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贺流年

2015/11/4   来自：韩城作协网   点击：11044 

             一贺流年

张 申

贺万昌兄七十二岁寿诞

胸襟如海岁蹉跎，

大浪潮头勇拼搏。

战罢煤田拓新路，

身起楼厦立城郭。

为仁举善乡恩报，

助村敬老誉声多。

历尽坎坷人未老，

再谱第二青春歌。

甲午荷月    师义堂

序 言

 我与贺万昌相识，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讲究“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河津县经常召开诸如“学毛著积极分子讲用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一类的会议，贺万昌多次以先进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当时我在县里工作，就有同这些代表接触的机会。看到贺万昌这个年轻人朝气蓬勃，思想进步，工作积极，为人朴实厚道，打心眼里喜欢。就有了从接触到认识到交往的过程，渐次成了朋友。我年长贺万昌十来岁，算是忘年交吧。由于这层关系，我对贺万昌有了更多的关注，看到他从一个普通工人到矿领导到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历程，对他的每个进步感到由衷高兴，也每每在危急时刻为他捏着一把汗。几十年的风霜雪雨，贺万昌是一个成功者。贺万昌要我为他的传记《一贺流年》写序言，于是有了先睹为快的机会，粗略地翻看一下，这本书涉及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的很多事件，有国家的，有民族的，社会的，家庭的，更多的是着笔于贺万昌个人，其中改革开放时期占了相当比重。时间跨度有大几十年，在对贺万昌人生奋斗历程记述的同时，比较详实地记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社会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发展经济为重点的转变历程，百姓生活由贫穷到温饱到小康的变化历程。这部书不仅是贺万昌的成长史，生活史，奋斗史，家庭史。在一定意义上说，更是浓缩了的当代社会史，国企改革史，因此有相当的史料价值。我今年已经八十多岁，算是耄耋之年，自觉体力不支，精神不济。就草草写了这些文字，表达对这本书的点赞态度，并以此为序。

赵瑞生    2015-3-31

注：序言作者曾任河津市副市长        赵瑞生（01）    

目录：

序言                         （01）

引子                               （1）

上篇：不曾忘却的记忆

第一节：家世

第二节：鬼子来了

第三节：贺二爷

第四节：伯父之死

第五节：血案

第六节：生逢乱世

第七节：日本投降了

第八节：囚徒

第九节：奶奶

第十节：父亲“贺大汉”

下篇：年轮

第一节：学业

第二节：涉世

第三节：初下老窑头

第四节：船窝水运

第五节：再下老窑头

第六节：采煤队长

第七节：荣光

第八节：台阶

第九节：变革

第十节：书记

第十一节：薛虎沟

第十二节：旗帜

第十三节：低谷

第十四节：改制

第十五节：开创之路

第十六节：整合

第十七节：龙福家园

第十八节：“婆婆”

第十九节：寸草心

后记：

附录：一、贺氏一脉家族成员序列表

二、“上岭村文化活动中心创建碑志”铭文

三、中国国企改革约略

四、房地产开发具体流程

引子

昆仑一泻龙门开，万里黄河天上来。

奔腾的黄河，出青海跨甘肃，过宁夏入壶口，“帘垂水帐生重雾，瀑作雷声震九垓。”就进入了秦晋大峡谷。这里山深水急，两岸悬崖峭壁，如刀削斧凿。奔腾的河水出龙门后豁然开朗，河宽由八十步一跃而为四十里。洪流滚滚，一片汪洋，这里就是传说中大禹治水开凿龙门的地方。

黄河东岸，山西乡宁、河津相邻，与陕西韩城隔河相望，可谓鸡鸣三县两省之地。在乡宁河津毗邻的崇山峻岭之中，有一个曾先后几次归属河津乡宁管辖，并于1971年由乡宁划归河津县下化乡管辖的村落，就是本书主人公贺万昌的故乡上岭村。上岭村由上岭、西岭、下岭、碗窝等九个自然村组成，人口三千余人。贺万昌家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几百年，贺姓是村中的大姓。

          第一节：  家世

贺姓起源，追溯有二 ：
   1、出自姜姓，是为避帝王名讳所改的姓氏。春秋时，齐桓公（姜姓）有个孙子叫公孙庆克，公孙庆克的儿子庆封以父名命氏，称为庆氏。庆封在齐灵公时任大夫，在庄公时与崔杼曾为上卿，执掌国政。后两人升为左右相国。因崔杼家内发生内乱，庆封以弑君罪灭掉崔氏，独霸朝政。而庆封不勤于政事，把政事交由儿子庆舍处理，引起了满朝上下对庆氏的不满，后来庆舍被庆封的亲信杀死。庆封外出得免此难，见势不妙，便逃往吴国，受到吴王礼遇，庆氏宗族闻讯赶来投奔，此后庆氏一族逐渐成为名门望族。西汉末，子孙徙会稽山阴，东汉时庆仪为汝阴令，其曾孙庆纯官至侍中，为避汉安帝的父亲刘庆的名讳，“庆”字改为同义的“贺”字。庆纯改为贺纯。史称贺姓正宗。是为江苏贺氏。

 2、出自他族改姓。据《魏书。官氏志》等所载，南北朝时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行汉化，将鲜卑族复姓贺兰氏、贺拔氏、贺狄氏、贺赖氏、贺敦氏皆改为汉字单姓贺氏。是为河南贺氏。
    汉代之后， 中国贺氏播迁各地，分布地区广泛，郡族门望较多。最著名的当属唐朝大诗人贺知章一脉。据《元和姓篡》记载，庆质的孙子叫贺齐，为三国时吴国大将军，齐的孙子贺邵任中书令，邵的儿子贺修在西晋任太子太傅。贺修的十二世孙贺德仁为唐太子中书舍人，德仁的侄孙贺默为彭州刺史，德仁的侄曾孙就是唐玄宗时秘书监贺知章。贺知章：越州永兴人（今浙江萧山），唐代著名诗人。证圣进士，后还乡为道士。好饮酒，与李白、张旭等关系密切，时称“醉中八仙”。能诗，又工书法，尤善草隶，其诗今存二十首，其《回乡偶书》传诵颇广。他高寿85岁，为贺氏名人中的寿星。

宋代以后的各朝代，贺氏分布更加广泛，贺姓人散居各地者众多，不胜枚举。贺氏宗族与山西相关联的有，宋朝时有忻州定襄（今属山西）贺氏。 清代江西贺氏，因躲避官事，千里迁徙至陕西榆林府，今天已经是名门望族。
    山西河津县上岭村的贺氏家族，七百年前由临汾石楼县迁来此地。石楼县与定襄、榆林地理位置相近，石楼县贺氏与定襄贺氏以及榆林贺氏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则不得而知。 当年贺氏家族先人们迁来河津的原因，由于年代久远和资料有限，也无从考究。迁入上岭村的贺氏先人分为五支，其后的年代二门、三门两支外迁河津，其余三支在上岭村世代居住。以20年为一代推断，到贺万昌这一代，贺氏家族在上岭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大约为35代。除了上岭之外，附近的下岭、碗窝、西岭都有贺氏家族居住。河津县志记载，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河津境内有贺姓人口 5105 人，在河津县的542个姓氏中排第17位。

清朝乾隆时期任山西大同县知县的一个县官，是几百年贺氏家族口口相传的显赫人物。

由石楼县迁居河津的贺氏家族，大约到32代左右为贺万昌的曾祖父贺景业一代。贺万昌一族在曾祖父手上达到鼎盛时期，贺家深宅大院，占有大岭村大部土地。

贺景业有子两人，分别是贺秉乾、贺秉仁 。贺万昌祖父贺秉乾为长门，祖谱如下：

石楼贺氏(约700年前)----河津贺氏（约32代）---贺景业---（见《贺氏一脉家族成员序列表》）

              第二节：日本鬼子来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对中国觊觎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华侵略，1932年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整个东北迅速沦陷。1937年日本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半壁江山沦陷，处于日本铁蹄蹂躏之下。地处吕梁山偏僻之地的上岭村也难幸免。

距离上岭村不足五里的地方有个村子叫碗窝。在这个几百人的大村子里，贺老大可以说得上是见多识广的人物。贺老大常年漂泊在黄河之上，驾船从船窝渡口出发，上至壶口，下至龙门、芝川、风陵渡乃至河南，将煤铁以及山货核桃、柿子一类农产品运往各地，经常接触南来北往的客商，也带来了山南海北的信息。每当船靠船窝渡口的间隙，贺老大自然会回家看看。只要得到贺老大回来的消息，就会有许多人围拢到他的身边，或在贺老大的家里或在街上来听贺老大的“新闻联播”。随着贺老大绘声绘色讲述着各地的轶闻趣事，坐在旁边咪着眼睛嗞嗞地抽着烟袋的老者，不时发出叹息；伸长脖子，眨巴着眼睛的孩子们，脸上露出时而惊奇、时而高兴的表情，有时口里发出轻轻的叫声。

在所有的信息当中，日本鬼子侵华成为一件令人揪心的事。东北皇姑屯事件，乡里人大多作为一个新闻来听，东北离上岭村太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庄稼人，还没有那么高的爱国情怀；“七·七”卢沟桥事变，在他们心中引起震动，北平这个词汇离他们的嘴边太近了；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则使他们嗅到了火药味；日本鬼子占领河津更令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日本强盗已经打到自己本乡本土来了。

消息不时传入上岭，惊恐情绪弥漫着整个山村。1938年5  月的一天，尖脆的枪声打破了山村的平静，身穿黄军装、脚踏大马靴、腰挎日本东洋刀、手持闪着寒光刺刀步枪的日本鬼子进村了。

          第三节：  贺二爷

上岭村可以称得上人物的人，应该就是贺二爷了。

二爷贺秉仁，生于1890年，是当年富有的贺家子弟当中唯一的知识分子。穷困的山区没有学校，贺万昌的曾祖父将贺二爷送到距离上岭村几十里外的一个富有人家的私塾念书。贺二爷以童生身份参加了几次院试，虽然都没有取得秀才的身份，但在私塾学习四书五经也积累了不少知识，在偏僻山区十里八乡的算是文化人。贺二爷也一贯以文化人的打扮，一年四季身穿青色长袍，外套灰马褂，疙瘩小圆帽。即便暑热夏天，也绝不赤身裸体。冬夏衣服变化不过薄厚单棉的区别罢了。

在众人面前，贺二爷有时之乎者也地讲上一段论语故事，半懂不懂的山村人就更感到贺二爷的知识渊博，多了几分敬重。写个分家文书，编写对联、请柬、讣告，贺二爷就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凭着声望，三乡五里的山里人办事，贺二爷是当然的座上客，贺二爷一副派头，应酬接待不亢不卑，自然得体。

日本鬼子盘踞上岭村，家道中落的贺家依然成为鬼子驻扎的首选之地。贺家上下，大都惊恐失措，与鬼子交涉的任务就落在贺二爷头上。经过贺二爷的周旋协调，贺家宅院的几间简易偏房留作了贺家老少几十人的栖身之地。

日本鬼子举着屠刀，一面不眨眼地屠杀着中国人。一面又打着“东亚共荣”的旗号，培植亲日势力，建立日伪政权，作为奴役中国人的工具。维持会就是日本鬼子侵华战争中建立的一级基层组织。

维持会的成员大多是日伪汉奸，但也有抗日政权安插的地下人员。在日伪占领区，与其让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硬碰硬地与鬼子对着干，倒不如敷衍塞责地应景日本人，俗话叫“糊弄洋鬼子”，同时也可以从中刺探情报，为抗日服务。因此，不少维持会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应付日本人，另一方面又为抗日政权暗中服务。

由于贺二爷在当地的影响以及有了同日本鬼子的初步接触，贺二爷成为上岭村维持会会长的不二人选。

上岭村村后有一道山梁，那里是黄河东岸的制高点。站在山梁之上，上岭、下岭、西岭三个村落尽收眼底，就近可以监视几个村的动向。向西望去，黄河浪涛可见，沿黄河边简易道路的车辆活动情况完全处于监视范围之内。借助望远镜，河对面担负陕西黄河防务的国民党九十军的河防工事清楚可见，国民党驻军的活动情况全在视野之中。这个制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也就成为日本鬼子修建炮楼的首选位置。                  上岭村炮楼遗址

炮楼，是一种四周可以瞭望并射击的高碉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每到一处都构筑碉堡，以镇压人民的反抗，老百姓称“碉堡”为“炮楼”。日本鬼子的炮楼大多为砖木结构。炮楼的建材是砖头、“三合土”（既掺泥土的水泥砂浆）和木料。砖头、砂和木材是就地取材，水泥是日本人自己带来的。后来日军资源缺乏，水泥都用不上了，用黄泥粘合砖瓦垒砌而成。炮楼修的高度如三两层楼，四周布设观察孔、射击孔。炮楼周遭挖一丈多深的壕沟，在壕沟上设置吊桥，日本鬼子进出，吊桥放下通行，而后吊起来。有了壕沟的阻断，炮楼就很难接近。

这种砖木结构的建筑当然经不起大炮的攻击，就是拿一门60迫击炮，也能把它轰垮了。但面对当年缺少大炮，以步枪为主要武器的中国抗日力量，炮楼成为日本鬼子易守难攻的坚固保垒。

上岭村的日本鬼子修筑炮楼的砖瓦木料，来自上岭村的民房庙宇，上岭村的孔庙、关帝庙、禹王庙，统统拆毁，大量的民房被拆。在日本鬼子刺刀看押下，眼睁睁看着自家的房屋被拆毁，身为维持会长的贺二爷也奈何不得。贺家的房屋被拆得七零八落，残墙断壁，目不忍赌，可怜贺家几代人修造的家园，毁于一旦。

           第四节：  伯父之死

如果说没有保住祖业是贺二爷的一大憾事，那么，贺家子孙惨遭日本鬼子杀害就更使贺二爷痛心疾首。

贺万昌爷爷有兄弟二人。贺万昌的爷爷排行老大，英年早逝，遗下三儿一女，即贺万昌伯父贺春泰，父亲贺春回，叔父贺春厚，姑姑贺香黑。贺万昌爷爷死后，贺二爷除了负责自己一家人的生活，还要关顾分家单过的寡居大嫂及侄子们的生活。实际上是一个二三十口人大家庭的当家人，肩上担子的分量可想而知。

半蹲半坐地萎缩在墙角晒太阳的贺春泰，初夏的天气，还身穿长袍，头戴礼帽，俨然一副冬季的装束。尽管如此，贺春泰依然上牙不搭下牙地瑟瑟发抖，身子不由自主地缩成一团，在墙角里打摆子，贺春泰的疟疾病又发作了。贺春泰得病已经好几个月了，也请了几个医生看过，兵慌马乱的年代，药也配不齐，疗效总不显著，何况疟疾本身就是一个麻缠病，一时半会地也不会好。

1941年4月28日，盘踞上岭村的日本鬼子又窜出来骚扰，男女老少纷纷躲藏。自知危险临近的贺春泰，艰难地直起身子试图逃跑，可那两只脚像灌满了铅一样沉重，哪里能跑得动，晃动两下，身子像个麻袋一样重重地摔在地上。

日本鬼子严格审查被抓来的每一个人。在贺春泰的手上，日本鬼子没有看到一般庄稼人长满的老茧，再加上贺春泰的反季装束和眉宇间尚存的富家子弟气质，和普通庄稼人有明显差异。日本鬼子判断贺春泰是来不及撤退的国民党部队一个有一定身份的人物，认为抓了一条大鱼，想从他身上捞取有价值的线索，准备对贺春泰进行严厉审讯。看到日本鬼子没有放人的意思，贺春泰就越发地紧张，想起以往被日本鬼子抓住的人，在皮鞭抽打下的惨状，就更加毛骨悚然。想想即将面对的酷刑，贺春泰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强烈的求生欲望使他打定主意：逃出去！

疟疾病是一种间歇发作的疾病，一般下午发作，发烧是主要症状，不发作时又和正常人差不多，没有明显症状。贺春泰得病拖拖拉拉地好长一段时间了，身体的耗损可想而知。但绝处求生的欲望使他增添了十分气力，他瞅准一个机会，奇迹般地躲过了戒备森严的岗哨，拼尽全身力气向山沟里跑去。他的逃跑行动，被日本哨兵发现，一时间警笛大作，日本兵紧急出动撵了上来。贺春泰在山沟里跑，叽哩哇啦喊叫的日本鬼子在山梁上追，一边追赶，一边开枪射击，嗖嗖的子弹像雨点一样飞了过来，可怜贺春泰逃出不到二百米，就倒在血泊中。

贺家一片慌乱，早年寡居的奶奶，看看和自己同样命运哭干了眼泪的大儿媳，日夜合不上的眼睛，发红的眼珠楞楞地在那里发呆。贺家当家人贺二爷，更是处于深深的自责当中，作为当家人，没有保护好自己的侄子，对不起将一家人托付给自己的哥哥，对不起寡居嫂嫂。一想到这些，贺二爷扭曲着脸，在屋里走来走去来回踱步。

父亲和三叔更是气得咬牙切齿，看到一母同胞兄弟惨死在日本人手里，几次拿起菜刀要和日本鬼子拼命，这种鸡蛋碰石头的举动，一次次地又被家人拦阻下来。

怀着满腔仇恨的一家人，知道如果白天去到日本人眼皮子底下收殓大伯的尸首，会给贺家招来更大的杀身之祸。几经商议，天黑之后，父亲、三叔和贺二爷三人悄悄潜到伯父的尸体旁边，将伯父尸体拖走，就近找个僻静处挖个土坑，将伯父草草埋葬。在日本鬼子铁蹄蹂躏河山破碎的民族危亡中，添上了贺家几辈人挥之不去的家恨。

         第五节：  血案

建在上岭村梁坡上的日本炮楼，虽然有战略制高点的优势，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离村太远，岗楼里面的人吃住不方便。由于这个原因，住在贺万昌家的日本张翻译官在炮楼建好后依然住在贺家院子后面的平房里，前后长达五六年的时间。住得时间长了，对附近的情况也就有了更多了解。

