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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韩城结缘

2021/12/16 来自：韩城作协网点击：2504

与韩城结缘

徐兴海

一、与韩城结缘

韩城有一句话：“下了司马坡，秀才比驴多。这句话是说韩城是人文圣地，此地有司马迁，自古以来是出秀才的地方。

深感有幸，能与有深厚文化底蕴的韩城结缘。

1987年3月，陕西省韩城市要成立韩城市司马迁学会了，给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发来邀请函，请求派人与会。我当时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文选教研室的教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杨育坤、何清谷找到我，问我能不能代表历史系出席？我说：“可以。”我一直向往着韩城，那是圣地，是司马迁诞生的地方。我将有机会第一次踏上这天下知名的土地。

会议于1987年3月28日召开，我提前一天，坐西安到韩城的客运汽车，花了四个小时，到了韩城，住韩城招待所。我一到，当地的学者就来看我，他们对司马迁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会议开得很好，当地的学者热心于司马迁研究，很认真，地方特色十分明显。我才知道，韩城的学者从1982年起，已经开过三次“司马迁学术研究座谈会”了，而且他们1985年已经出版了《韩城市司马迁研究文集》，这一次成立大会是水到渠成。我代表陕西师大历史系对韩城司马迁学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且表达了加强合作的意愿。

我从此与韩城结缘，此后差不多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的太史祠祭祀，或者韩城开年会，我都去。我开始了数十次的韩城之行，受其熏染，我也就成了司马迁的研究者。

二、 “迁生龙门”

既已与韩城结缘，就得回答一个问题：司马迁的家乡是不是韩城？可能有人会问，司马迁的故乡不是陕西韩城么，中学、大学的课本上都这样说，现在的人们都这样说，还有问题吗？是的，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产生，就因为司马迁只是说“迁生龙门”，两山夹一水的地形，古人叫做龙门。中国有好几个龙门，司马迁所说的龙门在什么地方呢？是龙门的那一侧呢？

司马迁的《史记》为几百人立了传记，可是对于自己的家庭成员却言之甚少，除了父亲司马谈有详细记载，其他如母亲姓甚名谁，司马迁有没有儿子，有没有女儿，兄弟是几人？一概无有。班固距司马迁去世，大约也就一百年，可是他所写的《汉书·司马迁传》对于司马迁的家乡究竟是哪里并没有正面回答，对于有关司马迁家庭的问题也予以回避，不能不说十分遗憾。

对于龙门是哪里的问题，从广东开始，广东就有个龙门县，位于广东省中部，地处珠江三角洲的边缘。这个龙门，显然不是司马迁说的“龙门”。洛阳也有个龙门，龙门石窟很有名。但这个龙门同样不是司马迁说的那个“龙门”。为什么把这两个地方都否定了？因为，司马迁说自己故乡的时候，还说到了一系列参照地标。比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道：“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少梁：古梁国，被灭后称少梁。“而少梁更名曰夏阳。”《太史公自序》还提到华池，提到高门：这些都与广东、洛阳无缘。

广东和洛阳的龙门否定了之后，就剩下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之间的龙门。龙门指龙门山，山是大禹劈开，那山就是两半，一半在陕西，另一半在山西，韩城对面就是山西的河津，山西人会不会根据“迁生龙门”，说司马迁就生在河津呢？确实有山西学者提出此论。黄乃管说：“龙门，在河津县龙门山下的禹门口。即夏禹凿石治水的地方。《尚书·禹贡》：‘导河积石，至于龙门。’龙门山在河津县，不言而喻，龙门就在河津县境内。现在的河津县，在汉代是河东郡皮氏县（见《汉书》卷6）；北魏太平真君七年改皮氏县为龙门县。‘武帝因巡狩至此，改县为龙门，因龙门山为名。’（见《河津县志》下卷）。宋代改称河津县。津者，渡口也，也就是龙门、禹门口这个地方。有识之士，总是把河津、龙门、禹门口看成一体的。”

