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白鹿原》的热映使读者再次捧起原著，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又勾起一代人回忆当年读小说的情景。改编成影视作品，着实让原著又火了一把，不少书店把这两本均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再次摆放到了显著位置。
近年来，得益于政策和资金的引导，“文学陕军”与“影视陕军”对接汇流，释放出巨大的创作潜能。
生活沃土滋养文学创作
“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歌唱。”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致辞时说的这句话，可以说是陕西作家群的共同心声。
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的黄天厚地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文学陕军”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高地。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一批从红色延安和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作家，紧贴时代，深入生活，为人民写作，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创作传统。他们创作的《创业史》《保卫延安》《风雪之夜》《柴达木手记》等作品，成为关注现实、为时代精神造像的文学典范。
“老一辈作家的文学精神，成为陕西文学创作宝贵的精神滋养和支撑力量”。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蒋惠莉说。改革开放初期，一批从基层走出来的作家逐渐活跃在陕西文坛，越来越醒目。这一批作家的蓄势发力，成就了中国文坛独特的“文学陕军”现象。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既有黄土地孕育的厚重质朴，又不失新时期的创新灵动，他们的作品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书写经验，《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先后问鼎我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叶广芩、高建群、冯积岐、红柯、杨争光等作家开始尝试突破乡土创作的传统。出身北京皇族的叶广芩，既讲述老北京王府中的故事，也倾心于异乡秦岭山中的小镇，她的《青木川》后来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一代枭雄》；来自陕西宝鸡的作家红柯，十年扎根新疆创作的《西去的骑手》等系列边疆小说让人耳目一新。
著名文学评论家肖云儒认为，陕西作家有关注现实、关怀人生的文学传统和笔耕不辍、不耽浮华的文学精神。陕西作家的创作既包含着以巨大的热情深入现实、静心埋头基层十余载的创业者精神，也包含着以冷静的眼光观察生活，不媚俗、不盲从的史学家精神，包含着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的为文学事业献身的追梦者精神。这种精神至今感动并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为陕西文学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和源泉。
文学作品“触电”影视精品迭现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陕西的文学创作还是一种独立存在的艺术现象，直到路遥的《人生》被著名导演吴天明改编成同名电影。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对接碰撞飞溅出了别样的火花。
《人生》《老井》和《红高梁》的连续出品及产生的巨大反响使“影视陕军”成为中国影视业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上世纪80年代，西安电影制片厂（简称“西影”）几乎代表了华语电影的最高成就。在全国电影制片单位中，西影第一个在国际A级电影节获得最高奖项，迄今总共获国内外各类奖项300多个，获得的国际奖项数量全国第一，影片出口量全国第一。
西影走出了吴天明、张艺谋、滕文骥、田壮壮、陈凯歌、顾长卫等一大批著名导演，以及芦苇、孙毅安、杨争光等编剧，巩俐、姜文等演员也是通过西影的作品为世人所熟知。
如今，走进由西影改制而来的西部电影集团，映入眼帘的便是《人生》《红高粱》《野山》《老井》等曾为观众所熟知的电影海报。在西影历史陈列室里摆放着数百个各式各样的奖杯，位于中心的是一座金熊奖杯，那是1988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获得的柏林电影节大奖。
进入21世纪，以小说创作盛名于中国文坛的陕西作家们开始频频“触电”，其作品经过版权改编之后，成为叫好又叫座的好片好剧。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贾平凹的小说《高兴》、杜鹏程的小说《保卫延安》、孙皓晖的小说《大秦帝国》等，都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或电视剧。