离上岭村不远的碗窝村贺家有个姑娘，面目俊秀，粉里透红的脸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紧身的衣着，细细的腰身，丰满的胸臀，走起路来，两只不安分的乳房，微微颤动，引得路上走过的小伙子们无不贪婪地回头望上几眼。贺家人知道女孩子大了，又长得俊俏，兵荒马乱的年代，更会招惹是非。于是在姑娘十七八岁时就张罗婆家，很快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定了亲事，只等着选定一个黄道吉日结婚过门。日本鬼子翻译官听说了这个事，就心生歹意，要抢人家就要过门的姑娘据为己有。先是托人提亲，自然被贺家人拒绝，一是姑娘有主，一女不二嫁；另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为鬼子当奴才让人鄙视，好人家的闺女谁愿意给一个日本奴才当媳妇！见好说不成，日本翻译官带上几个鬼子几次上门相逼。最后一次，几个鬼子在贺家打砸一通，连猪圈里的大肥猪也不得幸免，被刺刀挑开肚子，里面的肠子流了一地，躺在血泊之中。临出门，日本翻译官放下狠话，再不答应，这条猪就是你一家人的下场！

1944年春节前的一天夜里，一条条黑影在日本鬼子炮楼周围活动，他们迅速占据有利地形，分别完成了对碗涡、上岭、南桑峪、北桑峪几个炮楼的封锁包围，切断了几个炮楼之间的联系。黑暗中，上岭村的一所院落外，噗噗两声响动，两个日本哨兵胸前喷着血柱倒在地上。紧接着，爆豆一样的枪声打破了夜空的寂静，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二三十个正在上岭村肥吃海喝的日本鬼子血肉横飞，命上西天。为非作歹的日本翻译官被活捉，而后被带到陕西韩城竹园村附近的偏僻山沟里，一颗子弹报销了性命。此次偷袭，驻守上岭炮楼近一个排的日本兵被消灭，大大打击了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

这次行动的主力，是黄河西面陕西韩城担负黄河防务的国民党九十军。九十军派出部队，渡过黄河，利用年关日本鬼子戒备懈怠的时机，非常漂亮地奇袭了上岭的日本鬼子，处决了作恶多端的日本翻译官，为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

这次行动也留下了很多谜团。依照常规，韩城的九十军隶属于第一战区，归胡宗南指挥；而河津属于第二战区，是属于阎锡山管辖的区域，这种跨辖区的作战经谁批准，如此精准打击是谁提供了详实的情报，又是谁联系了九十军的部队。据说碗窝的贺家是官宦人家，很有活动能力，但也只是传说而已。

日本鬼子吃了大亏，恼羞成怒，从河津各地甚至运城抽调力量实施疯狂报复。骑着洋马的日本兵在上岭村一带大肆搜捕抓人，哪里还管什么是不是抗日人员，只要被抓住就格杀勿论。2月4日，日本鬼子将抓捕到的二十多人一次杀害。日本鬼子一声令下，几十条枪一齐射击，随着枪声，站在大坑前的二十几个人，一个个满身血迹地栽倒到大坑里面。

日本鬼子在这次惨案中杀害的二十多人，大多是上岭村周围村民，也有河津固镇村的村民。一个吕姓妇女是这次惨案中的唯一幸存者。面对死亡，吕姓女保持清醒头脑，枪响的同时，她扑到坑里，躲过了子弹扫射。凶狠的日本鬼子为了使每个被行刑人致命，又用刺刀在横躺竖卧的死人堆里每人身上补了一刀。幸运的是吕姓女没有被刺中要害。夜幕来临，在死人堆中一身血泊的吕姓女挣扎着爬出死人坑，被贺姓人（贺万泽）救起后转交吕姓家人，吕家人紧急将其转移外地，细心理疗，捡回了一条性命。

            第六节：生逢乱世

日本鬼子的铁蹄难以阻挡华夏民族的繁衍生息，1942年 4月28日，在硝烟战火中，一个婴儿在母亲剧烈阵痛之后汩汩坠世，这就是本书的主人公贺万昌。

母亲目不转睛地看着睡在身边熟睡的婴儿，为人母的喜悦早已忘却了分娩的阵痛，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父亲进进出出，忙忙火火，时不时地弯下腰看看自己的宝贝儿子，那神情，那手姿，大有要把儿子抱起来亲上一阵子的姿态。奶奶更是喜得合不拢嘴，一家人沉浸在幸福之中，完全忘记了这是鸡飞狗跳的慌乱年代。

夜晚，尖脆的枪声划破了夜空的宁静，炮楼行刑室里传来的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令人惊恐。只有这个时候，父母才从陶醉中醒来，想起白天那一幕幕日本鬼子凶神恶煞地用枪托打开农家院门抓人的惶恐场面；想起日本鬼子用刺刀挑开乡民肚子，一堆肠子嘟噜在体外倒在血泊中的惨景。大人小孩到处躲避，姑娘们故意披头散发，脸上抹上锅底黑以躲避日本鬼子的蹂躏。日子没法过呀！

只有这个时候，父母意识到，有了孩子逃灾避难就变得更加困难，一声孩子的哭声会暴露一家人的藏身之地，惹来杀身之祸，不仅大人难以幸免，襁褓中的婴儿更会遭遇惨祸。几个不眠之夜的商量之后，父母商定逃难。

与河津一河之隔的韩城赵家山，成为父母逃难的目的地。在全民族抗日军民的打击下，连做梦都想吞下整个中国的日本人，始终没能跨过黄河进入陕西地界。赵家山处于群山包围之中，一个不过几百口人的村庄，住有上百口从河津逃难的百姓。

抱着襁褓中的婴儿，贺万昌的父母渡过黄河，找到赵家山一户薛姓人家的一面窑洞住下。患难之中，互不相识的薛家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怀。窑洞原本是薛家盛放杂物的地方，为了让贺万昌父母早日住进去，薛家老两口动员家里的大人小孩一齐动手，清理打扫窑洞。重要的物件挤进老两口的住房，不太重要的物件就堆放在院落的一角。又买来白纸贴在破旧的窗棂上，忙碌了一两天，贺万昌一家终于有了安身之地。

由于窑洞长时间无人居住，潮湿不通风，不时会有土滓掉在被子上。看看窑洞不大平整的土墙，贺万昌的父亲贺春回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这里没有了日本鬼子的袭扰，可以安安生生地过日子了。人说穷家难舍，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家的狗窝。这里再好，也比不上住在自己家里习惯。何况家里还有自己白发苍苍的母亲、叔父等一家几十口人，也不知他们怎么样了，这几天日本鬼子又祸害人了吗？想到这里，贺春回长叹了一声。

热情的薛家老两口，主动送来了锅碗瓢盆。贺春回一家三口有了最基本的生活条件。

山里人住的土窑洞大多都是依据地形掘凿，一般情况下在山坡上挖出一个与地面垂直的平面，而后向里向里开挖，掘出拱形洞穴，在洞穴面向院落的一面砌起一面墙，安上门窗就能居住。讲究并有实力的人家，依据窑洞的拱形结构以青砖拱璇，再用白灰抹墙，就成为山里人上档次的住宅。窑洞以它特有的优势，为太多山里人所钟爱，即便是简陋窑洞也是如此。由于窑洞依山坡开挖，上下左右和后方有厚厚的土层包裹。炎热的夏季，酷热的太阳难以晒透厚厚的土层，所以窑里是凉的；寒冷的冬天，凛冽的寒风吹不透厚厚的窑壁，窑里是暖的。因此，住在窑洞的贺家三口并没有受到冬季的寒冷和盛夏炎热的威胁。

河津上岭的家人，不时捎些衣物钱财支持逃难的贺春回三口，买些粮油酱菜，维持简单生活。春天来了，贺万昌的母亲去山上挖些野菜，父亲打打零工，挣钱补贴家用。颠沛流离的生活使母亲的奶水难以喂饱食量渐长的贺万昌，邻家奶量充足的赵二嫂，就常常抱上贺万昌喂奶，安抚贺万昌的哭闹。国难当头，一河之隔的秦晋人民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春去秋来，贺万昌一家三口一晃在赵家山住了两年。贺万昌学会了走路，呀呀学语，会叫爷娘。

 1938年10月，日军相继占领广州和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全国军民的打击下，日本的实力受到极大耗损，被拖得筋疲力尽。到1944年，在国际同盟国的共同打击下，日本鬼子成了秋后的蚂蚱，再没有往日的疯狂，龟缩在炮楼里不敢出来，老百姓的日子逐渐安稳了。急于看孙子贺万昌的奶奶，就催着叔父贺春厚到赵家山接贺万昌他们回家。

韩城赵家山与河津上岭直线距离很近，只有一河之隔，被黄河阻断，要渡黄河的渡河工具是羊皮筏子。羊皮筏是用羊牛皮扎制而成的，是黄河沿岸人们早年使用的一种古老的摆渡工具。

羊皮筏子制作需要很高的宰剥技巧，从羊颈部开口，慢慢地将整张皮囫囵个儿褪下来，不能划破一点毛皮。将羊皮脱毛后，吹气使皮胎膨胀，再灌入少量清油、食盐和水，然后把皮胎的头尾和四肢扎紧，经过晾晒的皮胎颜色黄褐透明，看上去像个鼓鼓的圆筒。用麻绳将坚硬的水曲柳木条捆一个方形的木框子，再横向绑上数根木条，把一只只皮胎顺次扎在木条下面，皮筏子就制成了。羊皮筏子体积小而轻，携带方便，所有的部件都能拆开分散携带。以三五百皮胎数量不同组成大、中、小型的载货筏和只有十三个皮胎组成的载人皮筏四种。其特点是只能顺流而下，不能逆流而上，可谓“下水人乘筏，上水筏乘人”。

颠簸漂浮在黄河里的羊皮筏子，一会儿被激浪掀起，一会儿又在璇涡中打转。在羊皮筏子上被母亲紧紧抱着的贺万昌还不知道害怕，看到鼓囊囊的羊皮筏子倒觉得新奇，看着滚滚的黄河水、陡峭的黄河岸觉得好玩，不禁手舞足蹈起来，只是那两只脚被母亲紧紧的抱在怀里，动弹不得。只有那两只手在不停地比划，口中喃喃有词，说着些什么……。

虽然此时的日本鬼子还没被赶出中华大地，但河山收复在望。归家喜悦，贺春回最应当想起的是杜甫的一首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衫。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只可惜，贺春回目不识丁，哪里能生发出对着黄河涛浪放声咏诵的闲情雅致。

奶奶从母亲怀里抱过孙子，左看右看，高兴得热泪盈眶。患难当中，一家人终于得以团圆了。

         第七节：日本投降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昭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日本鬼子狼狈地溜出上岭村炮楼，到河津集合，向中方投降。驻河津的日本鬼子惶惶不可终日，一副狼狈样地出来接洽向中方投降事宜，战争中逃跑的国民党河津县政府成员，此时依然不见踪影。8月18日，正当阎锡山部下便衣组长“精建会”头目欲代表河津县政府接受投降时，被身为共产党员的河津编村村长薛登芝喝退，薛登芝大义凛然地说：“我是河津城关编村村长兼主任委员，县城附近均属我们管辖，我完全有资格代表河津县政府接受投降！”薛登芝和李林子（编村工作员）、柴理科走进河津县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代表中方受降，又组织纠察队维持县城秩序，发表安民告示，并以自己印章加盖的封条，封存日本移交的合作社、商店、仓库等。

1945年9月17日，日本人离开河津县。从1938年3月5日日本占领河津七年多的时间里，河津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9月20日，河津各个村庄组织闹社火活动，庆祝河津抗日战争的胜利。贺二爷也前前后后忙碌着，沉浸在欢乐之中。高兴之余，脑海中闪现出一点异样的感觉，心中五味杂陈，他恨日本人，日本人杀了自己的侄子，杀了那么多的乡亲，毁了那么多的房子，自己的身上也挨过日本人的鞭子，日本人早点滚蛋是心底的希望。但贺二爷又有点莫名的恐惧，自己当过维持会长这个不光彩的角色，有这个差使就少不了为日本人办事。日本人走了，政府能不对像自己这样的汉奸进行清算吗？想到这里，贺二爷不禁惶恐至极，魂不守舍。他恨自己缺少骨气，后悔为什么当时应景下这个差使。越怕越来事，果然在日本鬼子投降之后，贺二爷被投入了国民党的乡宁县监狱，直到乡宁县被解放军解放，贺二爷获得短暂自由。

         第八节：囚徒

贺二爷同其他被押上刑场的死刑犯们一起跪在地上，腊黄的脸上淌着汗水，凹陷在眼框中的两只眼睛昏暗无光。贺二爷努力挺挺脖子，想在临死前再看看这个被留恋的世界，但是细长的脖子难以支撑脑袋的重量，晃了几下，又无力地耸拉了下来。随着叭叭的枪响，贺二爷像一堆松软的烂泥，瘫倒在地上。

贺二爷没有死，这次上刑场他只是扮演了一个陪绑者的角色。陪绑是解放初期，对重刑罪犯的一种惩戒手段。将重刑犯和死刑犯一同押赴执行枪决的刑场。在陪绑者事先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让陪绑者实实在在地体会一次走鬼门关的味道，非亲历者，这种生死一瞬间的恐惧感受令人难以体味。

被押回监狱的贺二爷惊魂未定，头发根子发紧，耳边仍然有挥之不去的枪声。直到十多天后，逐渐缓过神来的贺二爷，脑海里开始一幕幕翻腾这几年来河津地区的变化局势。

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晋冀豫军区第四纵队及太岳军区部队：应在陈庚、谢富治、王新亭统一指挥下，迅速向临汾以南的河津风陵渡进攻，并逐一攻取晋南三角地带一切可以夺取的地方。

4月7日，国民党河津县长燕鹏飞得知解放军占领新绛县城，仓惶逃跑。4月8日人民解放军肃清反动残余，河津解放。河津解放之后，国民党残余势力并不甘心失败，垂死挣扎，纠集恶霸土匪等反动势力进行反扑。这一时间震惊河津的最重要事件当属杨明录反革命叛乱。

1947年12月下旬，胡宗南晋南游击总队第二支队长委派清涧县的郝中太，以三大队大队长的头衔相引诱，策反杨明录。劣迹累累的杨明录，曾先后效力于日伪政权和国民党反动势力，1947年9月投诚解放军太岳部队，被任命为韩宜支队一中队长，驻守上岭村一带，担负黄河防务。

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策动下，杨明录发动叛乱，率部下袭击解放军禹门口驻军，打死十连连长已佑斌、九连连长孙灵科、公安战士赵黑娃。杀死土改干部、农会干部多人，放走被押地富分子五十多人，气焰十分嚣张。在解放军公安大队和民兵围剿下，被击毙于稷山姚家岭村。

   在复杂的形势下，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河津县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1951年4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历时五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河津县查处各类反革命分子290人，判处死刑57人，判处有期徒刑60人，长期改造25人，教育释放32人。

日本鬼子走后，一直心神不定的贺二爷，先是被国民党的乡宁监狱关押，在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贺二爷再次被人民政权逮捕入狱，成为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查处人员之一。经历刑场鬼门关的惊险一幕之后，贺二爷又被重新押回监狱关押。贺二爷没有被执行死刑，大概因为本人没有直接牵涉命案；另一个原因是，此时身为解放军干部的儿子所在部队领导，得知此事后派专人来河津交涉，历数二爷借助维持会长身份，为支持抗日做的好事，以及全力支持儿子参加解放军的进步表现。但身为维持会长，就和发生在上岭的血案有扯不断的关系，不管怎样说，血案发生在自己管辖的地域，就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责任。贺二爷保住了性命，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一顶反革命帽子重重地压在了他的头上。

此时的贺二爷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另一方面他又是光荣军属。1948年，贺二爷的儿子贺怀珍参加了在禹门口渡黄河的解放军部队，成为一名革命战士。先是在乡宁公安部门工作，后来跟随解放军大部队南下，经受战争考验，成长为一个解放军干部。解放军进军西康雅安后，以军管人员身份留守雅安，日后以处级干部身份担任雅安市盐业局局长。

年纪渐长的贺二爷，经不起牢狱的折磨。1953年，贺二爷生病保外就医回乡，戴着反革命帽子在生产队接受劳动改造。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贺二爷被红卫兵们打倒牛鬼蛇神的吼声吓破了胆，自感大难临头，在劫难免。为了自保，贺二爷表现出超常的积极表现。为了破四旧，他把山西人视为神圣的祖宗牌位拿来一把火烧掉。贺二爷的一把火，烧掉了贺氏家族孝子贤孙的资格，成为家族不肖子孙。1967年，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的贺二爷死了。

想来贺二爷也实在可怜，原本出类拔萃的人物，关键时刻错失一步，凄凉一生。究其原因，谁之罪过？天也，时也，人也！

但贺万昌却一直感念贺二爷，贺二爷有恩于贺万昌一门。贺万昌的爷爷英年早逝，贺二爷没有少关照寡居嫂嫂和侄子们。老叔比父，贺二爷实际上担当了父亲的责任。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贺万昌父亲的兄弟们得以长大成人。此恩此德，孙子辈的贺万昌兄弟们终生不忘。

            第九节：奶奶

1948年夏季，奶奶走了，享年60有余。从墓地回来，贺万昌把孝布丢在空落落的坑上。想到再也看不到奶奶身影了，贺万昌又伤心地哭了起来。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已经知道，痛爱自己的奶奶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在孙子辈当中，老太太最偏爱的是贺万昌。贺万昌尾随奶奶跟出跟进，简直就是个跟屁虫。奶奶与人讲话，贺万昌就挣大眼睛在一旁听着，每有激动处，贺万昌会眨巴眼睛，张大嘴巴，脸上或惊或喜，不停地变换表情。有时听不懂奶奶讲话或者感到乏味的话题，贺万昌会躲到一边，自顾玩耍。白天像个小尾巴一样跟随奶奶，到夜晚更是和奶奶睡在一起。每当天快亮了，贺万昌还在酣睡，奶奶会躬着身子，盯着贺万昌红扑扑的脸蛋，像欣赏宝贝一样地看上一阵子。奶奶的娘家人，西坡镇赵垛村的孟家，经常牵匹骡子，接亲人回娘家住上一阵子，这是贺万昌最高兴的时候。他知道，奶奶回娘家少不了贺万昌，他又可以到赵垛村做客了。奶奶骑在骡子上，贺万昌在身后紧紧抱着奶奶的腰。小人儿随着骡子的步伐晃晃悠悠地颠簸，畅快极了。再想到姥舅家好吃的饭菜，贺万昌的口水就不禁顺着嘴角往下流。