黄乃管此说可聊备一说，但是，常言道孤证不立，河津没有司马迁关于家乡的其它地标所示的遗迹。

三义墓

比如三义墓，《史记·赵世家》记载了程婴、公孙杵臼救孤儿赵武的事迹，这座墓位于韩城市西南10公里高门原的堡安村东南的古寨内，距离司马迁的祠墓仅有几公里，距高门原不远，司马迁《史记》提到过三义墓相关人物，这里应该是少年时期的司马迁经常去的地方。三义墓，是春秋时晋国赵武、程婴、公孙杵臼三位义士之墓，故名"三义墓"。也是"中国四大悲剧”之一“赵氏孤儿”的历史故事见证地。春秋时韩城为晋国地，称少梁。相传程婴为少梁附近程庄人，赵武后裔世居少梁，少梁村中赵姓与程姓为其后裔。《史记·赵世家》详细记载程婴、公孙杵臼救孤儿赵武的事迹，有声有色，当是有所感发而作。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两句话很有意思：“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司马迁对老朋友说，我小时候很调皮的，仗着自己的聪明不服管教。所以，长大了，乡间也不会推举我为人才。照此推说，高门几里之外的三义墓等等，都自然在司马迁玩耍的范围之内的。说不定正是少年时期，他游览了韩城龙门山，后来便以此地作为自己的地望。

为了证明韩城是司马迁的故乡，我专门考察了韩城 “龙门”，就是龙门山，龙门山就在黄河边，位于韩城市东北，龙门镇北。海拔893米。浩荡黄河水流经晋陕之间高耸壁立的山间，通道狭窄，波涛汹涌激荡，声响传递数里之外，被逼仄的河水气势难挡，真如潜龙出江。最出名的地方，“龙门三激浪，平地一声雷”，大禹历经艰辛开凿龙门，此后河流通畅，田地复出，百姓安居乐业。旧《韩城县志》说：“洪流迅急，崟山以通。壁立两崖，河出其下。浩荡水淼茫，一泻千里，蓋门也。” 晋陕交界处的龙门，是传说中大禹治水凿龙门的地方。此地还是鲤鱼跃龙门的传奇故事的发生地。

晋陕之间的龙门山与黄河

韩城的朋友租了一条船，我们一起乘船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修建在黄河上的韩城铁路桥，由桥下再往上走，望北走，就听见水的咆哮怒吼声，几华里之外，有一处山就叫龙门山。到此山，但见山势陡峭直立，几百米高，如刀砍斧剁一般。黄河水奔腾而下，夺命似的冲出峡谷，咆哮之声鸣响至几公里之外。水流突然湍急，很大的漩涡急速回旋，我们的船在水中打起了转转。船工急于返航，我坚持从西划到东，目测一下距离。结果如愿，量了量，100米宽。这是黄河最窄处。许多动人的神话传说和典故都出自这里——鲤鱼跳龙门、大禹治水、禹凿龙门、禹门(龙门)洞穴遗址等等。离开龙门缺口，水势稍缓，朋友指着头顶陕西一侧的山顶说：这上边有一处平地，当地人叫“禹公坪”，传说是大禹当年在此指挥劈开龙门山，黄河水才不再左冲右突。出了韩城地界，黄河水流到合阳，水势减缓，就有了许多滩涂。再往下，到了大荔地界，水面竟阔至10公里，汪洋恣肆，一任舒展。

山陕龙门大禹庙

第二方面的考察，华池、高门。《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述家族史时提到了少梁、华池、高门，而少梁、华池、高门均在今韩城有遗址。关于少梁：“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少梁：古梁国，被灭后称少梁。又说：“而少梁更名曰夏阳。” 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29年）置夏阳县，故治在今陕西韩城市南古少梁遗址。班固《汉书地理志》也说龙门山在夏阳县。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龙门山在夏阳县，夏阳于唐代改称韩城。