陕西作家们的文学作品以另一种艺术形式走进人们的视野中，为影视制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蓝本。
前不久，由陕西作家路遥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使这部1991年就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再次走红。
随着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播出，许多回忆路遥和回忆这部作品当年带给自己影响的文章在微信和微博中热传，秉烛夜读和热泪盈眶是许多人对这部小说的共同阅读记忆。
“他们灵魂中充盈着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又无法回避时代与环境带来的苦闷，这种复杂交织的心绪，几乎是从上世纪70年代延续到90年代青年们共同的精神特质。”评论家肖云儒说，“这部小说因此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著名作家和谷在谈到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时中肯地说：“在赞赏制作方表现不俗的同时也要看到，支撑剧作基础与灵魂的仍是原著给予的文学品质。”
他说，陕西作家在全国堪称一流，小说和纪实作品浩如烟海，是本土电视剧作的源泉。电视文学是普及文学，大凡上乘之作，均触及人们所关心的人生价值与社会道德问题，充满了文学气息，发挥了社会影响力与大众审美功能。关键症结是如何使电视剧作融入文学品质，来源于生活，而不是所谓的戏说，以符合观众的审美心理期待。
2008年，陕西学者孙皓晖在沉寂16年后，捧出了6部11卷的系列历史小说《大秦帝国》。这部巨著被改编成电视剧后，引燃了观众对秦朝历史的热议。
谈起自己的创作初衷时，孙皓晖表示，中国和世界对中国原生文明存在误读，催生了他写这部小说和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想法。他说：“我讲秦朝是中华文明的正源没用，得老百姓都这么讲，而最好的形式只能是电视剧。”
中国电视受众研究会副会长于聚义认为，新世纪陕西影视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及特征，就是“影视陕军”加强了与“文学陕军”的联系及合作，“影视陕军”从“文学陕军”那里获得了很大的养分。
搭建合作平台跨越艺术鸿沟
陕西雄厚的文学创作实力，带动了影视产业的发展，而两大艺术形式的双赢则是得益于陕西省出台的一系列扶持措施。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彦说，陕西文艺创作主管部门打破政府投入精品生产的单一机制，建立了“陕西民营影视创作生产经验交流会”“陕西省重点影视剧目创作策划会”“陕西影视题材创作自愿共享对接会”等一系列平台。
为促进文学与影视融合，近年来，陕西省作家协会与陕西省广电局及上百家影视公司建立了常态化供求协调机制，与陕文投集团签订了影视剧合作战略框架协议，并与西安电视剧版权交易中心建立了影视剧本、文学脚本创作合作机制。作为全国首家成立的影视版权交易机构，西安电视剧版权交易中心还推出了作家经纪业务，搭建起服务于文学创作与影视生产制作的专业化评估、交易平台。
西安电视剧版权交易中心总经理党雷说：“文学和影视是天然的亲缘关系，陕西文学资源底蕴雄厚，影视方面应该牢牢抓住这个优势，将好的著作拍摄成优秀的影视剧，增强影视陕军的竞争力。”
然而，文学与影视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如何实现真正的跨界深度融合，如何将扁平的文字改编成镜头里鲜活的影视形象，如何开掘陕西文学的资源，使陕派影视富于文学品质，是导演和编剧们面临的一大难题。
作为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投资方之一，陕西文化产业（影视）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博认为，在改编过程中既要充分尊重原著精神，把精华部分和原著精神提炼出来，又要同时尊重影视剧的创作规律，契合时代需求，用当下的价值观及社会需求来解读原著，加上原著广泛的受众基础和优质主创团队的加盟，这些因素才能保证一部作品的质量和影响力。
但将小说改编成影视剧并非都会一帆风顺。作家高建群曾参与自己多部文学作品的影视剧改编工作，他坦陈：“失败多于成功。有时候因为几个投资方谈不拢，有时候又因为导演或者编剧不理想，甚至因为主要演员的档期问题，不少项目都流产了。”
高建群说，小说是一种个体的创作，作者将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体悟以文字的手段呈现。但影视剧不仅是一种集体劳动，而且涉及前期策划、投资、主创、制作、发行等多个环节，如果没有一种机制保障各个环节“环环相扣”，将优秀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必然“命运多舛”。
蒋惠莉认为，要将陕西作家的作品成功推上屏幕，还有多重“鸿沟”需要跨越。她说：“多数陕西作家在创作中的‘影视意识’不足，写作手法传统，作品更多关注历史和农村故事，受观众欢迎的家庭、职场等题材不多。陕西缺少编剧和市场运营人才，这成为陕西文学难以充分向影视转换的‘短板’。”
党雷也认为，文学与影视的融合并非单向度，现在一些成功的影视剧开始推出影视同期书，这是文学与影视相互转化融合的一种新形式。党雷说：“充分开发利用陕西的创意资源和政策优势，就完全有可能打通文学与影视两个不同艺术门类，实现两大阵营共同发展。”（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书云 杨一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