俗话说，东西地南北拐，人人都有偏心眼。在孙子辈中间，奶奶喜欢贺万昌那是因为痛爱；在三个儿媳妇当中，奶奶关顾的是大娘，每有重活，奶奶多是分配母亲和三婶去做。妯娌之间也颇有微词，但她们心里明白，奶奶和大儿媳妇是同命相怜，早年寡居，年轻轻地死了男人，那种煎熬，两人感同身受，对大娘就更多了一份怜悯。两个儿媳妇对老太太的心思心知肚明，想想大嫂子着实可怜，也就都不说什么。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老太太领导三个儿媳妇，四个女人上演着和和睦睦的家庭戏。

千百年来，石磨和碾子是北方农村加工米面的工具，也是许多农村的公用设施。每到磨面的时候，奶奶会对贺万昌说，去早点，给咱占上碾子（或磨）。贺万昌会拿上一个条帚疙瘩（近乎磨损报废的条帚），去排到磨坊前那条帚疙瘩序列里，条帚疙瘩位置的先后决定使用石磨的顺序。过上一段时间还要去查看一下前面磨面人家的进展情况，以便轮到自家及时磨面。这个任务当然也由贺万昌去完成。看到上一家磨面快完的时候，贺万昌会跑到家里，进门就扯着嗓子喊叫：“奶奶，快点，人家快完了。”这时奶奶就发布命令：“老大家的，屋里有几件衣服，你去缝补一下；老二家的背上粮食，老三家的拿上笸箩、簸箕，跟我去磨面！”奶奶拿上罗床子率领众人一同出了门，拿着罗子、笤帚的贺万昌小兔似地跑到磨坊，占领磨面的时机。

农村的石磨，由两片圆磨扇组成，上下磨扇中心各打一个直径二三寸的圆孔，在下磨扇孔中固定一个合适高度的木桩，外面套上金属圆环，增加耐磨性。将上磨扇对准木桩放下，上下磨扇位置相对固定；上下磨扇中间各呈凹凸形状，两个磨扇周边开凿出有一定角度的斜槽，叫做磨齿；保证粮食在磨扇中间的充分研磨，又使经过研磨后的粮食从两个磨扇的夹缝中掉落下来；上磨扇中部有两个对称的通透圆孔，是磨盘上的原粮进入磨扇研磨的通道，叫做磨眼；在上磨扇两侧对称凿出的一两寸直径的圆孔中栽入木桩，作为固定磨杠的着力点。先民们何时发明了石磨这个加工器具尚无资料记载，但石磨的结构充分证明先民们的聪明才智。

 贺万昌娘和三婶用力地推着磨杠，磨盘开始转动，娘和三婶也就开始了不停歇的周而复始地以磨盘为圆心的劳作。七八岁的贺万昌带有小孩的新奇，撅着屁股助大人们一臂之力，三五圈下来，累得气喘吁吁。奶奶会高兴地说：“就我娃好，知道帮大人做事。”接着会说：“别把我娃累坏了，累坏了不长个，大了娶不上媳妇，快玩去！”上气不接下气的贺万昌也早丧失了新鲜劲，随着奶奶设下的台阶一溜烟地跑了，自去找小伙伴们玩耍。奶奶跟随着转动的磨盘用条帚把磨碎的粮食收到簸箕里，然后倒进笸箩里罗床子上的罗子里，用手抓住罗子在罗床子上往复推拉，罗子碰击在罗床子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磨碎的面粉被筛到笸箩里，罗子上面没有被磨碎的部分再次倒到石磨上面；如此反复，直到剩下不能食用的麦麸之类的渣渣沫沫。娘和三婶两条腿用力蹬地，用两只胳膊或者用肚子抵住磨杠，推着磨子转动，半天下来，腰酸腿痛还不用说，那随着磨盘一周一周地转圈圈，一般人就转得头晕眼花。几个女人为了一家十多口人的吃饭，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任劳任怨地劳作着。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山西的农村饱受阎锡山的盘剥，土匪的骚扰，已是民不聊生。再加上日本鬼子的侵略占领杀人放火，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贺家几十口人的大家庭中，奶奶是主角，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家庭重担完全落在了这个小脚女人的身上。爷爷早年离世，刚刚可以接管家庭重担的大伯又被日本鬼子杀害，贺家两个男人过早亡故，给家庭带来严重打击。一个不曾下过地的女人，不得不操持着贫瘠土地上的耕种、收割，以及东挪西借的村邻交往，筹划一年四季一家人吃喝拉撒的家庭事务，操持着这个几十口人的家庭运转，风雨飘摇雨打萍的窘况可想而知。

这个日渐破败的家庭，奶奶全身心地支撑了十五年，这副担子把她压得简直喘不过气来。1948年的秋季，沉重的担子压垮了这个坚强的女人。奶奶病了，偏僻的山村没有医生，即使有个土郎中，也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奶奶卧床不起，瘦弱的脸上先是惨白，缺少血色，以后又变成了腊黄。看到疼爱自己的奶奶病了，六七岁的贺万昌心急火燎，大人们无计可施，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办法！贺万昌守候着奶奶，不时地摸摸奶奶的手，亲亲奶奶的头，看看是否发烧了。每当这个时候，奶奶那深深陷在眼窝中失神的眼珠，会缓缓转动，昏黄的眼泪从两个眼角处流出。

在贺二爷的带领下，贺万昌的父亲贺春回及三叔贺春厚，一行人齐刷刷地跪在村西头半坡上的歪腰柳树下。贺二爷点燃了三柱香插在刚刚用手拢起来的土堆上，又点燃了一沓黄纸，口中不停地叼念着，请狐仙离去保佑老嫂平安之类的祈祷话语。一阵风吹来，那黄纸灰随着旋风滴溜溜地飘到了天上。贺万昌松了一口气，心想这次奶奶的病就该好了。昨夜巫婆神汉跳大神的一幕又展现在眼前。

看看奶奶的病老不见起色，贺二爷就和奶奶娘家侄子们商议，请人跳跳大神吧，说不定还能帮助闯过这一关。昨天晚上，天刚黑下来。巫婆神汉来到奶奶炕前，面前的供桌上摆设“花红果品”等供品，在一个大香炉中点燃香火。烧过香纸，巫汉一手拿鼓，一手拿槌，腰上缠着铃铛，边敲边跳，边扭边唱，呜呜哇哇的，和那受潮的牛皮鼓砰砰砰地发出闷闷声响交织在一起。 这时盘膝而坐的巫婆，牙关紧咬，双眼微闭，两手十指交叉，伸臂扭腰，浑身颤抖，全身骨节一阵乱响，嘴唇哆嗦，然后眼睛稍稍睁开，口中含含糊糊念念有词，似说似唱：“我来了，何事惊扰我！”神汉一边敲鼓一边问：“你是哪路神仙，何事缠着老太太不肯离去。”一阵阴风袭来，顿时把蜡烛那灰暗的火焰吹得横了起来，几乎熄灭。从大人大腿缝隙中间伸着脖子看热闹的贺万昌，觉得有一股阴风沿着后背往上窜，吓得赶紧躲到大人们身后。那巫婆翻翻白眼，从含含糊糊的话音中勉强可以分辨出，我是吕梁山上的狐仙，你们村的人给我麻烦，我要找人算账一类的话。神汉加快敲鼓的节奏，说是冤有头债有主，老太太人好心善，不要纠缠她了，明天给你点盘缠回山上去吧……。在这些断断续续的鼓声中，巫婆紧皱得像个山核桃一样的脸皮渐渐舒展，眼睛微微张开，逐渐恢复常态。嘱咐一阵烧香烧纸一类的破解办法，拿上主家预先准备好的礼物，高高兴兴地走了。

巫婆神汉走了以后，贺万昌一家人就心想老太太是狐仙附体。贺二爷就想起村西头的赵大有前年抓了一只狐狸，是不是这只狐狸依附在了老太太身上，不管怎么样，要赶紧去送一送，于是有了歪脖柳树下贺家人烧纸钱的一幕。

跳大神能治病，今天的十个人有九个半会说这是迷信、骗人，能治什么病。“跳大神”作为一个乡村职业，能千百年地留传下来，是不能拿一个迷信就能解释得清楚的。在缺医少药的年代，跳大神治病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个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效果，比如某些精神类疾病，惊吓、臆症一类，往往经过跳大神这样一折腾，有时就会好转或者痊愈。不跳大神会不会好？也许。但有的病在跳过大神之后有了起色，于是人们自然归结为跳大神的功效，而忽略了自愈和药物的作用。除了治病之外，跳大神还有一个娱乐功能。跳大神有固定的曲调，婀娜的舞姿；这在过去偏僻的农村，也不失为一种娱乐形式。

跳过大神后的第三天下午，奶奶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带着对家人的惦念，带着对这个穷困家庭的牵挂，无奈地走了。闻知噩耗的贺万昌，一溜烟地跑回家。在邻居大人们的帮助下，奶奶换好了寿衣，黑色的上衣、深蓝色的裤子，静静地躺着。看到已经过世的奶奶，贺万昌悲痛万分，失声地哭喊起来，那是对奶奶割舍不断的最真挚的亲情表达，是发自内心的毫无掩饰的小孩子伤痛哭叫，也最动人心扉。看到小孩子悲痛欲绝的样子，大人们眼眶里团团打转的泪水，情不自禁跌落下来。

贺二爷跑前跑后张罗着老嫂子的丧事。报丧的人被一拨一拨地派了出去。他们给亲戚们除了带去一块长三尺宽一尺的孝布之外，还带去了入殓以及发丧日期的信息。

奶奶躺在堂屋被两条板凳支起来的门板上，一张麻纸盖在脸上。紧挨门板朝门的一侧摆着一张供桌，供桌上的香炉中有两炷香袅袅冒着白烟，长长的一截香灰刚刚倒下掉在香炉当中；另一截香灰又在悄悄地累积，当达到一定长度时，重复先前倒下的动作。香炉两旁的两支白色蜡烛静静地燃烧，发出惨淡的火焰。供桌前的地上放着一只瓦盆，随着吊唁人们的到来，一张张黄麻纸被一次次点燃，纸灰积了厚厚的半盆。

贺万昌的父亲、叔父、大娘、母亲、婶母以及贺万昌的哥哥姐姐等大人们，陪同吊唁的人们磕着响头。三个响头磕过之后，就随同吊丧的人围着奶奶的身边转一圈，表达对逝者的敬意和告别。属于奶奶至亲行列的娘家侄子们，掀开奶奶脸上的麻纸，希望再一次看看自己的亲人；又掀开奶奶身上的被子，看看姑姑身上的寿衣。想到自己的姑姑就要永远离他们而去，那失去亲人的苦痛再次袭上心头，又失声痛哭起来。在一旁帮忙的乡邻劝说和搀扶下，哭了一阵子的娘家人们抽泣着不情愿地离去。

按照当地习俗，年长者过世要在家停放七天。丧家的事主以固定的礼仪接待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人们。与此同时，调派五七个人帮忙打墓。墓位会由阴阳先生根据五行风水确定。在贺万昌爷爷去世时，贺家尚且家道殷实，爷爷的墓地风水由贺家高薪聘请的风水先生精心选定。十五年过去了，爷爷墓地依然成为奶奶下葬的首选墓地。一是贺家认为此处风水好，二是合乎夫妻合葬的风俗。奶奶墓坑选在爷爷墓的右侧，沿袭男左女右的老规矩。在确定的奶奶墓室前面，掘墓的人们挖一个长约一丈的长方形墓道，挖下七八尺之后，再向和爷爷摆放棺木相同方向水平开挖窑洞，作为正式墓室。在两个相邻墓室之间隔墙打开一个孔洞，作为逝者阴间生活的通道。

根据阴阳先生的推测，奶奶去世后的第五天，被选定为入殓的日子。奶奶下丧的头一天，吊唁的亲戚们来到上岭。帮助贺家料理丧事的人们，为赶来的亲属们配齐孝布。院中支起几口大锅，准备招待客人们的饭菜。依照亲疏远近，吊唁亲戚们带来80至120个不等的蒸馍；除此之外，还送小褥子，这是河津下化乡的特殊风俗。为逝者送的小褥子一般长二三尺，宽二尺，里表两层布中间絮少量棉絮。入殓时，依照与逝者亲疏关系，先铺远亲，后铺近亲，儿女的褥子最后挨身铺放。入殓完成后，亲戚朋友开始接受招待，往往通宵达旦。去世后的第七天是奶奶出殡的日子。棺木上路之前，贺家人进行最后的祭奠。在乐队的伴奏下，依照亲疏远近，依次给逝者跪拜，先由子女，依次子侄，孙子以及亲戚等。

按照惯例，摔瓦盆的仪式由长子完成。作为奶奶长子的贺春泰早已过世，遵从代位继承的传统伦理观念，摔瓦盆的仪式由贺春泰的长子贺永源完成。祭拜过后，贺永源将瓦盆高高举起头顶用力摔在棺木之前。

而后众人抬起棺木，开始前往墓地的送葬行程，众孝子边哭边跪地行走在棺木之前。到达墓地，帮忙下葬的人们用大绳捆起棺材，拉住棺木上预留出的剩余绳子，缓缓将棺材放入墓道，几个体力强健的壮汉将棺材由墓道推入墓穴。阴阳先生再次检查方位，有时要进行简单微调，以符合风水方位的最佳角度。棺木放置停当，还要在棺木的一侧放置三样东西，一是青瓦一片；二是瓦罐一只，内装蒸馍面，五谷杂粮；三是传砖一个，在一只青砖上书有：贺孟氏生于1883年，卒于1948年，育子三人，长子：贺春泰，次子：贺春回，三子：贺春厚。1948年6月16日立。

传砖的功能类似于墓志铭。传统的墓志铭，由青石镌刻，传砖不过一页青砖，但功能类同，不过一个庄重，一个简单罢了。

奶奶下葬之后，按照习俗又过一七、二七、三七，逢七祭拜，经过七七，过百日，过一、二、三周年，整个丧葬过程基本完成。每年的祭日近亲都有祭拜活动，这是大多数地方的传统风俗，不再赘述。

奶奶走了，带着深深的眷恋和不尽的牵挂走了。奶奶最大的牵挂就是寡居的大娘一家子。大伯被日本鬼子杀害之后，留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闺女。其后的岁月里，二儿子夭折。在大娘的精心呵护和贺大汉的关照下，大伯的一双儿女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大儿子贺永源不说出类拔萃，但也是一个优秀人物。艰难的家境培养了勤奋和坚韧的个性。家境贫困没有上学的机会，贺永源靠勤奋自学脱掉了文盲帽子。解放初期，政府开展扫盲运动，各村建立扫盲民校，利用生产空余时间组织不识字的农民学习文化。十六七岁的贺永源抓住这个机会，在民校认真听讲，回家自己练习，掌握了不少文化知识，由此担任生产合作社会计。1958年农村大办食堂运动，贺永源担任管理食堂的司务长，1960年担任上岭村团支部书记，其后担任大队副主任、主任多年，为上岭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十节：父亲“贺大汉”

    贺万昌父亲名字贺春回，绰号贺大汉。一提起贺大汉，村里人都认识；如果打听贺春回，大多数人会摇摇头，说不知道。父亲的大名渐渐地被村里人们忘却了。对父亲来说，“贺大汉”是一个相当名副其实的称谓。贺万昌父亲生于1911年4月24日，身高一米八九，肩膀二尺多宽，两只用胳膊像那粗壮的房椽，体重二百左右，脚长近尺， 47号的鞋都显得窄小。贺大汉人前一站，比别人高出一头，力大无比，两手轻轻一翻，五六百斤的碌碡就横翻几个过。

     曾祖父手上，给两个儿子分家析产，贺万昌的爷爷和贺二爷分家各过自己的小日子。分家没几年，贺万昌的爷爷过世，贺万昌的奶奶三十来岁守寡，带上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苦度光景。虽有贺二爷的关顾，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几十亩地由一个小脚女人耕种，那困难可想而知，好不容易盼着大儿子长大成家，顶起了门户，又被可恨的日本鬼子杀害了。日趋衰败的家庭环境，使贺万昌的父亲在孩提时候早早体味到了生活的艰辛。贺万昌的父亲十二三岁就下地种田，赶着牲畜犁地。到十五六岁就长成大人样，到富人家做长工，挣钱贴补家用。

贺大汉一生和骡子结下了不解的缘分。早在富人家做长工时，贺大汉的主要任务是赶脚，十五六岁的年龄，一个人竟把四五匹骡子训服得服服帖帖。每天早晨起来，他早早赶着四五匹骡子到老窑头矿、薛虎沟以及附近的几个煤矿驮煤。驮煤的托筐是将两个荆条筐编在一起，两个筐子中间留出一米左右的空隙，将筐子往骡子背上一放，着力点在骡子背部，两个筐子分别垂靠在骡子肚子两边，一匹骡子负重五六百斤。四个骡子载着两三千斤煤炭翻山越岭赶到樊村、禹门口、清涧等地方，把煤卖掉，而后再捎带买上粮食、蔬菜等一些日用商品带回来。贺大汉有时也跑到河津、乡宁一些远的地方送货。最远的地方，是赶着骡子给太行山的八路军运送军用物资。十五天的山路，两只鞋子早已磨得不见底，就缠上一些布条避免山路上的石头磨破脚板。军用物资送到目的地，八路军的后勤人员看到贺大汉的一幅狼狈相，赶快到仓库给他找布鞋穿，翻了几遍，整个仓库竟然找不到一双他能穿的鞋。他的脚太大了，近一尺长的脚板，那里能找得到适合这样两只大脚的鞋！实在没有办法，八路军后勤人员找了两双最大的鞋给他，剪开脚后跟的鞋帮，好端端的鞋当了拖鞋穿，前面还是窄紧的不舒服，但总比光脚走石子路要好得多。

贺大汉身材魁梧，性情豪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个年代不太平，土匪滋扰，恶棍行凶，司空见惯。每当见到有人被欺负，贺大汉就气得青筋暴露，紧紧攥起两只拳头，上前干预。恶人一看贺老大的身架个头，不等贺老大说话，早已怯了三分。有时惹恼了贺大汉，那榔头一样的拳头下去，早已把对方打倒在地，咿咿呀呀地叫娘。时间长了，贺大汉名声在外，不少驮脚的马夫，做买卖的商贩，都来找贺大汉结伴同行，有了这个保护伞，胆子就壮了许多，旅途上减少了许多麻烦。