《太史公自序》还提到华池，提到高门：“（司马）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司马）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为了考证这些遗迹，韩城的朋友带着我上了芝川西边的高门原，原高百十米，探析高门村遗址。又寻访了《太史公自序》所说司马靳所葬的华池，池水依旧，据说是当年司马氏的书院所在，有太史公遗祠，是司马氏家族祭奠司马迁的地方。这是遗址一部分的考察。

对司马迁遗址考察的第三方面，我们还搜寻了韩城当地关于司马迁的一些传说。比如说司马迁下狱之后，凶信传来，司马的后代担心被斩尽杀绝，纷纷改姓，有的将“司”字加一竖成“同”姓，有的将“马”字偏旁加“水”，成“冯”姓。在北京当了广电部副部长的同向荣就是韩城人，我们去北京的时候，还专门造访这位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校友，询问“同”姓得来的来由，得到他肯定的答复。当地又有一说，高门原的“徐村”乃是“续村”的转音，“续”者，接续司马氏也。徐村的后裔，年年上太史祠祭祀，形成传统。民俗学的成果不可忽视，且是有力的佐证。

第四方面证据，韩城有太史祠。汉太史司马迁祠，位于韩城市南十公里芝川镇东南的山岗上，东西长555米，南北宽229米，面积4.5万平方米。

汉太史司马迁祠，东临黄河，西枕梁山，芝水萦回墓前，开势之雄，景物之胜，为韩城诸名胜之冠。据《韩城县志》记载：芝水原名陶渠水，相传汉武帝采灵芝于陶渠水之阳，改名芝水。可东望滔滔黄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长城，北观芝水长流，可谓山环水抱，气象万千。祠内有司马迁衣冠冢。有一说，谓祠内司马迁塑像凝望西北，与苏山相对，苏山建有苏武墓，司马迁与苏武二人同为中国历史名人，心心相印故尔。韩城太史祠以壮观的自然形态和秀丽的风光，以及伟大人物的存在而甲负天下。

司马迁祠墓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距今已近1700年。当时的夏阳太守殷济，考察遗迹，搜寻旧闻，瞻仰司马迁所生所住所行，信其家乡在此，遂慕其功德，建筑石室，立碑，树柏，方成此司马迁祠。后来，又大修于女真族的金朝时期。唐代牟融《司马迁墓》“落落长才负不羁，中原回首益堪悲。英雄此日谁能荐，声价当时众所推。一代高风留异国，百年遗迹剩残碑。经过词客空惆怅，落日寒烟赋黍离。”可见唐代时，司马迁祠已经残垣断壁，寂寞于寒烟之中，直教人咏叹《黍离》了。

三、与韩城合作筹办会议

1987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韩兆琦教授经与张大可教授商议，于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全国史记研究者聚会，陕西师大邀请我和中文系的赵光勇老师出席，邀请韩城的张天恩出席。张天恩，是我的校友，也是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不过要高我好几个年级。他是韩城民盟的负责人，又是韩城司马迁学会的副会长。

在北师大的这次会上，北京大学季镇淮教授倡议把陕西建成司马迁研究基地。这个倡议得到与会者一致同意。回到陕西，我们就在西安和韩城分别做工作，落实北京会议精神。

经过紧张的筹备，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于1992年6月24日在西安成立。著名历史学家,陕西省秦俑博物馆馆长袁仲一研究员担任首届研究会会长，我担任研究会秘书长。

1993年9月9日——13日，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在韩城召开。我代表研究会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

1995年8月，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与韩城司马迁学会等单位合作，召开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学术研讨会，和韩城司马迁学会沟通之后，决定这次会议分前后两个阶段召开，先在陕西师大召开，紧接着到韩城召开。其所以再拉到韩城开，是因为许多国外和台湾的代表提出要去韩城，要看太史祠。平常他们来西安，行程很紧，没有时间再去韩城。会议决定满足他们的要求，分两边开，虽然这样开费人费精力費财力。

