关于彭德怀将军的这一副虽然不够充分的，然而已经传达了人物的真实精神的生动的肖像画，是我们文学上一个重要的成就。”《文艺报》连载了冯雪峰的长篇评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全国各报刊陆续发表了几十篇评论和介绍。随后，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藏文、朝文、维吾尔文等兄弟民族文字译本（1980年出版了哈萨克文本），还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英、俄、蒙、越等语种译本。《沙家店》一章、《夜袭粮店》一节也先后出单行本，并被选编中学语文课本。剧作家周军鱼讯将小说改编为话剧，在西安上演。西安电影制品厂1959年改编为上、下两集的电影剧本，准备开拍。杜鹏程将此书所得到九万六千元稿费的绝大部分（八万五千元）交了党费和捐款国家（见1959年1月17日陕西日报），其余的买了书和作为创作活动的费用。
     《保卫延安》的出版，同样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关注。1956年2月4日，毛主席会见文艺界代表时与写《保卫延安》而轰动全国的作家杜鹏程握手。毛主席当即叫出了杜鹏程的名字并问：你是不是文艺界最年轻的人？杜鹏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周总理代他作了回答。同行的还有茅盾、巴金等人。有一次周世钊（毛泽东昔日同窗）到京开会，毛泽东约他到家中见面。周世钊说：“我最近看了一本《保卫延安》的小说，很受教育。……”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说：“《保卫延安》我也看过，写得很不错。这本小说主要是歌颂彭老总的。彭大将军在指挥保卫延安的战争中是有功的。……蒋介石有美式装备的八百万军队是不错的。他有八百万、我有四亿五千万（当时全国总人口数），我比他多得多！蒋介石还得听我调遣呢！你不是看过《保卫延安》这本小说？小说中有很多故事不就是这样的吗？你说我们保卫延安这场战争是一场危险的战争，那也是真的。当时胡宗南那么多军队，他把进攻延安的架势一摆开，说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党中央经过再三研究，决定暂时放弃延安。我们采取和胡宗南打运动战的办法，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我们就取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周恩来总理看了《保卫延安》肯定地说：“我们部队打仗就是这样，彭总这个人也就是这样。”这又是多么中肯的嘉奖啊！难怪文艺大师茅盾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曾经这样论述杜鹏程的风格：“他作品中的人物好像是巨斧砍削出来的，粗犷而雄壮；他把人物放在矛盾的尖端，构成了紧张热烈的气氛，笔力颇为挺拔。”后来写出《创业史》的柳青说《保卫延安》“立了新标准”。王汶石说，这可以称作对待生活的‘杜鹏程模式’。然而，就是这样一本响誉文坛的书，因受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而受株连。1963年9月2日起，《保卫延安》被通告在全国范围内停售和停止借阅。四天后，又被通令就地销毁。1966年更是大祸临头，《人民日报》上又刊发了《<保卫延安>——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的大块文章。接着刀箭齐发，从作品到作者，抄家、批斗、游街、蹲牛棚、劳动改造，应有尽有。1972年杜鹏程从干校九死一生回到西安，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仍在被审查的地位。1976年10月“四人帮”打到后，彭总的冤案还未平反，他的问题仍得不到解决，甚至省斗批改办公室还坚持给他处分。直到1978年12月，才正式给《保卫延安》平了反。1978年他写了《<保卫延安>再版后记与其他》，在《保卫延安》平反后重新再版时，将冯雪峰的《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一文作为了序言，以纪念这位蒙冤含屈的文艺理论家。1984年6月，为纪念建国35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了《保卫延安》的纪念本和精装本。1985年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又出版了《保卫延安》（少年版）。此后，作为“红色经典”，《保卫延安》还接连印刷了数次，已发行达200多万册。近年根据小说改编的《保卫延安》电视剧也同时上演。1991年5月，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又重播了一次《保卫延安》。1997年8月17日，老舍先生的儿子、中国文学馆馆长舒乙撰文说：杜鹏程夫人张文彬将《保卫延安》的手稿捐献给文学馆保存。我们派了两个人去取，一人一捆背了回来。这很罕见。杜鹏程说他是九易其稿。实际根据背回来的手稿数一数，起码是十易其稿，还不算出版后又改过三回，出了四个不同的版本，总共是十四稿。单是第一章第一段就有六种不同的写法。在著名的经典之作中，《保卫延安》是手稿多的冠军，修改次数多的冠军。还是“全”的冠军，是一整套，这太难得。他是最认真最勤奋的中国当代作家中的一个。笔者读过他的《战争日记》，那部40多万字的战争日记详细地记录了西北战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难怪他能写出《保卫延安》这样的巨著。