贺大汉生性秉直，为人仗义，从不占人家的便宜，不属于自己的，哪怕一分一厘也不索取。当长工为主家赶着骡子驮煤、卖煤、买东西，回来后给东家一五一十交代得清清楚楚，不差一分一毫，因此主家也对他特别放心。

乡宁土改时，身为贫农的贺大汉的不寻常表现与他不贪财的秉性深深关联。1947年9月底，乡宁普遍开展土改运动，土改工作组进驻各村。划为贫农的贺大汉不愿接受农会分给他的土地，他顽固地认为：人家地主原来不欠我的，现在我没有出钱买人家的，凭什么白白拿走人家这么多财产！

另一个原因也和当时的时局有关联。才获得解放的县乡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反动势力不甘心失败，纠集一些土匪残余妄图反攻倒算，组织“还乡复仇团”进行抢劫杀人活动。杨明录就是这个时期叛变革命、投靠敌人、进行垂死挣扎的典型代表。1948年10月13日，杨明录纠集乡宁、吉县的保安队和复仇团七八百人，包围了驻在上岭村我孤军深入的剿匪先头部队。子弹在贺大汉院子上方呼啸而过，那场景想起来就让人胆战心惊。时局动荡，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害怕反攻倒算，也在情理之中。

土改工作组深入进行工作，组织诉苦大会和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严厉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10月至12月份，全县土改运动达到高潮，全县打死恶霸地主及有血债的敌伪人员二百多名，极大地鼓舞了贫苦农民的士气。贺万昌一家在土改运动中，分得二十多亩土地、一头牛以及衣物等小件物品。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九升半的斗。旧社会有所谓大斗进小斗出的说法，斗作为衡量粮食体积的量具，具有重要作用。千百年来，农村习惯于度量粮食体积而非重量，作为量具的升、斗，准确度就非常重要。一般讲十升一斗，一升粮食大体折合重量三斤，一斗就是三十斤。地主作为盘剥手段，在量具上大作文章。小斗出，大斗进。农民向地主借粮食，地主用小斗，一斗只有九升半；农民交租子或者交还借的粮食，用十升半左右的大斗量，里抽外进地盘剥百姓。贺万昌家土改时分的这个斗现在依然保存完好，成为地主盘剥贫苦农民的历史见证。

土地改革，对贺万昌家的生活变化具有转折性的影响，尤其是分来的那头大黄牛起了大作用。贺大汉把分来的大黄牛拴在家里的树上，宝贝似的围着大黄牛看了又看地转了三圈。又找来个刷子把大黄牛身上的毛梳理了一遍，大黄牛的毛更显得油光铮亮。半夜起来，又到牛棚看上一遍。早晨日头刚出来，贺大汉就拉上黄牛到村旁的山坡上吃草。他知道这黄牛对他太重要了，有了黄牛就不用再去人拉犁耕地，也就不用全靠肩扛背驮地往家背粮食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大黄牛给贺万昌家生活带来的变化远不止是种庄稼的便利。

上岭属于河津的下化乡，煤炭资源丰富，历史上早有开采。多年来，煤炭开采大都采用最原始的方式，一直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小煤窑采煤依然靠人工挖掘。沿山坡打个洞，挖到煤后装入放在地上的筐子里，由人或牲畜拉上拴筐子的绳子，将煤拖出洞口。

贺大汉有了牛，开煤窑的窑主就动员贺大汉入股拉煤。1948年，贺大汉拉上土改分得的大黄牛入股小煤窑，有了股份，贺大汉也就成了有产阶级。窑主给贺大汉分了十来个人，让贺大汉组织挖煤。贺大汉吆喝着十多个伙计，有条不紊地组织生产，挖的运的各有分工，有序进行。空闲时间，贺大汉和工人们有说有笑，山南海北地侃大山。贺老大有拉脚的经历，见多识广，他讲的故事自有吸引力。说归说，笑归笑，一遇正事，贺大汉一点也不马虎。每当看到有人蛮干出现危险苗头的时候，贺大汉头上青筋暴露，两个眼睛瞪得像一副大铃铛 ，挥舞着拳头厉声喝斥，即便不用拳脚相问，被训斥的人已经吓得打哆嗦，人们深深恐惧那两个铁榔头似的拳头下来的滋味。尽管如此，伙计们并不记恨贺大汉，因为他们知道，二掌柜仁义厚道，这是对自己负责，小命完了，其他一切都是零。

忙忙活活的白天很快就过去了。夜晚，可怜的贺大汉蹲在焦炭炉旁边想心事，虱子成群结队出来扫荡，咬几口，吃点血还好忍受，只是那虱子乱纷纷地在肉皮上爬动，那痒痒滋味实在难受。贺大汉伸手到棉袄里搔瘙痒，顺便抓几个虱子出来，放在一个大拇指甲上，然后两个拇指甲盖一挤，那虱子发出“叭”的一声响动，也就粉身碎骨了。每到此时，贺大汉嘴里会喃喃地说，要置办一床被子了，脑海里又浮现出离家的情景。

贺老大要到窑上干活，把黄牛拉到门口，又回到屋里看了看光溜溜的坑上的一床烂棉被，而后又摇摇头走出屋门。“拿上被子”，身后传来贺万昌母亲的声音。贺大汉没有吱声，到门口的树上解开拴牛的绳子，耷拉着脑袋，头也不回地向窑上走去，大黄牛的蹄子发出踢踏踢踏的声响。贺大汉明白，一家子就那一床被子，自己把它带走了，十冬腊月孩子们怎么办！贺大汉没铺盖，白天干活，不知不觉过去了。夜晚睡觉就成了问题，大冬天没有被子怎样睡觉，就蹲在烧焦炭的炉边对付，身上暖和了，虽然虱子的叮咬实在难受，但时间长了，困了，乏了，也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年终分红的日子一天天近了，贺大汉置办铺盖的愿望就越来越强烈，但他的被子梦想还是没有实现。分红的钱没有下来，贺万昌奶奶有病的消息早早传来。贺大汉从柜上预支了一些钱为老太太瞧病，接着是办理丧事，分的钱折腾个净光。不过令贺大汉欣慰地是，老太太的丧事还说得过去，棺木是十个头的柏木货组装起来的，有点寒碜，不管怎么说，也是柏木货。撕的孝布也够宽够长，招待客人的菜里还有肉，算是见了腥荤。要不是有大黄牛入股小煤窑这点钱，穷得叮当响的贺大汉真不知道如何操办老太太的丧事。

奶奶死后几个月，年纪轻轻的三婶也去世了。家里连续出丧事，日子不顺当，村里人对贺大汉说，找个阴阳先生看看吧。阴阳先生来到贺家院子，东走西看地说：你家这院子阴气太重，原因是院子的形制不对，贺家的院落受地形限制，并非一般的方形，而是有点一头大一头小的梯形。家里连续出现倒霉事，阴阳先生的话由不得你不信。贺大汉决定带上老婆孩子四口人搬家辟邪。一家人到堡子湾找个地方住下，其间二妹出生，随之夭折。离家寄居在另外的村子，既无房子又无土地，生活没了着落，不得已一年后又搬回上岭老院子，其后弟弟出生，一家五六口人要吃要喝，担子压在贺大汉身上。贺大汉细心地耕种着那几十亩地的庄稼，山坡广种薄收，也能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贺大汉过日子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家里的麦草用不完，就用铡刀铡碎，几十斤的大包送到十多里外的人家，挣回几角钱贴补生活。紧扒紧掖的贺大汉，日子慢慢有了起色。这还得益于贺大汉半个股的小煤窑股东身份，小煤窑每年分红240元。在五十年代，240元是个不小的数字，一般人家一个月的日常开销不过三两元。借助土改分来的大黄牛，再加上贺大汉的努力，贺万昌的家道逐步好了起来。到1956年，贺大汉已经置办齐全了骡、犁、耙、车等庄稼人种地过日子的全套用具，家里连磨面的石磨也置办了起来。屋里炕上铺着崭新的粗布炕单，一沓子新被褥码放在炕的一角。院子里的母鸡悠闲地在地上觅食，大红公鸡飞上墙伸直了脖子打鸣；躺在猪圈里大肥猪不停地哼哼，不知是在唱还是叫；牲口棚里的大灰骡子一会踏踏蹄子，一会打个响鼻，又去有滋有味地吃着草料。春天来了，院子里的杏树早早吐出白色的花蕾。秋天来了，枣树上一串串的大红枣压弯了枝头。整个院落一派生机勃勃，破败的家庭焕发了生机，贺大汉翻身了。

1958年，中国农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革。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贺大汉的土地、牲畜归了集体。大跃进、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土地承包。贺大汉一生起起浮浮，看过了人世间的风雨沧桑，但耿直的品性不变。在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的几个孩子饿得肚子咕咕叫，实在忍不住到生产队里拔几个萝卜都赶快藏到毛柴堆里，他们知道，如果被贺大汉发现了，肯定会招来皮肉之苦。贺大汉坚定地认为：生产队的东西一点也不能随便动！

贺大汉在干过几年生产队长之后，年纪渐渐大了，重活干不动，就担任生产队的饲养员。一生和牲口有解不开缘分的贺大汉十分钟爱这个行当，天天看着牲口吃草是他的一大享受。

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找你商量事。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人生的一个坎，七十三岁的贺大汉没有迈过人生的这个坎，1983年12月，73岁的贺大汉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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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轮：将一棵树干拦腰截断，就会看到在树杆的横截面上分布着一个个直径不等的同心圆。这些大大小小的圆圈，是这棵树的生命轨迹，记录着这棵树的成长历程，蕴藏着基因、密码等数不尽的生命信息。

            第一节：学业

最初，我把这本传记体的书稿定名为《船涡渡口风云》。其出发点是：既然是渡口，就兼有起点的含义，而贺万昌人生的第一桶金也是和船涡渡口相关联的；“船涡”二字本身蕴含有“鱼没水涡圆”的意境，可以增加读者的欣赏阅读和想象空间。当我征求贺万昌的意见时，他说：“这个题目太大了。”接着，贺万昌娓娓讲述起船涡渡口当年黄河水运的辉煌、创业老板的业绩、兼有神秘色彩的故事和逐渐衰落的过程。言谈举止中透露出渊博的知识，缜密的条理。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是做不出这样的判定和表述的（当然这是初期和贺万昌接触时，从浓浓的山西口音想当然地判断“船窝”为“船涡”有关）。

当问及贺万昌的学业时，贺万昌说：“我只是断断续续地读过几年书。”

偏僻穷困的上岭村所在的吕梁山区，直到解放初期，从来没有建立学校的历史。贺万昌到了十几岁，依然没有可去读书的学校，贫穷也是另外一个原因。直到1953年，贺万昌才走进了上岭村历史上的第一所学校，由村农会创办的上岭村小学校。

上岭村小学设在一个偏僻的神庙里，由于破旧才避免了在日本鬼子占领时期被毁坏修炮楼的命运。大大小小的几十个孩子挤在一起，坐着从家里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小凳子。讲究的是四个腿的小方凳，不讲究的就搬来一截木头或者干脆捡块烂砖头充数。每个人的膝盖就兼有了桌子的功能。现在上学的孩子们为书包太重发愁，课程多，书就多。可是当年孩子们的负重也不少，重量不在课本上。当年小学只开国语、算术两门课，书本没有多少重量，重在书写工具石板上。石板是小学一至四年级的书写工具。石板可以买，也可以自己做。上岭村附近的山里有石板，搬上一块回家，用刀具切割成一尺多长，七八寸宽，把表面磨光，就可以在上面写字了。如果花钱买的就会规整一些，一是石板的厚度会薄一点，有半寸左右的厚度，并且在四周加装一个木框子，即使如此也要有五六斤的重量。在石板上书写的笔是青白色的石笔，筷子粗细，三五寸长。花上五分钱可以买来一把，有二十几支。在青色的石板上写出浅白色的字迹，既可以做练习，也可以做作业。写的内容没有用了可以擦去，再写新的，一块石板如果不被摔坏，就可以长期使用下去，直到小学毕业。上岭村的小学有一个教室，四个年级，一个老师兼了四个年级的课程。老师给这个年级讲课，就布置其他年级学生做作业或者预习课文，打发时光。

贺万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在学校念书，更多地是要到山上割草、拾柴、放牛。经过土改生活刚刚开始好转的贺大汉认为：过日子是第一位的，家里的牛羊一个也不能饿肚子。贺万昌也就这样“搂柴火打兔子两不耽误”地上着学。贺万昌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和一些简单的字词。五六十年过去了，国语课本那题目加课文一共五个字的第一篇课文：

开学

开学了。

依然深深印在贺万昌的脑海里。

1956年贺万昌结束了断断续续的学习状态，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校生活。除了星期天，每天都不迟到不早退，坚持在学校学习。凭着个人的天分和刻苦努力，贺万昌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1957年贺万昌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下化完小。下化离上岭村有十多里的路程，靠背馍住校在下化完小学习了一年。1958年退学参加劳动，时逢上岭村开办完小，贺万昌就近就读于上岭村完小。

1958年，全国处于大跃进的高潮时期，“超英赶美放卫星”，一派热气腾腾的热闹局面。叫得最响的口号是国民经济“以钢为纲”。依照传统经济观念，钢铁产量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标志，钢铁工业上去了，国家工业化也就实现了。

1957年11月，毛泽东曾提出要用十五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在“ 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钢铁生产指标越提越高。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1958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 ，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此奋斗，开展空前规模的大炼钢铁运动。

全国开展大炼钢铁运动。各地动员人们上交废弃的钢铁物件。在公社大办食堂、集体用餐的形势

下，每家每户做饭的铁锅被打碎上交，甚至于为了完成任务，连大门上锁门的铁门吊子也被拆下来上交充数。全国范围内小高炉遍地开花，炉火熊熊，一片红红火火的繁忙景象。

河津、乡宁一带矿产资源丰富，采煤、炼铁属于传统产业。即便如此，面对遽然间出现的全民炼钢的局面也力不从心。时间紧促，不能依照传统方式修筑冶炼炉，就土法上马大干快上，没有耐火砖，就用普通青砖取代。垒砌成两三米高的炉子，四周留下鼓风孔。在炉膛里先放上木柴一类引燃材料，而后一层焦炭一层铁矿石分层码放炼铁材料。引燃木柴后，四周鼓风助燃，没有鼓风机，就用农村做饭时用的风箱代替。几台风箱围在四周，吧嗒吧嗒地发着声响。土高炉里冒着烟雾火舌，每到夜间，更是火光点点，人欢马叫，一片热闹景象。

贺万昌这样的小学生们，也被动员起来参加大炼钢铁运动，几十个孩子一起到乡宁的功华炼钢铁。孩子们担负的任务是从山上往下运送铁泥，这是一种炼钢用的辅助材料。两人抬几十斤的筐子，弓着腰歪歪斜斜地在山路间行走。几十斤的担子压在孩子们纤嫩的肩膀上，两天下来就红肿难耐。后来实在抬不动，就把筐子放在地上，筐子下边拴上木棍，用根绳子拖着筐子前进，在多是下坡路上拖动，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费不了多大力气。贺万昌和同学们在山上干了四十五天，为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出了一份力。

在传统冶铁的地域，铁还是炼出来了。凝固后的铁块，七扭八歪呲牙咧嘴的呈现出一块块不规则的形状，中间夹杂着焦炭、铁炉石残余的渣滓。但不管怎么样，铁还是炼出来了，并作为报喜的成果运往县城，而后运往省城太钢作进一步的处理，这种冶炼方式的成本也就无法计算。

1958年，办了几个月的上岭村完小并入下化完小。贺万昌背馍在下化完小学习一年。1959年，完小毕业的贺万昌，凤毛麟角地考入西坡中学。考入西坡中学的贺万昌，是爷爷贺秉乾这一支最大的文化人。贺万昌父母当时的高兴劲不亚于如今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每当邻居们一提起这件事，贺万昌母亲脸上会堆满笑容。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贺万昌的母亲决心把贺万昌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上学。她找出多年前放在箱子底下舍不得穿的一块黑布料，精打细算地要做成一条裤子，可惜不够尺寸，快要二十来岁的贺万昌人高马大，一米七八的个头，做衣服也要多上二尺布料。尽管裤腿有些窄瘦，贺万昌母亲还是七拼八凑做成了裤腿裤档部分，又找来一些蓝布做裤腰，弥足了裤腿、腿档部分长度的不足，做成了一件当年流行的捻档裤。这种裤子不分前后，裤腰大，比如七八十公分腰围的裤子，裤腰至少做到一米以上。穿着时，将宽余部分折叠一下，用布带子之类做成的腰带扎起。

贺万昌的对襟白上衣，胸前有两排疙瘩扣。疙瘩扣由缝衣服的人自己加工。先将布条卷成圆柱形状，用针缝起来，做成类似圆形松紧带粗细的布卷卷，再用一定技巧码叠编织成蒜头形状，并预留出两根一两寸长的余头，用针缝在衣襟的一侧。另一侧，则用两寸圆布卷卷对折起来，将中间部分留出可以穿疙瘩扣的扣门，其余部分与扣子相对应地缝在另一面的对襟上。上衣穿在身上，将衣服对襟上的七个扣子扣起来，显得板板正正，挺有精神。

上岭村到西坡中学有三十华里的距离，住校是唯一的选择，在学校的吃饭问题要靠背馍解决。贺万昌继承了父亲贺大汉的基因，十七八岁就长成一米七八的身高，细溜溜的身条显得有些稚嫩，缺少成年人的魁梧，处于长身体的关键时期。人常说，半拉小子，吃死老子。身材高大的贺万昌比同龄人有更大的饭量。为筹措贺万昌每个星期的干粮，就成为贺万昌母亲头痛的一件事。

在大跃进时期，共产风盛行，公社办食堂是那个时期的一个产物。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决议中提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更幸福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将公社大办食堂推向高潮。公社食堂实行供给制，不收任何费用。办食堂的初衷是将围着锅台转的农村妇女解放出来，让她们参加生产劳动。

这种运作方式需要大量的粮食作为支撑。在浮夸风盛行的年代，为了“放卫星”、“夺高产”的需要，粮食产量被无限制地夸大。你说亩产千斤，他就敢说一万斤，有关部门也在比着看谁的卫星放得高，谁的成绩大，哪里还做什么调查研究，依据下边报的产量收调粮食，这样留在农民手中的粮食所剩无几。