这次会议，有两件事需要记录。一件事，是省上给了10万元。筹备开会，首先是落实经费，我们研究会白手起家，没有一分钱。陕西省委副书记董继昌是韩城人，在韩城当过三年的县委书记（董继昌（1958.11——1961.08）），他很支持我们的司马迁研究，支持开一个大型的国际会议，扩大影响。我们想向陕西省政府要点钱，董书记积极出主意，拿点子，让我们起草了个给陕西省政府的报告，申请10万元的经费。董书记通过渠道，将报告直接送到了白清才省长的手里。不久，白省长让秘书和我们联系，他要亲自过问这件事情，让我们去省政府见他。

（插一句话，董继昌副书记对故乡韩城有深厚的感情。他经常会回忆起，在韩城上个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当十年县委书记的经历。他说那个时候政务不是很忙，经常下乡，在田间地头和农民谝闲传（闲谈），东家长西家短的，民情都掌握了，学会了把犁，种地。那时候一个位子一干就是十年，什么都熟悉了。他说，现在的干部，都急着升迁，三年，屁股没有坐稳，就想着要动一动，怎么能沉得下去？）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们几位：张登第、赵光勇和我，到了省长办公楼黄楼，见到了白省长。他问我们：“你们知道我从山西过来的时候，带了什么？” 白省长从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副省长任上1990年3月来西安，任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省长。他这样一问，我们几个都放松了，打开了话匣子。我们猜了很多，白省长都说不对，他自己说：“我从山西来的时候，带了一套《史记》。”这个答案使我们意外，没有想到他是《史记》爱好者。喜欢读《史记》的领导差不了。白省长很痛快地在我们的申请上批了字：请付给10万元。他说：“你们拿着这个报告，直接去省财政厅吧。”

我拿着白省长的批条，去省财政厅，见到了丁厅长。他批给了文教处处长。我又去找文教处处长，文教处处长说：“你回去等着吧。”回到学校，等了一个月，还没有消息，我就去省财政厅文教处找处长，大部分时间处长是不在办公室的，在财政厅的时候，差不多都在开会；会完了，对我就是一句话：“你回去等着吧。”

会议的筹备急需用钱，可是眼看省长批了的钱却拿不到手。我着急了，就和张登第老师一起去雁塔路八号省委家属院找董书记。董书记一听来意，问了我办理的过程，笑了，说：“说你们是书生，真的是书生！省长批的条子不一定能兑现得了，你们可能不知道吧？几个省长都在批条子，差不多每天都在批条子，哪里能够都给呢？”董书记说：“这样吧，你们不用再跑了，我让秘书去见见丁厅长。”果然，不几天，就接到通知，去省财政厅办理转账手续，这样10万元才到了手。

和钱相关的还有一件事，是我办的，我印象很深。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得很成功，国内外的学者来的很多，美国的，日本的，韩国的，还有台湾的，包括国内知名的司马迁研究专家，来的都是专业的研究者，提交的论文质量都很高。因此，会议的影响很大，各家媒体都有长篇的报道。我们就商量着，趁热打铁，再搞个纪念司马迁的书画展。响应的书画家很多，作品都很认真，显示了书画家的最高水平。研究会决定在西安市东大街书画廊搞个会展，会展要预付厅馆使用费几万元。我们又被难住了，没有想到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还是董继昌书记帮忙，给临潼一位企业家写了个条子，请求赞助三万元。取钱的事还是我办的。我乘坐公交车到了临潼，按照地址找到了这位企业家，把董书记的条子交给他。他问也不问我是谁，就从抽屉里拿出三万元，交给我。倒是我怕他不放心，问他：“我要不要打个收条？”他说：“不用了。”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轻松的就拿到了三万元，想着这就是董书记的信誉，人家相信他。或者人家看我怎么也不像是个诈骗犯，那时，人对人都是非常真诚的，要不然，经济怎么会搞起来呢？

四、国家领导人与太史祠

我多次到过太史祠，看到许多题字题词，古往今来，参拜者众，这里发生过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有一些是陪同者讲的，有的则是祠里讲解员或者陈列馆馆长薛建芳讲的。其中，我知道了当代的两位国家领导人，赵紫阳和胡耀邦都来过太史祠。