       二、杜鹏程与彭德怀的来往始末

   一部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从1954年夏季出版后，到1959年先后重印了三次，发行近百万册。保卫延安的人民战争，使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将军和新华社随军记者杜鹏程走到一起；是一部《保卫延安》的文学作品，又使庐山蒙冤的彭德怀同杜鹏程株连在一起。

 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杜鹏程在行军途中、在部队召开的大会上，不止一次见过彭德怀。而在小范围内能当面听到彭德怀讲话，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

  连绵起伏的黄龙山笼罩在秋色里，这已是保卫延安战争的第二年了。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在黄龙山下一个小村庄召开会议，彭德怀驱马赶来的时候，站在稍远一些的杜鹏程，第一次这样近地看到了敬仰的西北战场的统帅。

 1948年9月11日，《人民日报》（晋冀鲁豫版）发表了一条消息：《壶梯山我军英勇杀敌——西北前线记者杜鹏程向彭副总司令反映火线见闻》，文中反映了杜鹏程随西北野战军第二旅在澄（城）合（阳）战役中见到的战士惊人高涨的斗志和优良的战斗作风，给彭总司令和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了报告。彭德怀看过这份报告，特地致函新华社西北总社，将杜鹏程的报告予以发表。

 杜鹏程记得此前的一个多月，在黄龙山的一个窑洞里，彭总给一二十名前线记者谈话。杜鹏程坐在彭总的面前，他看到彭总一身灰色士兵服装，膝盖上、袖口上都缝着补丁，一双粗布鞋的前头已绽开了线。眼睛布满了血丝，说话的声音是干哑的。大家静静地听着彭总讲敌我形势，简明扼要，鼓舞人心。接着，彭总风趣地说：“敌人当然要打败仗，不说别的，就说陕甘宁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和我们部队的血肉相连，能发挥多大的力量！这笔账，敌人就始终算不清！”这时，彭总环视了一下在坐的记者，殷切地说：“同志们，深入到火线去，写一写我们的战士、我们人民的自我牺牲精神是最光荣的任务……”前边提到占地见闻的报告就是杜鹏程在以后不久写出来的。

  一场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暴风骤雨般地在全国文艺界展开。1955年，杜鹏程和一些部队作家被集中在北京审查。对于杜鹏程来说，只是一次拜访和一封信的问题。一次拜访是胡风的日记中写着“杜鹏程来访”五个字，那时杜鹏程随同中国作协的两个同志一起去的，只坐了片刻。一封信的事，是杜鹏程读过作家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后，写信给一个同志称赞这篇文章。后来，胡风在写给中央的三十万字书中引用了这封信的内容。这在当时就是灾难临头，接二连三地批判使杜鹏程感到他离反革命只是咫尺之间的事！此刻国防部长办公室打来电话说，彭部长要你到中南海来一趟。当时，彭德怀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批判文章后，思索过多次：一个记者冒着枪林弹雨写出那么好歌颂人民战争的作品，解放才几年，怎么会反起党来？他决意找杜鹏程来谈谈。杜鹏程怀着难言的心绪走进彭德怀办公室。彭德怀亲切地让杜鹏程坐下，问他：“你看过那些关于《洼地上的“战役”》的批判文章吗？”杜鹏程点点头说“看过了。”彭德怀关心地问：“关于《保卫延安》这本书，报纸和杂志上有哪些评论？指出哪些缺点？”杜鹏程把读者和评论家提出的缺点和不足详细地作了汇报后说：“解放后这几年，我只做了这样一件事，做得不好，自己不满意，还不时地捅娄子，出错误。”彭德怀爽朗地笑了，鼓励他说：“解放后四五年，干了这一件事，也不算少！有些同志对我说过这本书写得好。大家爱看，这就说明书写的不坏。有了成绩，可不能骄傲，骄傲会害死人。至于说工作中出错，那是谁也免不了的，只是要正确对待。”说到这里，他将杜鹏程身边的茶杯向前一推，示意请他喝茶。又继续鼓励他说：“有些成就的人，不少是贫苦出身，大少爷是什么也干不成的，我们党的骨干，有很多是贫苦知识分子出身的。”彭德怀说：“我还有件任务交你完成呢！”他指了指书桌右角的一摞稿子：“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经验总结的草稿，军事干部写的东西干巴巴，别人不爱看，我想请你和部队的笔杆子看看，帮助润色润色文字。”杜鹏程真想向彭总说出自己眼前的遭遇，可想到老将太忙了，便起身告别。彭德怀紧握他的手，意味深长地说：“保重身体！”这短短的几句话，在杜鹏程的心头升腾起一股由衷的抚慰和无限的力量。