为了解决公共食堂粮食的不足，就采用“瓜菜代粮”的方式，用瓜菜之类代食品，用秸杆熬制“淀粉”一类的东西填肚子。在大办食堂过程中，由于粮食没有过关，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到一九六一年，难以为继的食堂纷纷关门，填饱肚子的任务又回到一家一户的主妇们身上。

社员们在排队领饭 

又到星期六了。贺万昌的母亲看看瓦罐里的玉米面，叹了一口气，狠狠心又舀了半碗放到面盆里，加水和面蒸干粮。早就盼望星期天的贺万昌，此时已饿得前胸贴着后背，进门第一件事是直奔馍筐的干粮，呼哧呼哧饿虎扑食一样，一眨眼的工夫就吃了三个。看着筐里已经没剩几个干粮，贺万昌长叹了一口气，晚饭再一块吃吧。贺万昌收回了已经伸到馍筐的手。星期天，贺万昌狼吞虎咽地在家里吃上一天，而后背上半袋子干粮返回学校。在学校里，一到吃饭时间，贺万昌把袋子里的干粮数一遍，计划着要吃到回家背馍的日子，不能寅吃卯粮。“不能再吃了。”贺万昌用手按按咕咕叫的肚子，咽口吐沫扎紧了口袋。

1981年，党中央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将1960年、1961年、1962年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将其产生原因归结为“七分天灾，三分人祸”。

西坡中学，是上岭村附近百里范围内的唯一中学。西坡中学只设初中，每年招收三个班。贺万昌分到一班，一班有学生50多人，其中男生40多人，女生八九人；除了性别上的男多女少之外，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年龄差异大，最小的十五六岁，最大的二十多岁。刚入学不久，有一次上物理课，同班的女同学薛小艺呕吐不止，上不成课，跑到教室外自顾干呕。如此数日，薛小艺的呕吐才停了下来。又过了三个月，苗条的薛小艺开始发胖，尤其是肚子微微隆起。懵懵懂懂的贺万昌逐渐明白，薛小艺已经结婚怀娃。同班还有几个女生，先后有这种经历，后来大都停学生娃，做了家庭妇女。个别的生娃后又坚持上学，在学校附近找个房子，由母亲或者婆婆带上孩子，下课时间赶快给孩子喂奶，同时兼有母亲和学生的身份。

贺万昌所在班级的另一个趋势，年龄小的记忆力好，学习用功努力，总体成绩好；年龄大的同学理解能力强，学习专注度差，总的讲学习不及年龄小的同学。其实这并不奇怪，年龄大的同学不少已经结婚，并且有的生娃，繁杂的家务分散了他们的精力，尤其每到星期五六，熬了五六天的年轻人就自然产生将要见到心上人的冲动，哪里还有心思集中在代数的A、B、C上。贺万昌脑袋聪明，成绩最好的是物理化学，总是占据班上前二三名。

1961年，贺万昌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结婚成家。现在看来，中学生结婚好像是稀罕事。这在当年却很自然，由于社会原因，贺万昌一代人，尤其是处于偏僻山区的孩子，教育环境不正常，以至于有的到了二十三四岁还在初中课堂念书。这在习惯于十六七岁结婚的年代已经是大龄青年了。干什么事情都讲机遇，结婚更是这样，超过年龄段，大多数同龄人已经成家，选择的范围会越来越少。不用个人着急，以为儿女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为己任的父母们早已坐不住板凳，催促结婚，贺万昌的婚事自在情理之中了。

结婚成家，贺万昌要担当作丈夫的责任。在日趋严重的饿肚子的形势下，贺万昌又一次决定辍学。三年的初中学习，贺万昌读了不到两年，再次中断学业。正如贺万昌所说：“时断时续地读了几年书。”

           第二节  涉世

在结婚半年后，贺万昌又退学了。主要原因是家庭经济困难。身强力壮的贺大汉带领家人，全身心地在生产队劳动，到年终结算，依然摆脱不了欠款户的命运，到1962年贺万昌退学回家时已经累计欠款二百多元。在今天看来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债务，但在当年就是天文数字。一个壮劳力每天十分工的价值少的七八分钱，多的不过一两角，拼死拼活地干，一个壮劳力一年也挣不到一百元元。贺万昌回家，多一个劳动力参加生产队劳动，以后还欠款就有盼头了。感到压在身上的大石头有了可以撬动的希望，贺大汉心里轻松了一大截。

自幼在农村长大的贺万昌，自然没有分不清麦苗和韭菜的尴尬，二十多岁的年纪也有了把子力气。缺乏的是熟练干农活的基本技能。锄地时锄头在手里老不听使唤，在长满草的庄稼地里胡乱蹦哒。生产队十多人一起锄地，年轻力壮的贺万昌往往落在最后边，甚至比不上五六十岁的农村妇女。好不容易熬到地头，刚直了直酸痛的腰，生产队长就走了过来，指着贺万昌说：“你回头看看你干的活，草比苗多。”这真中了农村人常说的诙谐话：稀锄密，密锄稀，锄了大的留小的。贺万昌受到数落，真想和队长干一仗，可是看看自己身后锄过的地上，留下的庄稼苗东倒西歪地趴在地上，一棵棵的小草倒精神地立在田里。沮丧的贺万昌搓搓起了血泡的手，流满汗水的通红脸上露出无奈的一丝苦笑。收工了，无精打采扛着锄头走回家的贺万昌一头倒在了炕上。看到一脸不高兴的丈夫回到家，贺万昌的老婆赶紧打来一盆洗脸水，陪着笑脸催促着贺万昌洗脸，而后又非常及时地递上一条毛巾。晚饭后，老婆纤细白嫩的手指拿来缝衣针，挑开贺万昌手上的血泡，一股血水从鼓囊囊的皮下流了出来，老婆心痛得咧着嘴，用纸擦去血水，再用毛巾把手擦干净。油灯芯上跳跃着愉快的光芒，映衬在窗户上的灯光熄灭了。宁静的山村夜晚，老婆依偎着贺万昌的宽敞的胸脯进入梦乡。

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在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当农民时说：“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可为的。”红极一时的豫剧《朝阳沟》就产生于那个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夺取政权后的毛泽东十分重视防止政权的变质问题。早在1949年进入北京前毛泽东就说，进入城市是一次赶考。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了“三反”、“五反”、“整风反右”一系列群众运动。尤其是苏共出现“修正主义”后，毛泽东更是把防修反修作为首要工作，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1964年全国开展“四清”运动之前，山西乡宁、河津开展“三清”运动，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清理整顿农村领导班子，贺万昌成为进入上岭村大队领导班子的热门人选。

贺万昌不是种庄稼的行家里手，但他有自己的优势：有文化。尽管初中没毕业，但在农村也是鹤立鸡群，高人一截，再加上贫农成分，根红苗正，这在当时是相当份量的政治筹码。贺万昌跻身于大队领导班子行列也是预料中的事。

进入大队领导班子的贺万昌担任大队统计、出纳工作。他的工作量并不太大，无非是每到农耕时报报进度，庄稼收割后统计上报产量，以及统计生产队的农具、牲口、田亩、人口之类的琐事。看起来庞杂，实际上简单，有些数字是可以凭估计上报的，比如上报山上的植树情况，有谁去一棵一棵去数山上有多少棵树，又有谁能数得清！负点责任的办法是抽出一个小面积实测一下，然后推而广之估算一下而已。这些数据还要逐级汇总上报，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数据，还是有其重要作用的，只是一般人认识不到它的重要意义罢了。

这份不起眼的工作给贺万昌提供了广泛的活动空间，有了和各方面交往的机会，尤其和公社干部，接触多了，人也熟了。有时村上人到公社办不了的事，让贺万昌疏通一下就能办成。贺万昌成了村里人不敢小看的人物。贺万昌的能力和工作表现以及颇有政治分量的贫农成份，成为贺万昌被吸收为中共党员的有利条件。贺万昌的党员身份在农村似乎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但党员身份却为贺万昌日后的人生之旅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

1965年12月，贺万昌离开了大队统计工作岗位，当上了供销社的代售员。担任统计工作可以出人头地，但挣的是值不了多少钱的工分。代销员就不同了，待遇是工分加补助，大队每月记二十天工分，供销社发22元补助；具有含金量的是那22元补助。在那个年代，农民每天10分工值不过一两角钱，拿工资的正式职工，比如商店售货员也不过三十七八元的工资。因此，这个差使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事。贺万昌在上有与公社多年交往的活络的人脉关系，在下有生产大队的举荐，得天独厚的优势使他顺利地占据了供销社代销员这个岗位。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一切都有指标，按计划来。落后的生产力难以生产出可供国人消费的物资，物资短缺就会引起物价上涨。为了控制有限物资的分配并避免物价上涨，就佐以票证制度。在正常货币交换的经济活动中增加附加条件，有了钱也不能随意买来商品，有钱没有票证照样干瞪眼。于是粮票、布票、烟票、肥皂票、自行车票各种票证五花八门，成为人们经济生活的一个部分。商品受到货币和票证的双重制约，有的人有钱没有票证，拟或有票证没有钱，都购不到商品。在个别情况下，商店会出售所谓处理商品，这为处于物资分配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售货员提供了一定活动空间，同时具有了一定的权利，有时不用票证可以买来需要票证的商品，或者是少花钱买来物美价廉的商品。就是说售货员掌握了一定“走后门”的权利，售货员成为热门职业。当时社会上流行一段关于热门职业的顺口溜：听诊器、方向盘、大沿帽、售货员。

位于上岭村中央的半坡上，有三四间整齐的房子，与普通民房不同的是，商户上相隔10多公分钉着一根根铁棒，采取了防盗措施。门上挂着的白底黑字油漆大牌子上写着：下化公社供销社上岭分销点。这个分销店负责上岭村乃至附近的下岭、西岭、石庙岭等几个村的日常生活物品供应，油盐酱醋、日用百货、布匹、纸张、糖块、饼干之类的食品，以及镰刀、锄头、化肥、煤油之类的农业生产用具和资料。在上岭村一带，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计划经济年代，农村商品供应是由具有国营或集体性质的供销社系统负责，个人没有开办商店的权利，更不要说，即使开了商店也进不来看似平常却十分紧俏的商品，私人经商没有任何存在的空间。

柜台内的贺万昌一副笑脸应对着前来买东西的乡亲们，熟练地回答着诸如价格之类的问题。在那个年代，各种商品都由国家统一定价，一分钱一盒火柴，走遍河津、乡宁以及整个山西都是这个价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贺万昌熟练地从货架上取下商品，有的还要秤秤尺量，然后放在柜台上。再熟练地拨动着算盘，在算盘珠子上上下下跳跃一阵子之后，告诉顾客应付的钱数以及票证，尔后再认真地点验乡亲们递过来的钱款票证，算盘珠子又一阵哔哔响，算出找还顾客的零钱数。这些娴熟的动作，得益于在大队担任过统计工作的历练。

除了售货之外，贺万昌还担负记账的责任。贺万昌有两本账，一本大账是记录进货的渠道、数量、进价、销价（进货时批发部门会核定零售价）、销售的数量、收入的款项以及在盘点后核定的损耗。一般来说零售商品都会有损耗，秤重的物品一秤进百秤出会有误差；液体的货物比如酒、醋之类会有蒸发；咸菜也会被风干减少份量。这种损耗只要保持在一个适当区间就是属于合理损耗。这在大账上贺万昌都记录得一清二楚。贺万昌还有一本小账，记录着他个人垫付的物品数量、金额等。这本小账起源于碗窝村赵大娘的买盐经历。

家住碗窝村的赵大娘，老汉去世多年，一个人千辛万苦养育了四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饱经风霜的赵大娘早已身衰体弱，六十多岁的年纪满头白发，弓背弯腰，拄着一根山荆条做成的拐杖，走路颤颤微微。一天，站在柜台内的贺万昌发现，来商店的赵大娘手扶柜台张望了很久，又不情愿地走出门去，如此反复三四趟。贺万昌猜想，赵大娘肯定想买什么东西，手头没有钱不好意思张口。大概是因为她也明白，公家的商店不赊账。贺万昌知道赵大娘的处境，一个人养大四个儿子，四个儿子却养活不起一个老娘。四个儿子当中一个个争着不管老人。老大儿子不养老人，推说是当年娶媳妇少做了一床棉被，全不说当年一个寡妇养育四个孩子的不易；老二说，赵大娘看管他的孩子没有老大家的多；老三说结婚没有买收音机；老四媳妇说，老太太给几个孙子吃了鸡蛋，而刚结婚不久的媳妇还没有孩子。儿子有意见，媳妇跟着起哄，那有老太太的活头，到谁家谁家都会给气受，赵大娘也就只好一个人忍气吞声地过日子。生产队分点粮食，这自有生产队去扣每个儿子的粮款，几个儿子十个不情愿也奈何不得；老太太挖点野菜，街坊邻居看她可怜也多有接济。老太太喂上几只鸡，除了被孙子们闹着吃剩下的就拿来换点零钱，维持日常必不可少的开销。可是时下正是母鸡脱毛季节，母鸡自我调养身体，那还顾得上产蛋！老太太没有了“母鸡银行”，断了财路。罐子里已经两天没有盐了，自知没有钱买盐，却由不得两只脚自己往商店里走，就有了前面多次进出商店的难堪场面。

看到赵大娘的举动，贺万昌主动搭话：“大娘想买点什么？”大娘吱吱唔唔地说：“我、我……，不想买什么。”贺万昌说：“是不是手头紧了，要什么只管说，我替你老想办法。”老太太慢吞吞地说：“两天没有盐了。”干瘪的面颊泛起了红色。贺万昌称好一斤盐放在柜台上说：“拿走吧，我替你付钱。”老太太两眼留下了昏黄的泪水，想说点什么，喉咙又像是被什么卡住一样。一句话也没有说地走了。贺万昌摸了摸自己的口袋，将二角五分钱放到商店收钱的木盒子里。

类似赵大娘这样的可怜人，贺万昌的账本上记录有四五个人。在他们没钱的时候，贺万昌让他们拿走东西，自己把钱付上。有时手头紧张，贺万昌就在月底补助的22元补贴中扣出来。贺万昌知道这些人的钱是永远也还不上的，甚至在贺万昌的脑海里，也从来没有向他们讨账的念头。可怜的是，此时贺万昌家依然是负债200多元的欠款户。

第三节： 初上老窑头

老窑头煤矿来招工了，这个消息令全村的年轻人心动。当工人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做梦都梦不来的好事，当了工人，意味着一生命运的转折，甚至影响后代人的命运。在有限的招工名额面前，激烈的竞争可想而知。

在“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的年代，贺万昌有着天然的优势。贺万昌贫农的家庭成分、中共党员的政治面貌、身为生产队长的强势地位，强健的体魄，被上岭村人视为秀才的初中文化，更有在大队当干部和在供销社工作所建立起来的从上到下活络的人脉关系。1971年10月，离开商店后并当了一年多生产队长的贺万昌如愿以偿的被招为国营老窑头煤矿正式工人。

被河津县招为正式工人的贺万昌将组织关系、户口粮食关系转到矿上，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这实是令全家高兴，更让村里人羡慕的一件事。尤其商品粮户口，有很高的含金量，这是一个农村人彻底改变命运的标志。七十年代的中国，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工农差别。户口是城乡工农差别的主要标志，有了商品户口，贺万昌就可以被视为一个城里人。有了商品粮户口，粮食按月供应，吃饭有了保证，尽管有时供应量不那么十分充裕，但比起农民靠天吃饭，饥一年饱一月的就好得多。有了商品户口，就有每月的食油大肉供应，即使是每月一斤半斤的定量，但比起大多数农民一年沾不上腥葷，只是年节时杀了自己家里养了一年的猪，打打牙祭要好得多。有了商粮户口，就有了棉票、糖票、烟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各种供应，农村户口虽然有时也有票证，但数量品类就少得多。有了商品户口，就有了更多的招工机会，工人每月按时发工资，而工值十分低廉的农民，每年年末才有一次决算时少得可怜的分红。有了商品粮户口，就可以享受城里人的生活，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实在是庄稼人梦寐以求又可望不可及的生活方式。有了商品户口，尤其是商品户的女性，生的孩子也承袭商品户口，成为世世代代的城里人。有这么多好处，贺万昌的商品户口让好多人眼馋，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件事了。

母亲和父亲满脸的高兴，看到自己的儿子从此走出了农家家门，成了公家人。贺万昌有了工资，归还生产队的欠账就指日可待了。想到这里，贺大汉的嘴角不经意间露出一丝微笑，其后又皱起眉头在思忖 着什么。

贺万昌的媳妇准备着丈夫要出门带的衣物，里里外外地忙活。贺万昌自己则一趟一趟地大队、公社来回跑，办理各种关系的调转手续。

1971 年10月15日，贺万昌到老窑头矿报到，成了老窑头煤矿的正式职工。

贺家和老窑头煤矿有着不解的缘分，想当年贺万昌的父亲贺大汉，以一条牛的股份入股老窑头煤矿，在那里干了好几年。想不到几十年后儿子贺万昌又进入老窑头矿，可以说是子承父业。

贺万昌的家乡上岭村所在地下化乡，地下煤炭资源丰富，质量好，开采条件简单，有很久的开采历史。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河津有小煤窑六十多个，仅下化乡的老窑头沟就有王家窑、杜家窑、北大窑、南沟窑、牛窑、竹竿窑等七八个煤窑，当时有“进了老窑头沟，大小二十四眼洞（煤窑）”之说。但开采方式落后，直到民国，煤窑依旧采用最原始开采手段。煤窑巷道低狭，无通风设备和安全设施。矿工下窑，头顶棉籽油灯照明，工具是一把大铁锹。运煤用筐子背，遇巷道低矮处，两手抓地，向外爬行。巷道塌方，瓦斯爆炸时有发生。对眼皮子底下的小煤窑，贺万昌当然不会生疏，而对在年幼时跟随母亲到矿上看望父亲时，煤窑用辘轱提升煤炭的场景，更加印象深刻。几十年过去了，依然宛如昨天。