1983年，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的陪同下来到韩城，参观了太史祠。太史祠有个小门，开在背面，赵紫阳总理不知道怎么找到了这条路，抄近道就上来了。赵紫阳总理身体好，也年轻，三步两步就冲到了前头。马文瑞年纪大，体力差一点，被丢在后面，气喘吁吁的往前赶。小门开着，但是赵紫阳总理还是被拦在小门的门口。讲解员很客气的说：“老先生。这里不是正门，请从正门买票进来。”这时，马文瑞一行，以及地方陪同的人都赶了上来，连忙介绍说：“这是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太史祠的馆长薛建芳听到人声，赶了过来，认出了赵紫阳总理和县上的领导，薛建芳马上敞开小门，欢迎各位。

薛建芳做向导和讲解，一路指引。赵紫阳总理看得仔细，有时候也会提出问题。看来，他是看过《史记》的。最后临走的时候，薛建芳请总理题字，赵紫阳总理说：“不题了，不题了。”

后来，我有一次去韩城，晚上住韩城矿务局招待所，有人介绍说：赵紫阳总理来韩城的时候，晚上就住在韩城矿务局招待所。这么一说，我有意围着招待所转了一圈。这个招待所是环形的四面封闭的，大概有利于保卫工作吧。

1985年6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来陕西，主要是了解地方和企业整党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在陕西省委书记白纪年等省和渭南地委负责人陪同下，视察合阳结束后，要来韩城市，会途经司马迁祠。胡耀邦读过《史记》，就说那好，先参观太史祠，再去韩城市。这个话传给韩城市，韩城市委书记王志伟，市长刘遵义，韩城矿务局党委书记李复兴等，在司马迁祠门口迎侯胡耀邦总书记一行。

胡耀邦总书记拜谒司马迁祠。在向上攀登参观的过程中，他看的很仔细。当发现司马迁祠北边土坡经风吹雨淋，不少地方脱落时，就问随行的陕西省市领导，能不能想办法加固一下，把司马迁祠保护好。随行的韩城市领导提出希望国家拨点款支持一下。胡耀邦总书记说，让省市给国家打个报告，他回北京给赵紫阳总理说一下(因为得用总理基金)。后来中央财政给韩城拨了二百万元专款，省市筹集了钢筋水泥，用锚喷技术对司马迁祠的护坡进行了加固。直到现在，护坡仍然很坚固。

胡耀邦总书记在太史祠拾级而上，边听讲解边看，看完后他说：“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父亲遗愿，著成信史(指《史记》)。他活着时凄凄惨惨，死后这里冷冷清清。司马迁对中国史学、文学贡献很大，后世的人不能忘了他。要弘扬司马迁实事求是的著史精神，保护好司马迁祠这个历史文物。”

当天晚上，胡耀邦住在刚建成不久的韩城新市区的韩城宾馆，下午召开座谈会，听取了韩城市委关于整党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座谈会还邀请了驻韩中省企业党委负责人。胡耀邦离开韩城的时候，地方领导请他题词，他说：“等太史祠护坡修好了，我下次再来的时候吧。”1986年11月至1989年3月，国家又投资230万元对祠台和北坡进行了加固维修。

1986年12月18日，国务院公布韩城市为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

五、杂忆

1993年9月9日——13日，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在韩城召开，住在韩城宾馆，桑树坪煤矿党委书记、我的中学同学胡大选来宾馆和我见面，韩城矿务局的吉春帮我联系的。

胡大选比我低三个年级，他是蓝田县副县长胡子祺的孙子。胡子祺是蓝田县名人，家在白鹿原上孟村的胡家，是最早在蓝田闹革命的人。1920年7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蓝田籍学生田伯荫返回蓝田、与刘子南、胡子祺等在孟村街成立勉学会，学习《共进》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夏，胡子祺等在孟村镇创办蓝田第一所初等女子学校，创设县立单级师范讲习所。胡大选，学习好，人品也好，由于都在蓝田城关中学读书，我们就认识了。胡大选1967年高中毕业，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没有大学上了，韩城矿务局正好来穷困的蓝田县招工人，他就当了煤矿工人。后来搞宣传，他的笔杆子用上了，进步很快。从一个煤矿工人，成为韩城煤矿最大的煤矿桑树坪煤矿的党委书记。后来，作了韩城矿务局党委书记。