 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特别是十年动乱中，杜鹏程因在《保卫延安》中讴歌了彭德怀而遭受株连。从1963年9月2日起，《保卫延安》一书被通令在全国范围内停售和停止借阅。四天后，又被通令就地销毁。杜鹏程在西安钟楼广场看着烧毁《保卫延安》的现场，心中不知是多么难过！就在这个时候以后，杜鹏程专案组要彭德怀交代杜鹏程是怎样为他树碑立传的罪行。这时的彭德怀已被囚禁了四年多。他支撑着带伤的躯体，写下了一份珍贵的证言：“我从朝鲜停战签字后，于1953年8月底回到北京，住在中南海永福堂。宿舍办公室桌上，放着《保卫延安》。秘书告诉我，看完提意见退还作者。《保卫延安》是草稿，书中有我当时生活艰苦的一段，我删去了一些字句，因为当时生活大家都是艰苦的，我也没有什么特别艰苦。书皮样式，标题是横书还是竖书记不起了。但记得字迹有些模糊，似乎不是铅印的。各解放区都打胜仗，这是毛主席战略方针的胜利。我这个人没有书上写的那样好，是个‘李逵’式的粗鲁人。我告诉他给西北局负责人看看，当然是指的习仲勋，他是第一野战军的政治委员。在当时我觉得《保卫延安》那本书，在政治上没有问题，是一本军事纪实小说。以后我没再看了，如有问题，这个责任由我负，因为他是送给我审查的。”在落款时，他用力地写下：“彭德怀一九七零年一月九日”。然后把笔重重地往桌上一掷。从他的神态中可以看出他为杜鹏程因他受了株连而愤怒，而痛心！

 1978年，彭德怀的冤案得到平反。三年后《彭德怀传》编写组聘请杜鹏程为顾问时，他虽已身患重病，却全身心地投入了编审。仅1988年秋季，他在10月20日、11月5日、11月19日连续写过三封信，并附抄了著名文学评论家冯雪峰的评论文章中的几节。事实上，冯雪峰同志高度评价了《保卫延安》，说它是一部描写人民战争的史诗。而杜鹏程只节录了他对《保卫延安》中塑造彭德怀伟大形象不足的部分。杜鹏程写道：“看冯雪峰同志的文章，就知道《保卫延安》一书缺陷很多，远没有完成这一巨大雕像。但它某些长处及短处有助于我们完成当前至为重要的写作任务。”当时从杜鹏程的字迹上看，他的手已颤抖了。遗憾的是，《彭德怀传》出版了，在顾问杜鹏程的名字上，加上了一个无法抹掉的黑框。

 三、杜鹏程的创作风格及主要作品

 杜鹏程的夫人张文彬在《杜鹏程的生活与创作》中说：“我常想到底是什么吸引了我，使我陷入了深深的情网呢？是什么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我想那是他耀眼的性格和气质；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奔放热烈的气质，形成了他身上别具一格的魅力。可以说这是一位艺术家难得的素质，也是造就一代天才的可贵条件。”

     著名文学评论家胡采在《<保卫延安>的艺术特色》（1959年《延河》）中说：“《保卫延安》在艺术的创造上，有自己非常突出的特色。最大最突出的特色，是全书从始至终所洋溢着深厚的诗情，那种扣人心弦的诗一样的激情力量。有人这样比方说：《保卫延安》这本书，好像不是坐在那里一笔一画写出来的，倒像是从生活的土壤里，从激情的喷泉里，从心灵的矿藏里，冒出来的。用“冒出来”来形容《保卫延安》的艺术风格和冲击力量，是很形象，很引深思的。”杜鹏程正是把战斗生活中这些亲身经历的难忘事件，深情地倾注在作品中，每个人、每件事，都渗透着作者的心血和汗水。杜鹏程曾经语重心长地说：“难道这些积压在心里的东西，不说出来，我能过得去吗？并不是想当作家，我才拿起笔写东西的！”还说：“也许写不出无愧这伟大时代的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永生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人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这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茅盾在第三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说：“杜鹏程的风格的发展，是值得注意的。只要把《在和平的日子里》同《保卫延安》作一比较，已经可以看出来显著的不同，更不用说他的若干短篇小说了。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好像是巨斧砍削出来的，粗犷而雄壮；他把人物放在矛盾的尖端，构成了紧张热烈的气氛，笔力颇为挺拔。他的反映和平建设的作品（例如《在和平的日子里》），描写环境、塑造人物，都有独特之处，然而表现创造性和平劳动之诗意的快乐，尚嫌不够，这是美中不足。短篇如《延安人》《夜走灵官峡》则比较豪迈而爽朗。近年来作者长期深入生活，参加劳动和斗争，这将促使他的风格还要变化，而且更臻成熟。”