小煤窑采用的开采类同于今天的平硐、斜井、竖井开采方式。斜井、平硐采用人畜拖拉的方式将煤炭运上地面。对于有点竖井味道被称作“井窑”的煤窑，提升机具就是辘轱。那辘轱十分巨大，缠绕绳索的园木直径接近二尺，在圆木的两端装上两个半弧形的辘轱把，两个辘轱把各配四条壮汉，一共八个人协同操作。在二三十米深的井下，采煤工人将煤炭装入一个直径两三米大的荆条筐内，一筐可装一千多斤。荆条筐下用多股铁丝捆扎牢固，将直径两三寸麻绳的一端固定在井下荆条筐上，另一端缠绕在辘轱上。提升煤炭时，八个壮汉喊着号子，拼尽全身力气协调地转动辘轱，把大筐提到地面，另有人将大筐拖离井口，将煤炭翻到地上。

每有新人加入，工头会反复交待：摇辘轱这个活路必须齐心协力，八个人共同协作，才能干好，要人人尽力，绝不敢耍滑偷懒做假样子！一千多斤的重量吊在辘轱绳子上，如果有人不用力气，辘轱就会翻转，粗壮的辘轱把会把几个人都打得粉身碎骨！明白了齐心协力关乎每个人的生死存亡，生死攸关，谁还敢敷衍塞责，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煤矿的事，贺万昌零零散散听到不少，对煤矿有最基本的了解。但他最大的弱点是缺少感性的东西，毕竟贺万昌还没有亲身干过煤矿。

在老窑头矿，初次下井的贺万昌，望着黑洞洞阴森森的井口，想到这一辈子就要在这里挖煤，心就嘣嘣地跳了起来。借着微弱的灯光，看到七扭八歪支撑着的矿柱，贺万昌倒吸了一口冷气。高低不平的巷道里，伴随着脚下石块的滚动，贺万昌的身体不由地趔趄，头上的帽斗碰撞井壁，发出嘣嘣嘣的声响；再看看那些呲牙咧嘴的石块，好像随时就要坠落的样子。井巷深处的工作面上，有几根坑木吃力地支撑着顶板，发出吱吱咔咔的响动；顶板破碎处，不时有石块煤渣滚落；稀稀落落的煤渣、矸石落在贺万昌帽斗上发出咳咳啦啦的声响，好像头顶上的顶板马上就要塌落下来。贺万昌吓得头发根子发紧，两腿酸软，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得抬不起来。

初次下井的贺万昌只是看到的表象，他所担心的大多是属于零零散散的“冒顶”“偏帮”一类事故范畴，这在人的掌控下是可以尽力避免的。而对于煤矿潜在的四大灾害水、火、瓦斯、煤尘还没有基本的常识。

煤炭这种高危行业，煤矿工人多年的血泪总结是：“四块石头夹了一块肉”，“埋了的活人”。煤炭行业，有一个特殊指标叫做百万吨死亡率。根据时代的不同，或3或5，当然现在就低于1了。这是煤炭行业在无奈中认可的一项事实。换句话说就是煤炭生产很难避免死亡事故，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死亡是被认可的。这是煤炭生产独有的一项指标。可见大到冶炼钢铁，小到百姓生火做饭，被人们司空见惯的煤，都是矿工的血汗和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煤矿工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开采煤炭，换来了人间的光和热，煤炭的身价比黄金还要珍贵！

贺万昌下井的不适应的另一件事是身上那湿漉漉的衣服，头天上班的工作服被水和汗水浸透，一层厚厚煤沫附着在衣服上，像是盔甲。要上班了，贺万昌脱去身上的衣服，热乎乎的身子猛然换上那那冰凉梆硬的工作服，不禁打了一个寒颤，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随着靴子踢踢蹋蹋的响动，贺万昌的身影消失在黑洞洞的井巷里。

下班了，疲惫的贺万昌和工友们一前一后地走出井口，看了看将要落山的太阳，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想这一天又熬过来了。伸手看看，手上脱去血泡的地方渐渐长成了茧子，茧子边沿隐隐留下了一圈淡淡的黑色痕迹，那是煤留下的印记。贺万昌将脱下来的黑乎乎湿淋淋的工作服丢到墙角，用半盆半冷不热的水洗脸，不一会儿，盆子底下的煤渣沉淀了厚厚一层，黑乎乎的油渍飘浮在水面上。贺万昌在墙边挂着的破镜子前照了照，黑色眼圈套在两个眼眶里，活像个大熊猫；脖子上附着着一层黑黑污垢，油叽叽的根本洗不下来。当时的老窑头矿没有浴池，升井的工人，脸上除了牙齿和眼睛是白色的外，其余全身黑色。有矿工曾戏谑地说:井下工人和女人睡上一觉，保准那女人要尿三天黑水。当然这是玩笑话。

洗过脸，疲惫的贺万昌躺在铺盖上想休息一会儿，但就是合不上眼睛。王老季露着骨楂子的那只脚，王小春那血淋淋惊恐的脸上一双至死不肯闭上的眼睛，总在眼前晃动。

矿上发生了死亡事故。事故过程很简单，正在挖煤的王老季被顶板上滚落的石头砸烂了脚，就近干活的侄子王小春赶来救援，王小春搬动压在叔叔脚上的石头时，引起了另外的石头滚落，砸中了王小春的头部，当场死亡。套用煤矿专业术语，叫做顶板事故。亿万年的地壳运动生成的煤炭多是一层石头一层煤。煤矿工人开采煤炭时，头顶上方的石头称为顶板，顶板有时很完整，光溜溜一大块；有时就相当破碎，需要做特殊支护，否则无法采煤。王老季发生的事故就是属于顶板破碎支护不当引发的。王老季叔侄俩一前一后的被抬出井巷，这是贺万昌第一次亲眼看到的伤亡事故。下班回来的路上，贺万昌总也打不起精神，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同行工友搭着话，主题当然是今天的事故。同行工友的一句话，深深刺痛了贺万昌，那工友说：“看到了吗，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被这样抬着出来，要不就要在井下干一辈子！”

贺万昌知道，他们这批招录的工人就是井下采煤工，一般情况下，没有调到地面工作的希望。说不定哪天，王老季叔侄的命运就会落到自己头上。想想自己才三十来岁，哪天才是出头之日，干脆不干了，回家！贺万昌和采煤队长打了声招呼，推说家里有事。干了一个月采煤工的贺万昌卷起铺盖卷回家了。

见到儿子回到家的贺大汉，先是愣愣地问了一句：“怎么回来了。”不等贺万昌回答就说：“回来也好。”脸上露出非常复杂的表情。看到回到身边的儿子，贺万昌母亲满脸笑容，一边拿来条帚上上下下地拍打贺万昌身上的灰尘，一边问：“肚子饿了吧，我给你擀面去。”不大一会，一碗热腾腾的面条端到贺万昌面前，白色的是长长的面条，绿色的是切碎的蒜苗，黄色的是散落在面汤上面的星星点点的香油花子。贺万昌狼吞虎咽的，不一会儿就吃了个干干净净。

晚上，躺在被窝里贺万昌媳妇入神地听着丈夫讲述矿上的事。当听到王老季叔侄的不幸遭遇后，差点惊恐地叫起来，两只胳膊紧紧将贺万昌搂在怀里，生怕贺万昌会从身边飞走一样。

附：煤矿四大灾害水、火、瓦斯、煤尘

水：中国有上千年的煤炭开采史，先人们采煤炭后留下大量采空区，年代久远，采空区会有水积存。另外含水的断层、地下河等地质结构也会导致地下水的大量积聚。采煤时，如果地质资料不详实，贸然开采，一旦打通地下水存储区，地下水就会喷涌而出。突发的险情往往使井下工人来不及逃避，酿成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2011年，韩城矿务局桑树坪矿发生透水事故，整个巷道被水淹没；幸运的是，由于当时撤离及时，当班井下工人全部脱险，没有发生人员伤亡，但却造成七亿多元的重大财产损失。

瓦斯：亿万年复杂的地壳变化，形成了大量的煤炭资源。也形成了与煤炭伴生的一种易燃易爆气体—瓦斯。在采煤过程中，这些气体会随着煤炭的开采得到释放。大量在工作面积聚的瓦斯气体，如果不能及时排放，一旦遇到明火就会产生瓦斯爆炸。瓦斯爆炸产生的高温高压，促使爆源附近的气体以极大的速度向外冲击，扬起大量煤尘并使之参与爆炸，破坏巷道和器材设施，造成人员伤亡。另外，爆炸后生成大量的有害气体，造成人员中毒死亡。

 2010年河津下化乡北湾村天龙矿瓦斯爆炸，亡41人，伤2人，失踪2人。

火：煤矿火灾往往是瓦斯爆炸的伴生灾害，爆炸产生的热能点燃正在被开采的煤炭，引出熊熊大火。在这种情况下，现场人员往往避之不及，造成伤亡。灭火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少量的水在这样的大火面前只是助燃剂，毫无作用。一般情况下，灭火大多会采用隔离的办法，在失火巷道砌隔离墙，隔断燃烧的煤炭与外界的空气接触，使正在燃烧的燃炭失去燃烧所需要的氧气，自然熄灭。2004年11月28日，陕西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引发火灾，救火无果，最后采取隔离墙封堵措施。166名矿工不幸遇难，亡命火海，永久地葬身于千米井下。铜川陈家山煤矿设置“11·28”矿难警示碑，上面镌刻着166名遇难矿工的名字。  

煤尘：在煤炭开采过程中，会产生煤尘，煤尘达到一定浓度，就会产生爆炸。 2014年12月 26日凌晨，辽宁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的恒大煤业公司发生煤尘燃烧事故，造成26人死亡、52人受伤。据初步调查了解， 26日1时31分，阜新矿业集团五龙煤矿与恒大煤业公司之间发生1.6级矿震。2时35分，恒大煤业公司5336综放工作面回风顺槽发生煤尘燃烧事故，共造成区域作业中89名矿工中的24人当场遇难，还有两名伤员在送医过程中死亡。事故还造成52人受伤，其中重症18人，绝大多数为烧伤。可能是矿震引发矿井内煤尘漂浮，当煤尘达到一定浓度后，遇有火源，引发煤尘燃烧事故。

其实又何止煤尘会发生爆炸，其他的粉尘也会发生爆炸，早年黑龙江省某亚麻厂曾发生亚麻粉尘爆炸；近年江苏发生汽车配件轮毂切削产生的金属尘埃爆炸事故。

随着对煤矿安全的重视和生产安全设施的不断改善，煤炭生产死亡事故不断下降。河津县的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1986年为6.2,1987年为5.2,1988年为4.9,1989年为4.8,1990年为4.4；到1998年为0.77，控制在国家指标以内。

             第四节 ：船窝水运

回到家的贺万昌成了一个“闲人”。他的户口已经转到矿上，不再是社员，失去了生产大队劳动的资格；他的粮食关系已经转到矿上，属于商品粮，也没有在生产队分配粮食的权利；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了矿上，没有参加村上党组织活动的理由，贺万昌成了“黑人”。

七十年代，虽然历经文化大革命影响，但总体生活条件还是优于三年困难时期；在家里吃饭一时半会还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年轻力壮的贺万昌总不能老在街上闲逛，总得要干点什么。想来想去，贺万昌决定搞煤炭运输，那行当不要多少投入，只要有把子力气就行。

几百年来，船窝渡口对于河津、乡宁一带的煤炭外运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直到龙虎路修通之前，水运一直是这一带煤炭外运的主要方式。船窝渡口位于黄河东岸，距禹禹门口三十里，乡宁、河津煤炭水运大多是指这段航程。禹门口是煤炭的重要集散地，煤运到禹门口就从陆地装车运往运城、侯马、晋南平原一带，往西从韩城方向运往关中，也可以船运芝川、风陵渡码头后再行分散。

从船窝到禹门口这段航程，属于秦晋大峡谷的一部分。航道不算长，却极其危险复杂。从雪峰连绵的昆仑山奔腾而出的黄河，九曲回转，横越塞上，到了内蒙古托可旗与山西偏关县接壤之地，突然来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转折，原本由西向东奔流的河势调头向南，一路呼啸，势不可挡。以此为起点，至陕西省韩城市与山西河津之间的禹门口为终点，在莽莽黄土高原上拉开一道有七百多公里长巨大深邃的大峡谷。它将黄土高原一分为二，因陕西居西，山西居东，以此取名秦晋大峡谷。

秦晋大峡谷虽然只有七百多公里长，却是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长的黄河中水势最为凶猛的一段，是黄河之魂魄所在。尤其是从壶口瀑布到禹门口七十多公里长一段，更是山高水险，气象万千。苍山巍巍夹峙，危石险峻突兀，层峦横出天汉，雄浑古朴，造化神奇，巧夺天工。苍天之外，黄河穿山破谷而来，奔流在千山万岭的峡谷之中。大河上下，云雾茫茫，山岳潜行，若隐若现，山为云遮，水为天盖，集雄、奇、险、幽于一身。中间有著名的黄河“三门”：宜川孟门、乡宁石门、韩城龙门。沿河有十一处险滩，五十多道湾。两岸高山林立，遮天蔽日。沿途有睡女娇、大禹峰、峰窝崖、梯子崖、猴儿山、熊山、错开河等三十多处奇异风光。

出船窝码头，有两块巨石夹着黄河，有如两个门墩，叫做门墩石。船窝码头以下的石门，两岸峭壁锁擒黄河，河道不足一箭之地，有如黄河门户。再以下东面是梯子崖，是先民们为了通行，在峭壁上凿成梯子，由此爬上拐个弯可以上到山顶的羊肠小道；西面峭壁顶上有个小庙，名曰艄公庙，是先民们为崖下水险船翻遇难的梢公们修建的，目的是祈求神灵保佑艄公的安全。

龙门是秦晋大峡谷的最后通道。山西一岸的龙门山和陕西一岸的梁山夹河对峙，峨刺云天，白云皑皑，猿鸣峭壁，飞鸟惊绝。黄河水汹涌澎湃，惊涛骇浪，水声如雷。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龙门为禹所凿，广八十步，岩际镌迹尚存。”后人为纪念大禹治水的功德，便称之为禹门。禹门是秦晋交通要冲的古渡口，禹门便被称为禹门口。

禹门口，也是《太平御览》所载的鲤鱼跳龙门的地方。黄河从这里冲出晋陕峡谷，一泻千里。两岸悬崖壁立，河流奔湍咆哮；山崖隔岸相望，相距八十步，有如如门阙。秦晋两省的人民，为了纪念大禹治水开凿禹门的功绩，在黄河东西两岸都建有大禹庙。大禹庙相传是汉代创建，唐、元、明、清历朝都有增修，可惜这些辉煌建筑都在日军侵华期间被毁灭殆尽。

禹门两岸的大禹庙规模宏大，尤以山西龙门一侧的建筑群更为巍峨宏伟。山西一侧的龙门禹庙建于汉灵帝光和二年（公

元179年），一幢《禹庙碑》经两千年风雨见证了大禹治水的辉煌，向我们叙说着历史和黄河文化的沧桑。大禹凿龙门功垂千古，山河形胜流誉九州。古往今来，龙门就是浏览胜地。

 龙门两岸，庙宇林立，香火不断，神圣威严的大禹庙里的壁画、雕像神采飘逸，香烟缭绕，鞭炮阵阵。每有庙会，山陕两岸鼓声震天，朝拜者络绎不绝，摩肩接踵，蜿蜒于路。抬神楼的小伙子们，赤裸上体，跳跃扭动，张扬得灵魂出窍，忘乎所以。河边的木船绵延相连，从岸边一直延伸到河道中心。

 黄河出龙门之后河道陡然开阔，使人豁然开朗。此处峡谷的黄河之中曾经有两座石岛，将黄河水分作三股，古时称为“上三峡”，与下游晋豫间的三门峡相对。遗憾的是，靠陕西的西门骆驼巷已被泥沙淤积，靠山西的东门在元代时被堵塞建禹王庙。三门当中，两门不复存在，黄河以中门为主流。中门下游有一块兀立河心的巨石叫“水面石舟”，上面雕刻有“龙门”两个大字。相传禹王墓就建在石上，不过由于河床淤积，大石常常浸没水中，在水落石出时仍然可以看到。每当洪水季节，由于龙门入口陡然变窄水位抬高，龙门出口则骤然开阔水位下降，于是在龙门形成明显的水位差，故有“龙门三跌浪”之说。

传说中的“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就是指跳跃此处的跌水。据说鲤鱼要能溯流跃过龙门，就能够化成龙。古诗云：“龙门三激浪，平地一声雷”。龙门三激浪，是黄河千百年来的奇观，激起无数诗人的诗情。黄河快到峡谷的尽头龙门口时，突然遇到一个急弯，狂涛激浪猛然撞在峭壁上，飞出一层层凌空雪浪；掉回头的水浪，再次撞到对岸的巨石，又在狂怒中冲起一堆堆直射天空的雪浪；猛回头水浪随即和矗立在河床中的一座巨大的礁石相遇，再次狂怒地咆哮起来。这就是所谓的“龙门三激浪”，唐诗中“咆哮万里涌龙门”所写的，就是此处汹涌的波涛。　

船窝渡口船队的船工们，长年拼搏在这段人称“黄河小三峡”的河道上，没有高超的技术，没有十分的胆量，是不敢在这条生死线上跑营生的。

这段两岸险峰峭壁耸立，河水奔腾咆哮，不足三十里的河道，从下边的禹门口到上边的门墩石，船要逆水上行，两岸峭壁直立，没有纤夫的立锥之地。如果用长杆撑船，河水深不可测，再长的杆子也触不到河底，于是用带钩的竹杆行船便成为此处行船的独特景观。先人们在沿途的崖壁山石上，每隔三五米嵌入一个铁环。行船时，前后一排站在渡船一侧的几个船夫，每人手持一根带有铁钩的长竹杆，就近准确地嵌入崖上的铁环。有了着力点，几个船夫手抓竹竿，一个个用足力气，足蹬船板，唱着号子，驱动船体逆水上行，那号子声几十里外都可听得见。一条船上，七八根竹竿轮番钩环蹬船，互相协同，与大自然抗争，艰难行进。且不说船夫们出力流汗，光喊号子，三十里下来也已经使每个人喊得口干舌燥。

在此段黄河上行船，最惊险的时段是上游发洪水。在那个年代，哪有天气预报这一说法。上游下大雨，下游毫无警示。顷刻间，洪水暴发，上游的洪水像猛兽一样铺天盖地而来，那惊涛拍岸、激浪滔天的气势，鬼神见了恐怕也会目瞪口呆。河水咆哮怒吼当中，船上人当面讲话根本听不清楚，必须大喊大叫才能听得明白。