1987年春天，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绵回韩城老家，我和张登第、赵光勇、许允贤陪同前往。李绵， 1912年5月出生于陕西韩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陕北公学学习，并在安吴青训班任教。1944年在延安大学社会科学院研究室工作。1974年1月，李绵又回到离别多年的陕西师范大学，先后任党委副书记、书记兼校长等职。这一年，李书记虽然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但是，精神头很足，回到家乡之后更是热情洋溢。

到韩城后，韩城市副市长李录勋接待，早早就在韩城宾馆等待。此后两天，始终陪同。李录勋（1920.12——2004.7），韩城昝村人，西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毕业，曾任韩城中学教师，1980年12月18日任韩城市副市长。李录勋副市长是韩城通，诸凡历史人文，人物掌故，无所不通。有他陪同作向导，真是受益匪浅。

那一天，路过西庄镇，李录勋副市长就说：“师哲就是这个镇井溢村人。”于是，李副市长给我们讲起了师哲，讲起了贺龙，说到了司马迁。师哲1905年6月30日生，毕业于韩城市西庄中学。1925年被选送到前苏联留学，进入基辅军官联合学校学习工程专业。1940年春随周恩来回国，到延安，和贺龙开始熟悉起来。

师哲和贺龙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师哲后来把它讲给李副市长，李副市长又转述给我们。贺龙对师哲说：“你们韩城人很忠心。”师哲问：“此话怎讲？”贺龙说：“司马迁是你们韩城人的代表，逑都叫汉武帝割了，对汉武帝还是那么忠！”师哲十分意外，贺龙原来是这样的夸奖人？但想想，话粗理不粗，贺龙肯定看过《史记》，他了解司马迁，他是从是否忠诚这一点看司马迁的，师哲明白贺龙也是这样看待韩城人的。

到了太史祠，看到郭沫若给司马迁的题诗，李副市长就讲郭沫若1958年3月怎么到的韩城，怎么参观太史祠，怎么回应太史祠的请求，怎么写下了这首诗。

中午吃饭的时候，李副市长问李绵书记：“我们吃什么？”李书记说：“家乡口味。”李副市长说：“好！”就把我们一行带到城外一个小饭店，这时已经有很多人等候了。李副市长介绍说：“这家饭馆虽然小，地址偏了点，但是生意很好，每天只杀一只羊，卖完为止。”这天中午吃的是“羊肉糊卜”，肉很烂，新鲜，汤更稠，味道更浓。李书记吃的很香，有点忘情，也许他想起了少年时光。我从此知道了韩城的“羊肉糊卜”，后来到韩城，不吃大餐，找小吃街就要这个饭。但是说实话，味道都不如李副市长带去吃的那一家的好。

晚上，李副市长带我们到小吃街上，找了一家馄饨食摊，坐在低矮的长条凳上，给我们每人要了一碗。我想，馄饨是平常食品，怎么带我们到这个小摊来？等到馄饨端上来，吃了，我才知道，韩城的馄饨和我吃过的都不一样。第一，个小，如指姆大小，很精致。第二，馅料上下功夫，小而有味。第三，汤料很讲究，多种配料，调料，混合成别样的味道。我后来写司马迁饮食思想的研究论文，就想到了韩城的饮食，那真是最能勾起司马迁的食欲来的。

张维民，1989.03——1991.03担任韩城市长、市委书记，当他2018年再回到韩城的时候，一致的评价是“解放思想”。可是我们作为《史记》研究者当初同他打交道，却感觉到他是司马迁研究的阻力，而我们是促使他转变思想的动力。