  1955年春。在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杜鹏程碰到了刚刚担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的王震同志。其实他们已是老相识了。早在1947年冬，在攻打山西运城的战斗中，杜鹏程和王震在西郊一个地堡里一起生活了十天十夜。西北解放战争中他一直跟随二纵队——即后来的第二军（第一兵团）当随军记者。他们在战斗中结下了情谊。王震听杜鹏程说刚刚修改完《保卫延安》，十分欣慰，语重心长地说：“你搞创作不上第一线怎么行！”要杜鹏程和几位作家跟他一起上广西铁路建设工地。从1955年3月开始，杜鹏程在铁路建设的行列里一干就是十三个春秋！同战争年代一样，他坚持和脱下军装、换上便服的革命战友一起攀悬崖、钻隧洞，同来自四面八方的铁路职工吃着一锅饭，住在一样的工棚里。他说：“我的作品构思，是在工地上形成的。”那时，杜鹏程在创作上正处于高峰期，他思绪如云，作品像涌流的泉水，《年轻的朋友》《工地之夜》《夜走灵官峡》《一个平常的女人》《延安人》等优秀作品以惊人的速度连连发表。他以建设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设想，是他到宝成铁路开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原是长篇设想中的一章。1956年12月动笔，1957年8月在《延河》杂志发表。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东风文艺出版社同时出版，是13万字的中篇。那是在咸阳铁路职工医院写的。杜鹏程把闫兴与梁建放在战争年代转向和平建设的典型环境中来表现他俩之间的思想冲突，用意是不言而喻的。这起点比当时反映类似的这类作品起点要高许多。著名评论家邵荃麟在六十年代初谈现实主义深化问题时曾说：“我们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写人民内部矛盾，写不出激动人心的作品……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的主题是：在和平的日子里不和平。我们的作家看到了这一点。……艺术作品强大的感染力量是从生活中复杂、尖锐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杜鹏程带重病，住在咸阳铁路职工医院，从1960年开始，投入了长篇《太平年月》的创作。1963年这部作品六十余万字的初稿便完成了。1964年经过修改整理誊清，准备进一步修改。《太平年月》写的是建国后五十年代初的生活。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文化大革命”期间它与《保卫延安》等手稿被大学中文系造反派抄走。进入斗批改阶段，这部作品和他的许多笔记都成了审查材料，并因为作品中一位人物曾经做为贺龙的警卫员，而定为未完稿的毒草。《太平年月》是《保卫延安》平反前才退回的。《太平年月》一捆捆写着“审查档案”的字样的稿件，摆在书架上，杜鹏程好几年没有动它，似乎动一下就像烫手似的。由于他数年的思索，《太平年月》在原有基础上作了大的改动和调整。他觉得如果反映这段历史，只写五十年代初的生活是不够的，他将时代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分三个阶段，以三个单独的小说，构成这段历史。他每天在脑子里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可叹的是，他的健康情况一天坏似一天。他沉疴衰弱的身体已经无法像以往那样超强度的劳动，他的心脏也已经受不起强烈感情的冲击。一只正在飞翔的鹰折损了翅膀，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1977年开始，杜鹏程重新拿起笔，最先写了《历史的脚步声》。这篇中篇小说写的是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前夕，西北野战军为了全歼顽敌，在暴风雪中英勇跨越祁连雪峰的悲壮而动人的一幕。两万四千字的作品，他是一连十几天把自己关在大荔县雷北村一位农民朋友的家里，一口气写成的。当他写到成排成排的解放军战士默默地倒在大雪山中，写到“老骨干”方田柱为了不使战友误入深沟，冒死站在悬崖边暴风雪中充当路标，写到指导员赵兴国整夜往返于高寒缺氧山中执行联络任务，还把自己的“三色皮背心”脱给生命垂危的同志去穿，直至冻、累而死，仍然骑在冻僵的马上……多么悲壮无比的一幕呀！历史和生活提供了理想的题材，写着，写着，作家感情不能自已，伏在桌上，失声痛哭。他是把被迫搁笔十多年的感情和锐气都浓缩到了其中。写得凝练、集中、真切、感人。可以看出杜鹏程历经多年的坎坷后对文学艺术的新的思索和创作上新的进展；是作家英雄的生命交响曲。可遗憾的是，杜鹏程以他母亲的经历为主线的自传体小说，从母亲出世开始，到延安跨越数十年的生活的长篇小说写作，最后也没能实现。可幸运的是，他的四十余万字的《西北战争日记》及《一个本质上的诗人——回忆杜鹏程》，经他的夫人（也是作家）张文彬在他逝世数年后，整理出版，书中也依稀看到他母亲的艰难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