洪峰过后，随之而来的是随浪飘浮的死人尸体，脸朝下爬着的是男尸，仰面朝上的是女尸，老远一望就可以分辨清楚。更有木板、死猪、死牛、死羊，箱子、柜子、树枝和滚动的西瓜充斥着河道。此刻行船，可以说是生死一瞬间。关键时刻，舵手就显得尤为重要，船上人的生命全在舵手一人的掌控之中。舵手手执舵把站在船尾上，船工两人一组，各自在船两侧操桨的位置上，完全听命于舵手指挥，来不得半点马虎。舵手的眼睛瞪得溜圆，用高度的注意力注视着水势，一会喊：“西道埋，东道板！”西桨上的五个人，齐刷刷的逆时针扳船，东桨上的五个人齐刷刷顺时针滑桨，船一下子避开了石崖激流，进入河心主流，船身体位变成了横向漂流，两侧木桨位置由东西变成了上下；一会儿，舵手突然下令：“上桨扳，下桨停！”上桨上的五个人发声喊：“呵——哟——呵——哟！”以顺时针方向摇起来。下桨的五个人屏住呼吸，把手齐刷刷地一压，桨头奢了起来，这条船就像是凤凰展翅，船体立即变成了纵流破浪前进。

这段危险的河道运输，不知有多少次船毁人亡。由此更会知道煤炭的金贵，它不只浸满了多少井下工人的血汗，而煤炭水运又有多少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第五节：再上老窑头

贺万昌加入了煤炭运输的行列，所从事的并不是水运。贺万昌没有船工的历练，一时半会是干不了船工这个行当的。

贺万昌的家上岭村到上岭煤矿有六里，上岭煤矿到船窝渡口至少有十二里距离，要实现水路运输，就要先把煤炭从矿上运到船窝渡口。从矿上到船窝是七扭八弯的山路，虽经过整修，也只有骡马架子车一类运载工具可以通行。贺万昌家里有一副架子车的轱辘，又到供销社租来一副车架子，就有了干活的家当。

从上岭煤矿到船窝码头大体上是三十度左右的下坡路，架子车重载下坡，少了负重上坡的体力，却增加了车子的掌控难度。车行下坡路，会随着惯性自动向下滚动，如果失去控制，车轮会越来越快地沿坡向下滚动，人哪里还能拉得住！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躲避不及，就会被车子碾轧得粉身碎骨，车毁人亡。十几里路要将车掌握得快速下滑而不失控，就要有把子力气。好在贺万昌身大力不亏，有这方面的优势。除了力气还要有技巧，贺万昌把架子车把高高抬起，让车架后尾触地摩擦，借助车子与地面的摩擦阻力，控制车子下滑的速度。架子车尾和高低不平的地面触碰发出的嗞嗞喳喳声音，与车闸对车轱辘制动发出的吱吱扭扭声响交织在一起。贺万昌两脚朝前腰身向后，两只胳膊用力地掌控着车子下行速度，快速而不奔跑，在弯弯曲曲的坡道上行驶。两只腿和两只胳膊酸痛得抬不起来，遇到弯道就会休息一下。将车子横过来，此时车子方位与道路坡度呈十字交叉状态，车子就没有了沿坡道下滑的惯力，这是停车最合适的位置。一般情况下，贺万昌每车运煤一千三百斤，往返三十里，每天运煤四车，可以有十多块钱的收入。来来回回的运煤路上，贺万昌体味到了肩上的担子和生活的压力。

每当贺万昌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家里，贺万昌的媳妇会早早准备好一盆洗脸水，把一杯热茶递到贺万昌手上，端来热腾腾的饭菜。到晚上催贺万昌早早睡下，在微弱的灯光下，一边纳鞋底，一边时不时地看看熟睡中的贺万昌一眼，那宽阔的胸膛，黝黑的长方形的脸庞，浓浓的眉毛，那强健充满活力的气息，往往会使女人在失神的端详中停下手中的活计。

四十天下来，贺万昌挣了五百元钱，这是他人生意义上淘到的第一桶金。有了这五百元钱，贺万昌还清了家庭欠生产队多年的债务265.4元。说是欠生产队的债务，准确地说是欠家庭的债务。此时分居单过的贺万昌已是六口之家，单靠媳妇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无论如何是养活不了一家人的，自然成为生产队的欠款户。而贺万昌的父亲一方日子就过得比较宽松，劳力多，除了贺大汉之外，还有贺万昌的二弟贺万龙，二妹妹贺仙凤，甚或母亲都可以到队里出工劳动，只有三妹贺凤仙一人吃闲饭，自然成为生产队的余款户。交不上生产队的欠款就分不回口粮，作为长辈，贺大汉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孙子挨饿。于是就和生产队商议，将贺万昌一家的欠款转移到贺大汉名下，贺万昌不交钱分回来了口粮；贺大汉领不到钱拿回来白条，就这样马马虎虎地过了好几年。庄稼人平常日子好对付，一旦遇上大事情，没有钱就过不去了。贺万昌的弟弟贺万龙，订婚已经好几年，到了结婚年龄，不能再拖下去了。为筹备贺万龙的结婚费用，贺大汉愁得唉声叹气。贺万昌运煤挣得几百块钱，刚好救急。贺万昌还清了欠家里的二百多元之外，又搭配了三五十元，为弟弟贺万龙办理了婚事。剩余的钱在归还了他人的零零星星债务后，添置了一些急用的生活用品。

心情舒畅的贺万昌觉得这营生还可以，虽然下点苦，但确实能挣到钱。他打算办回自己的户口和党组织关系，在生产队分粮解决吃饭问题，拉煤挣钱。他甚至憧憬着将来用青砖拱砌几面窑洞，给父母置办几套新衣服；给媳妇买台缝纫机……。

贺万昌的计划只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他忘记了自己的“黑人”身份，他不是社员，生产队管不了他；他是工人，可是矿上鞭长莫及管不着他。凭着此时“自由人”的身份，暂时凭卖力气挣钱。一旦户口转回生产队，恢复了社员身份，那时有了队长管理，干什么活计还能由得了你！

一场冰雹砸碎了贺万昌的美梦。

贺万昌把车子停下，双手叉在腰间，腰向左向右地扭动了几下，蹬了蹬腿，伸出两只胳膊在空中摇动了几圈，一身的酸痛松快了许多，自言自语地说：“快到家了。”

在船窝渡口卸下煤，返程的路上是空车，照理说应当比较轻快，其实不然，十二里的上坡路对人是个考验，何况还要拉个架子车。贺万昌两只手架着车，俯下身子，套在肩膀上的绳子紧绷绷地拖着车子，两只腿用力后蹬，艰难地爬坡行进。连续上坡，没有强健的体魄根本干不了这份差使。离家只剩下三五里了，贺万昌找个拐弯处停下来放松一下，恢复体力完成最后的冲刺。贺万昌掏出一条毛巾擦着脸上的汗水。四五月的天气暖洋洋的，今年春天的雨水及时，庄稼长势还好。贫瘠的黄土地上，一块块算不上茁壮的庄稼，也满目绿色，生机勃勃。发黄的小麦穗个头不大，但鼓囊囊的，再过十来天，小麦就要收割了。生产队分了粮食，自己再去买点“黑粮”，填饱肚子的问题就解决了。贺万昌望着庄稼，又抬头看了看天空。说了声不好！只见那天上乌云搅动，有的向东，有的向南，互相交错滚动，黑压压的云头像发疯狂奔的野兽，有点瘆人。接着一阵大风刮过，顷刻之间，有铜钱大小的雨点就哗啦啦地掉在地上，打在路中间的浮土上，蹦起一窝窝尘土；紧接着鸡蛋一样大小的冰雹，像被人用簸箕倒一样，铺天盖地地从天上掉下来，有三两个重重地打到贺万昌头上，立刻鼓起了大包。贺万昌赶快钻到车子下面。那冰雹咚咚哐哐地砸在车板上，像一个个小手榴弹一样，那架势一定要把架子车板捣碎。贺万昌吓得倒吸冷气，庆幸刚好遇上拐弯，自己停车休息，躲过一时的祸灾。如果不是这样，在直溜溜地坡道上，车子哪里停得住。停不了车子，人也无处躲藏，还不落个雹子砸死、车毁人亡的下场！刚开始落在路上的雹子，就像一个个大鸡蛋，顺着路的坡度轱辘辘地向下滚动。十多分钟后，雹子垒积在了一起，没有了滚动的空间，雹子下得太密集了。半小时的雹子堆积了有半尺厚，白茫茫一片，刺人眼睛。庄稼地里更是一片狼藉，红薯地里已不见秧苗的踪影，雹子像一条厚厚的被子严严实实把它们蒙在了下面；小麦地里，偶尔可以看见几棵东倒西歪从雹子堆中露出的麦穗；被撕成碎条条的玉米叶子，稀稀拉拉地耷拉在光秃秃的玉米杆上；大叶杨树被剃成了光杆，被打断的拳头粗细的树枝倒插在树杈上，被撕开的树皮露出白刷刷的断枝纤维，丝丝络络地拉曳着头向下的枝条，不忍分离……。看看眼前的一片破败景象，贺万昌心里一阵悲凉，自言自语地说：“完了。”眼睛里流下了泪水。

踉踉跄跄行进在厚厚的冰雹中的贺大汉，找到了贺万昌，看到贺万昌只是头上鼓了两个包，也就放心了。父子俩一擦一滑地将架子车拖回家。一场冰雹使下化公社一带夏粮颗粒无收。不要说贺万昌这样的“黑人”没有了蹭饭的余地，就是有分粮食资格的家里人的口粮从哪里来！残酷的现实摆在贺万昌面前。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家人反复讨论后结论是：靠天吃饭的农民日子实在没有把握。权衡再三，贺万昌决定还是回老窑头当工人。

         第六节：采煤队长

采煤一队队长，看着耷拉着脑袋站在面前的贺万昌，气就不打一处来，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呼呼冒火：“灰鬼，奶奶的，你的毬事能比矿上的生产重要！你不来，你的任务谁来完成？奶奶的，都像你，这采煤一队还干不干，我一队不要你，找矿长去！”

原来在这两个月矿上组织的生产竞赛中，采煤一队在三个队中的名次老是最后，作为一个队的领导，是谁脸上也挂不住。队长满肚子气没处去撒，贺万昌来了，正好成了撒气筒。队长灰头土脸地将贺万昌臭骂一顿，哪里还听得进贺万昌编撰的什么家里老母亲病了，窑洞有危险要处理一类的诡辨理由。

黑着脸坐在办公桌后的矿长，没有接贺万昌递过来的香烟。屁股动都没动一下，就手指着贺万昌数落起来，无非是组织纪律性不强，缺乏大局意识之类的官话。贺万昌乖乖地任凭人家数落，自己本身有错误，受人批评是顺情顺理的事，领导说的再难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听着。贺万昌一边挨着训斥，一边用眼睛余光偷眼看看矿长，瞥到了暴怒的矿长脸庞上一丝隐隐约约的悦色。

煤矿下井属于高危行当，招个人不容易。计划经济年代，矿上没有自主权，即使用个临时工，也要到县上审批。没有劳动力，生产任务怎能完成，完不成任务矿长又如何向县里交待。矿里像贺万昌这样溜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贺万昌回来了，就比一去不返的好，干煤矿实在不容易啊！

老于世故的矿长做出决定：贺万昌一边上班，一边做检讨，根据认识程度和悔改表现再行处理。

贺万昌一次次地做着检查，采煤班组的，采煤队上的，全矿党员大会上的（其实当时老窑头矿七八百职工中只有党员七人）。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年代，所有的检查都有雷同的模式，大体分为错误表现、造成危害、产生原因、改正措施等几部分。错误表现，是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就是讲述犯错误的经过。分析危害则是需要拔高的环节，说得危害越大，就显得检查者的认识深刻，容易过关。往往一件小事，总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联系起来。贺万昌将自己的离矿行为影响全矿生产，将一个普通工人个人行为同矿山形象联系起来，这还不十分勉强。而后在假设上做文章，说是如果这种行为发生在和敌人拼刺刀的战场上，就是临阵脱逃，就是叛变革命，就会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反正是把危害说得越吓人越好。分析产生原因部分，往往都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不认真，个人的私心太严重，世界观改造不彻底等一类的套话。改正措施部分，无非是老路数，包括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加强斗私批修，改造思想提高觉悟，虚心接受批评，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之类老套套。有准初中文化的贺万昌做出的检查，就显得比普遍缺少文化知识的矿工们来得深刻。在大家的批评帮助后得到了谅解，算是检查过关。

贺万昌自知离矿行为不是光彩事，也十分在意地以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错误。上班时早早到岗，做些班前准备；下班后晚回来，看看有没有没做完的工作。看到工具坏了，不用班长分配，主动带回地面，利用休息时间修好；干活时舍得卖力气，别人攉煤一吨，他至少要一吨半，或者两吨。毕竟贺万昌身大力不亏，有先天资本，只要肯下力干，还是会出活路的。

贺万昌时不时地给班长、队长乃至矿长提一些合理化的建议。这些提议有门有道，大多被采纳，矿上的生产管理有所改善。这得益于他几年当生产队长的经验累积。几个月下来，贺万昌的才能得到展现，从领导到工友，都觉得贺万昌是个人物，另眼相看。

老窑头矿每天的调度会上，采煤一队完不成任务是一个经常话题。坐在角落里的采煤一队队长一脸的尴尬，嗞嗞嗞地抽着八分钱一盒的火车头牌劣质香烟，空气中散发着刺人的烟味。采煤队长额头上浸着汗水，黑黑的脸上看不出是红还是白的变化，只是嘴角在时不时地抽动，想说什么，又觉得无话可说。生产指标是硬的，煤在那里放着，自己队干不过人家，有毬法子！自己这个队长，心没少操，力没少出，就是生产上不去，天天挨训，这个队长有啥干头！越想就越窝囊，于是鼓了鼓勇气，站起来说：“队长不干了，我没有这毬本事！”说完拍屁股走人。

贺万昌第二次下井四个月后，党委书记找贺万昌谈话，要他接任采煤一队队长。贺万昌说：“这活我干不了，我才来矿上不到一年，怕干不好这个行当。”党委书记问：“贺万昌，你是党员吗？”贺万昌说是党员，党委书记说：“你是党员就必须干，困难面前党员不干，叫谁去干，你不仅要干，并且要以党性保证必须干好！”大有赶鸭子上架的架势。

贺万昌当采煤队长，可以说是因祸得福。贺万昌因离矿受到批评后，要以实际行动证明改正错误，这种迫于压力的积极表现，成了贺万昌展露才华的机会，得到了全矿上上下下的赞许。再加上中共党员的政治面貌，这是当年提拔干部的重要条件。矿领导权衡再三，觉得贺万昌是个合适人选，于是采煤一队队长的头衔，落在了这个几个月前还受批判的逃兵头上。

人常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下井时间不长，善于动脑筋的贺万昌认为，采煤一队的生产上不去的原因，除了管理混乱之外，根本症结是安全没有抓上去。安全抓不好，伤亡不断，工伤事故影响本人出勤不说，并且还影响其他人的情绪。尤其是出现工亡事故，一次事故得影响一个队十天半月缓不过神来，人人自危，哪有心思去干活。几个月前自己离矿还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人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上任伊始的采煤一队队长贺万昌的第一把火就是从安全上烧起来。

贺万昌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项措施是发布“三不”规定：1.顶板破碎支护不好不准生产。2.井巷片帮，不准生产。3.工作面情况不清楚不准生产。第二措施是调整班组成员，将胆大心细、富有经验、责任心强的工人提为班长。第三建立安全责任制：工人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一有事故苗头，立即停止生产，并报告班组长处理安全隐患；班组长要向队长负责，出现安全问题，首先要追究班长责任。贺万昌对班组长们说：“你们给我盯紧喽，少干活可以，安全出事故不行！”还有一条就是，队长要向全体工人负责。在宣布三项措施的动员大会上，贺万昌动情地说：“我当队长，首先要保证安全，你们的父母叫你们当工人，大的说是为国家，小的说为的是挣钱养家糊口。安全不好，人没了，丢了挣钱的家伙，我如何向你们的父母交待，你们个人如何对得起你们的父母妻小。安全是第一位，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要搞好生产，国家拿着钱，养着我们这一群人干什么，就是要出煤。说一千道一万，出不了煤就交待不过去！咱们队人不比其他两个队少，一个个膀大腰圆，身体不比人家差，就是出煤不行。在矿上一说是一队的人，谁不脸上发烧！同志们，让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安全第一，使足全身力气，打一个生产翻身仗！”

动员大会之后，各班组讨论表态，采煤一队的工人们群情振奋，长时间压抑的情绪爆发出来。一个个说，“奶奶的，咱们都是六七尺高的汉子，手是一双，腿两条，为什么总比不过人家，在矿上低头憋屈着过窝囊日子的局面早该结束了。贺队长说得对，咱们要拼足力气跟着队长干，打它一个翻身仗！”

贺万昌当队长第一个月下来，采煤一队出煤五千两百多吨，采煤二队四千五百多吨，采煤三队四千二百多吨，一举扭转了落后局面。全队上下欢欣鼓舞，都长长出了一口恶气。

贺万昌个人则早出晚归，身先士卒，在危险关头冲在前面。一次贺万昌在井下，发现一段巷道下边的拱架已经砌垒完毕，但上面还没有填充实在，这种情况下砌起的拱架是发挥不了作用的。巷道井拱，是为了防止顶板、石头、煤炭脱落而采用的防护措施。如果不填充实在，上面的矸石煤炭垮落下来，新拱的巷道也会垮塌。几个工人看到上面的情况危险，不敢贸然施工，迟迟不敢动弹。贺万昌知道，如果不抢时间完成后面的工作量，井拱就有随时垮塌的危险。在危险时刻，贺万昌说：“我来，你们把材料准备好，把周围场所清理利索，看好避险地点，腿脚麻利点，随时准备撤离！”贺万昌爬到上面，旁边的工人协助供料，贺万昌双手快速地填塞空洞。不大一会儿，贺万昌发现有煤渣落下，紧接着上方发出吱吱嚓嚓的声响，贺万昌大喊一声“快撤！”与此同时，纵身跳下，快步跑到安全地点，其他工人也都一块撤离。紧接着“轰”的一声，刚刚砌好的拱璇全部塌落，周围的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老窑头矿由于受规模限制，为了多出煤，采取一个工作面三班倒的作业方式，三个采煤队轮番作业。如此一来，就有一个上下衔接问题。按规定：一个队下来，要为下一个队准备好生产条件，达到接班工人到达工作面就可以正常作业的标准。由于各采煤队生产指标单独考核，一般情况下只顾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不重视为下一班的生产准备条件。也往往由于上下衔接不好，严重影响到下一班的生产任务。