1989年的时候，韩城市给全国各地的司马迁研究者发了一封邀请函，定于某月某日在韩城召开一个司马迁研讨会。可是，大家都到了韩城，到了报到地点韩城招待所的时候，却被通知：会议取消了。各地赶来的代表气坏了，都认为这件事在全国的学术界，开了恶劣的先例。大家都不走，不离开，坚决要求韩城方面给予解释。来报到的有：山东鹿谞惠、浙江俞樟华、江苏朱枝富、陕西西安黄留珠、徐兴海。没有办法了，市委书记张维民来到招待所，和我们见面。我们问：“为什么取消会议不给通知？”张回答：“取消会议的通知已经发出去了。”我们都没有收到这个通知，质问是什么时候发出的，回答是昨天，就是报到日期的前一天。知道是这个结果，我们更加气愤了，谴责韩城事做得太恶劣。这时，我们已经知道张维民是渭南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就狠狠的批评他背弃了自己所学专业，至今不知道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我们从国际上，从全国司马迁研究的形势展开来，说明司马迁研究对于韩城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远不是生产总值所能代替的。张书记倒是很沉得住气，耐心的听着，一句也不反驳。最后，他想通了，给我们道歉，说：我们明年开一个比今年规模更大的会议，到时候，再请大家来。

六、带学者到韩城考察

我曾经带日本大学生到韩城实习。1995年，来西安参加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的有一位日本学者金鹰真，是名古屋女子大学的教授。第二年，他给我来信，说他们大学派学生来西安实习，之后还想去韩城，问我能不能帮助安排？我回复说：可以。1996年的早春，名古屋女子大学文学部的大田加代子副教授，和男老师洼田先生带着十几位大学生来西安进行学术考察。我提前约定了陕西师范大学车队辛师傅的面包车，日本产的丰田车，一是车况好，二是辛师傅服务好。

大田加代子一行到的那天上午，我们驱车从咸阳飞机场接回他们，安顿住陕西师大专家楼。大田加代子的汉语水平很不错，但是女大学生们的汉语水平一般，平常的对话还可以。他们活泼可爱，不管到哪里，都是一片欢笑。

第一天的下午，见缝插针去了秦兵马俑，因为有我们历史系的学生在那里，提前做了安排，到了就参观，节省了不少时间。第二天，去乾陵。在乾陵脚下，远远望去，有两座小山，我告诉他们，当地人叫作“奶头山”，那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墓冢了。这些女孩子，顺着我指的方向看了看，说：“很像。”都捂着嘴巴笑了。

第三天，去韩城。我约了卢向阳先生同行，希望他能够创作出司马迁系列的陕西快板。卢向阳个子瘦高、面容清矍，中年人。时任陕西省文联委员、省曲艺家协会秘书长。

我们取道渭南，大荔，合阳。这一路我很熟悉，经过那里，就介绍当地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日本师生的情绪很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眼看到韩城了，大田加代子说：“需要方便方便。”她已经会用中国的这种隐晦语了。这时我看了看，没有公共厕所，问辛师傅，也说得再往前走一走。再往前，看到路边一个简易厕所，大田加代子说：“就在这儿吧。”我一看，太简单了，担心他们连进都进不去，就说：“我先去看看吧。”我先走进男厕所去看，还可以吧。又找了位路过的女士，请她进去女厕所看一下，看看能不能有放脚的地方。这位女士看了后说：“将就吧。”大田加代子说：“没有问题，中国农村的茅房，我都去过的。”我为什么这末挑剔，因为厕所是大事，日本的厕所太干净了，怕他们受不了。

进入韩城界内，我们先看了魏长城，大约上午十点多钟，到了太史祠。我请了韩城电厂的刘宏伟先生在这里接待我们，他早已等待在这里了。刘宏伟是当地的司马迁研究者，对司马迁，太史祠都非常熟悉，他热情地给日本来的客人讲解，问到什么讲什么，名古屋女子大学的学生们很满意。

我们一行下午从黄河龙门大桥参观回来，在韩城宾馆餐厅用餐的时候，卢向阳不顾整日劳累，又拿出陕西快板的“四页瓦”应邀为大家表演快书助兴，唱了《太史祠》。又表演了京韵大鼓《十八扯》。日本客人觉得新鲜、好奇，把四页瓦拿过来试试，打也打不响，说也说不连贯，于是都拍手赞叹，连声叫好。

日本名古屋大学前来实习的任务完成的很好，大田加代子很满意，说这对他们的学生将来来中国工作很有好处。她很看好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很看好日本学生来中国工作的机会。

1998年8月7日，我陪台湾大学中文系李伟泰教授、沈慧女士去韩城参观，瞻拜太史祠。第二天返回。

1999年8月6日，陪台湾文化大学陈文豪、东海大学吴福助去韩城，第二天返回，又去扶风，瞻拜班固遗迹，及班固墓。

七、韩城人物、历史遗迹

韩城出了一位当代作家杜鹏程，我读过他写的《保卫延安》、《在和平的日子里》，我们中学语文课本上选有他的《夜走灵官峡》。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安家在延安。我工作的地方在清涧，从延安去清涧的路上经过青化砭、蟠龙镇这些《保卫延安》书中有名的战斗遗址，所以对杜鹏程格外有一种亲切感。我的韩城朋友吉春和杜鹏程很熟，执弟子礼。他带我参观杜鹏程故居。

吉春是韩城司马迁研究者中的名人，身材魁梧，膀大腰圆，粗看还以为不是文化人，但细细接触下来，方知道他粗中有细，手不释卷，满肚子的墨水。他原是韩城矿务局的工人，因为好学，经常写一些文稿，慢慢的出类拔萃，到了《韩城矿务局报》，由写报道到进行司马迁研究，到写小说。为了进一步提高，时常跑西安，到同乡杜鹏程那里虚心请教，终被杜鹏程认可。

吉春带我驱车出了韩城，往南，前往夏阳的苏村。很快就走在乡间马路上，顿时尘土飞扬。苏村村口竖着石碑，刻写“著名作家杜鹏程故居”，拐进一个小胡同，就来到故居门前。门楼为青砖砌成，黑漆大门，门前左右有一对石狮子。门楣有“迎曙光”三个大字。读过杜鹏程的书，拜过故居，一位有血有肉的高大作家形象顿时竖立起来。

韩城特产多。有一回，去韩城，临走的时候韩城电厂的刘宏伟给我带了一大包花椒，推辞不掉，只好带上了。上了火车，我才知道韩城的大红袍花椒是多么有名。这个名不是我宣传的，是闻香客至，满车厢的人都闻到了香味，都在找：是什么这么香？最后找到了我座位上面的货架上。我真折服了大红袍花椒，香飘十里不是夸张的！

韩城党家村

到韩城，不能不到党家村。党家村距市区只有九公里。村中有建于600年前100多套“四合院”和保存完整的城堡、暗道、风水塔、贞节牌坊、家祠、哨楼等建筑以及祖谱、村史等。

党家村是一位日本建筑学专家考察时发现的，党家村古建筑群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称为“东方人类古代传统居住村寨的活化石。”是旅游参观的重地。

我之所以一定要去参观，因为听说我的大学一位老师党秀臣的家，也是党家村展出的重点四合院。行前，我还请见过党秀臣老师，核实这是真的。党老师说自己已经多年不回去了，也不可能再去韩城，去住老院子了，就把房子交给村委会管理，现在成为展出的四合院之一。

我参观党家村，被深深震撼：那古老的石砌巷道，那形式多样千姿百态的高大门楼，那考究的上马石，庄严的祠堂，挺拔的文星阁、神秘的避尘珠、华美的节孝碑与布局合理的四合院，以及那些精美奇巧的门楣、木雕、砖雕、与壁刻家训，还有城墙、看家楼、泌阳堡、及夹层墙哨门等攻防兼备古代防御体系，都是党家村独具的，处处体现着居住文明、建筑文化，无一不渗透着人生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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