贺万昌十分重视这个生产交接班环节。每当下班之后，他不同工人们一块升井，而是留下来检查一下，一是看看为下一班的准备情况；再一个要预测一下，经过以下两个班作业以后的工作面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在下次下井之前早做安排布置。另一个措施是分配班长轮流提前下井，检查上一班的生产准备情况，如果发现问题，及早汇报以便提前做好针对性的安排。由于抓住了这个环节，采煤一队的生产总是顺顺当当，井井有条，保证工人到达岗位马上可以正常作业。有了精心准备，完成任务就有了充分保证。再加上全队职工个个憋足了劲，要为采煤一队摘掉落后帽子拼他一场的气势。几个月下来，采煤一队产量都遥遥领先于其他两个队，矿上颁发的生产竞赛的流动红旗被牢牢挂在采煤一队办公室里。

人是有脸面的动物。长时间被采煤一队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的两个采煤队，鼓足干劲，使出浑身的解数，就是干不过采煤一队。于是正道不行想歪道，一次采煤一队接班时发现井下的电钻电缆不知去向。没有电缆，电钻就转不了，打不成眼，放不成炮，一系列后续工作就干不成，采煤也就无从谈起。看到其他队的这种耍赖行为，采煤一队的工人们可气又可笑。于是官司打到了调度室，打到了生产科，最后由矿领导出面才平息了这次事件。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可以说既属情理之外，亦在预料之中；你一队老是先进，能不被人忌妒眼馋？正面干不过你，就搞邪的，来点歪门邪道整整你。

贺万昌的采煤队连续保持安全生产的大好局面，成为老窑头矿的中流砥柱。拥有三个采煤队的老窑头矿，采煤一队的采煤量占了全矿产量近百分之四十。贺万昌没有辜负组织的期望，将落后的采煤一队带成了一支响当当的队伍，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贺万昌的荣誉也接踵而来。

           第七节：荣光

几十年过去了，一有空闲，贺万昌就会翻看家里珍藏着的一沓子日渐发黄的奖状；每当这时，一种自豪感会油然而生，当年的辉煌情景就会涌出脑海。在政治挂帅精神鼓励为主的年代，多年的先进，并没有给贺万昌带来物质财富。得到的也就是几个笔记本、钢笔之类的奖品和这些发了黄的一沓子奖状。但这些奖状也是多少钱都无法买到的，它记录了贺万昌当年的峥嵘岁月、人生的荣光和事业的辉煌。除了政治荣誉之外，贺万昌也享受了两次奖励升级。1977年，到河津办事的贺万昌见到了工业局的王局长，老资格的王局长早年参加红军，对人和气，拍着贺万昌的肩膀说：“小贺，你干的不错，局里给你奖励一级工资。”贺万昌激动地说：“这能行吗？”老王局长说：“没问题，现在政策兴这个。”同样情况，河津县政府也奖励贺万昌一级工资，到贺万昌离开老窑头矿的时候，工资158元。属于高工资的行列。

1974年至1978年，贺万昌是老窑头矿和河津县连续多年的劳动模范，1977年是运城地区的先进工作者；1978年被老窑头矿命名为“矿山顶梁柱”。这个顶梁柱的先进事迹，多次出现在老窑头给各级上报的材料里。贺万昌以工人代表的身份多次参加政治活动，一顶顶光环罩在了贺万昌的头上。

在诸多荣誉里，令贺万昌终生难忘的有两件事。一个是1977年9月9日，贺万昌做为运城地区工业战线工人代表，成为毛主席纪念堂首批瞻仰者之一；再一个是，1978年11月，以山西省人大代表身份，代表运城地区工业战线广大工人群体，参加山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光荣地履行了运城地区工业战线广大职工赋予的权利和义务。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1976年10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发布。1976年9月14日，国家计委组织全国八省市十多家单位的设计人员集中到前门饭店，开始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及方案设计前期工作。

1976年10月15日，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成立毛主席纪念堂规划设计组。197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查毛主席纪念堂方案。1976年11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工程指挥部成立，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李瑞环出任总指挥。1976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后审定毛主席纪念堂方案，毛主席纪念堂奠基。毛主席纪念堂位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占地5.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1977年5月24日主体工程完工，8月底全部竣工。9月9日正式开放，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在毛主席纪念堂北门广场召开“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此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先后前往瞻仰。

1977年9月9日，贺万昌经过层层选拔，被指定为作为运城地区工人代表前往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这件十分光荣的历史使命，不仅使贺万昌倍感自豪，连贺万昌一家人都难以按捺激动的心情。

每当村上的媳妇们夸耀贺万昌时，贺万昌媳妇就心口不一地说：“谁还有我知道，他没啥本事。”口里说着，藏在心里的高兴劲全都写在了脸上。知道自己的丈夫要去北京，就想把自己的人打扮得利利索索的，按照她的设计，贺万昌要戴一顶解放军帽，上身穿矿上发的劳动布工作服，下身黑裤子，白底黑条绒面的圆口布鞋，她觉得这一身打扮会使贺万昌更精神帅气。没有多少文化的万昌媳妇大概没有想到，她的这套服装设计却暗合了时代的潮流。头戴军帽，这与当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年代，人们崇尚穿军装的时尚是一致的；兰灰色的劳动布衣服是工人们的普通的服饰，走在街上一看就知道是个工人，阶段斗争年代最强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黑色裤子就增加了几分严肃，这和贺万昌要去瞻仰毛主席纪念堂庄重气氛相适应的；条子绒布鞋是当时流行式样。经过十多天的准备，这套行装才置办停当。看着就要上北京的儿子，贺万昌父亲贺大汉难掩内心的兴奋，嗡声嗡气地对万昌说：“看到毛主席要替我磕个响头。”贺万昌说：“现在哪里还兴磕头，兴鞠躬。”“那就替我鞠三个躬。”贺大汉一直觉得，要不是毛主席，他怎么会得到一头牛，开始过上自己的好日子。儿子有亲自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就要代表他表示一下心意。

在运城专署会议室里，贺万昌和河津各阶层代表十多个人，会同各县代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地委书记语重心长的嘱咐：“你们到北京就不仅是运城地区的代表，你们是山西省的代表，你们代表三晋大地的千万儿女进京完成的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必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出现任何纰漏。树立咱山西人的好形象……。”而后，运城地委宣传部长认真细致地进行了安排。晚上乘车到达太原，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谦连夜接见了各位代表。当天晚上，代表们从太原改乘专列去北京，代表山西人民瞻仰毛主席纪念堂。这成为贺万昌一生中难得的政治荣誉。

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来自各地的代表，胸佩白花，排成了长长的队伍。绵绵的秋雨无声地滴落，增添了毛主席纪念堂庄严肃穆的气氛。蒙蒙细雨中，正方形的毛主席纪念堂清晰可见，由红色的花岗岩砌成的三四米高的基座上，矗立着几十根花岗岩廊柱，承托着熠熠生辉的琉璃重檐屋顶。纪念堂大门正上方汉白玉的匾额上有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的亲笔题字“毛主席纪念堂”，如今这已成为华国锋在任时的唯一题词手迹。进入北门即北大厅，北大厅宽三四百米，进深近二百米，高八九十米，厅内有一米见方的大柱四根，地面铺灰色大理石。迎面有三米高的毛主席塑像，像背后是巨幅祖国山河图，这里是举行纪念活动的地方。贺万昌在毛主席塑像前弯腰九十度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这是他代表运城地区的煤矿职工、代表老父亲，也是出自内心的真切举动。由北大厅的楠木门进去，就是瞻仰厅。瞻仰厅里万紫千红的山花簇拥在水晶棺周围；黑色花岗岩砌成的梯型棺座四周嵌着党徽、国徽、军徽。一代伟人毛泽东身上覆盖着党旗，静静地躺在水晶棺里。见到了毛主席，贺万昌激动万分，眼泪夺眶而去。他很想多停留一会，再仔仔细细地端详毛主席遗容，无奈有工作人员的催促，只好随着前进的队伍缓缓离去。

1978年11月，贺万昌参加了山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进入冬天的11月，皑皑白雪笼罩着晋南大地。南同浦路上的火车沿着光溜溜的铁轨，在晋南平原上飞驶。车窗外一排排杨树向后面迅速退去。铁路随着蜿蜓的汾河向前延伸，火车的轰鸣声在巍峨苍茫的吕梁山深邃陡峭的山谷中回荡。车厢内，贺万昌和河津县委书记对面坐着，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家常。话题中最多的是老窑头矿的生产情况，作为一个县的当家人，对于在自己辖区内具有举足轻重的龙头企业，自然有更浓厚的兴趣。听着贺万昌的讲述，书记一会儿皱起眉头，一会儿面带笑容，一会又陷入沉思。就是这次旅行，使县委书记对被誉为“矿山顶梁柱”的贺万昌有了更直接的了解，潜意识里觉得这是个苗子。

太原迎泽宾馆灯火辉煌，软软的沙发床，雪白的床单，明亮的窗户，整齐的房间，迎接着从山西省各地来的人大代表们。

大礼堂墙壁上，一条条横幅上写着大干快上实现四个现代化之类的标语口号。主席台两侧立柱上白底红字写着沿用多年的毛泽东的一句话：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被分为两部分的两段话字数不相同，前段十七字，后段十九字，这并不符合对联的基本规则要求，为了发挥宣传鼓动作用，被作为标语口号占据了许多大会堂楹柱位置。山西省省长作的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虽然还没有脱离阶级斗争为纲的主调，但更多地加入了努力奋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四人帮”粉碎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徐徐吹动，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就要到来了！贺万昌和来自山西各地的人大代表们，坐在会场中央，认真听取报告。积极发言参加讨论，投票表决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山西省国民经济预决算等重要事项，履行着一个人民代表的权力。

贺万昌经历了人生的政治辉煌。

第八节： 台阶

当一个大的社会潮流到来的时候，被潮流夹裹在其中的个人就显得十分渺小和无力。但社会潮流也带来了许多机遇，抓住时机，就会扮演有生有色的角色，社会潮流就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大舞台。

毛泽东逝世后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成为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大事件。之后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中国的社会变革提供了组织和理论准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成为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转变的分水岭。中国社会又一次迎来大变革的潮流，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洪流在中国大地上涌动。

1976年，处在文化革命动乱中的中国是一个多事之秋。

1976年1月8日，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深受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耗尽最后的心力撒手人寰，享年78岁。人民怀念周总理，出现了万众十里长安街送总理的悲痛场面。

 1976年7月6日，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地震，震中位于唐山市区。造成24万人死亡，16万多人伤残，财产损失达30亿元以上。

1976年9月9日被推上神坛的毛泽东带着对中国政局的太多牵挂离开人世。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惊天动地的消息。播音员以极其沉痛的声调播发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毛主席离开人世，万里神州阴云密布，十亿中华儿女悲痛万分，不少人双泪横流，失声痛哭，整个中国笼罩在悲痛氛围之中。

        居于党和国家多年领袖地位的毛泽东，生前深刻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经验，把革命事业接班人看作一个保证党和国家永不变质的根本问题。为此也伤透脑筋，先是选择林彪，甚至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地位写入了党章。1973年9月13日发生的林彪叛逃事件，将毛泽东的计划击得粉碎，这对老人家也是致命的打击。而后又以“你办事，我放心”一句话，选择了多年在地方工作的华国锋作为接班人。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华国锋接任国务院代总理、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军委副主席，被毛泽东选为继承人，集多种大权于一身，日理万机处理着国家重大事务。

     毛泽东生前对“四人帮”的野心早有洞察，多次进行批评教育和敲打。毛泽东走了，对中共最高权力觊觎已久的“四人帮”认为实现野心的时机来了，时不可待、蠢蠢欲动，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  动，整个中国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急局势之中。在紧要的历史关头， 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大力支持。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四人帮”，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依照“文化革命”时期形成的惯例，每有重要事件，即使是一条毛主席语录的发表，各地都要连夜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这样的重大事件更不例外。

1976年10月11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河津县举行庆祝集会，欢庆胜利。河津广场内外红旗招展，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河津县的党政军民各方面代表齐聚河津，职工总数不到八百人的老窑头矿派出三百多人参加大会。县委书记、县长、县人大主任，各级领导悉数参加。大会主席台上，贺万昌慷慨激昂，代表河津县各个企业的职工群众发言，热烈拥护粉碎“四人帮”，拥护党中央华主席的英明决策，给在场的县里领导和各界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四人帮”被粉碎了，人们欢欣鼓舞，要求纠正十年“文革”的错误，解决“文革”遗留问题，要求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党内外反映最多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求停止批邓，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另一个是要求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

中国前进道路上的一大祸害被铲除了，但严重的问题又摆在面前，是坚持两个凡“抓革命促生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是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路，这两个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率先刊登文章，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大讨论，在思想理论方面率先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全党工作的重点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

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胡耀邦同志亲自主持下，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大批“文化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得到解放。与此同时在全国不少地方和部门，“文化革命”中依靠造反派夺权的闹派人物，依然占据着领导岗位，调整领导班子成为当急之务。在这种大的形势下，老窑头矿也和全国一样，进行领导班子调整。河津县研究调整班子的会议已经开了三天，将河津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老窑头矿班子调整排在了最后，体现了对老窑头班子的慎重。

县委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刚获得解放的老县长嘴边上叼着一根又黑又长的雪茄，一次次的灭火，又一遍一遍地用打火机重新点燃。其他几个烟瘾十足的烟民，一根接着一根地续着香烟，各种不同牌子的香烟烟雾交织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刺激气味。看到不吸烟的县委书记被呛得不停咳嗽 ，县委办公室主任吩咐赶紧打开会议室的窗户。县委组织部部长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清清嗓子，按部就班地向与会者宣读着拟提拔人选的材料，无非是个人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思想状况、个人业绩以及群众反映等方面的情况。之后与会的县委常委们分别发表带有倾向性的意见。在那个年代，还没有买官卖官的说法；但每个与会者总会有自己的倾向。这种倾向有时会夹杂个人因素，河津太小了，拟提拔的人选和与会领导之间会有各种关系，同学、朋友甚至亲属。这些因素，有时会干扰与会者的判断。在这方面，对出身偏僻山村贫困家庭的贺万昌来说，既没有同学，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帮忙。老窑头的三个备选干部，领导们已经反复争论了一两个小时。听完各位的发言，县委书记推了推面前的茶杯，总结性地说了一句：“贺万昌那小伙子就不错嘛。”贺万昌多年先进名声在外，凭借业绩和多年先进人物的影响，与会者实在找不出更多反对的理由。听完一把手近乎结论性的发言，也就再不好过多地发表意见。贺万昌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老窑头矿的副矿长。

贺万昌当了副矿长，分管保卫和安全工作。从管一个队到管全矿事务，贺万昌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不停地下井检查，发现问题，催促着这边加根柱子顶一下，那边的障碍排除了再干活，忙忙火火不得停歇。

从根本上说，贺万昌主管矿山安全并不是十分称职的干部，最大的问题是其本人专业安全知识水平的匮乏。

一次山西省煤炭厅来矿检查安全工作。主管安全的老窑头矿副矿长贺万昌，陪同检查人员下井检查。一进井口，贺万昌就看见省厅检查人员直皱眉头，井巷还没走一半，煤炭厅检查人员就生气地说：“算了，不用再走了！”在检查情况通报会上，省厅干部指着贺万昌的鼻子说：“贺万昌我告诉你，你的一只脚在井下，另一只脚在监狱！这么多的安全隐患，早晚要出大事！”

可怜的贺万昌哪里知道煤矿灾害的厉害，说到安全管理不过就是预防眼前的一些零敲碎打事故。一个安全矿长，甚至不懂煤矿最大灾害的瓦斯是怎样的一回事。贺万昌从上辈人口里听说过煤矿里的黑风厉害，根本不懂得这就是瓦斯爆炸！

国营老窑头矿也沿袭多年的当地小煤窑开采方式，一直处于独眼井的状态。说进步，就是用上了电灯照明，拉上两根电线，挂上几个灯泡，就是井下的照明。哪懂得井下要用什么防爆阻燃的矿用专用材料。采煤先是用镐刨、锨挖，人拉小平车运煤出井。1975年采用炮采技术，用手摇钻在煤层上打眼，将炸药塞入钻孔，用炮泥填塞堵实，明火点燃导火索，引燃炸药，炸开煤层装车运往井上。依照煤矿安全规程看来，这一系列作业都属于违章操作。而当时的老窑头和晋南大多数煤矿一样，都采用这种司空见惯的操作方式。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安全知识的普及，以及省煤矿安全管理的日益规范，1980年老窑头才建设了通风井，用风井的自然风和采煤工作面的有害气体混和，达到稀释有害气体的作用。1985年后才逐步使用风机给井下送风，以驱散工作面有害气体的积聚。井下照明采用电缆，灯泡也采用防爆专用器具，安全生产设施有了很大改善。但这个阶段，对安全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大多是为了应付检查摆样子，上级来检查时风机开一下，检查人员一走，风机停转。直到1990年以后，矿上才严格执行煤矿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

从1978年贺万昌当老窑头矿主管安全保卫副矿长开始，贺万昌先后在老窑头矿担任过主管生产副矿长和负责党务的副书记，但一直是“以工代干”身份。这是在当年国营企业广泛实行的一种用人制度，即以工人身份从事干部所承担的企业管理职责。直到1984年初，贺万昌才正式转为国家干部。

贺万昌一步一个台阶地实现了：农民——井下工人——矿领导干部的人生跨越。

             第九节：变革

老窑头矿会议室里黑压压地挤了一屋子人，人们睁大眼睛盯着那黑板上长度不断变化的两串正字。在监票员的唱票声中，贺万昌和关书正名下的正字串在不断延长。抬头看了一眼名字下的正字，贺万昌点燃一支香烟，悠闲地吐着烟圈。而在一旁紧紧盯着自己名字下正字串的矿长关书正就有点局促不安，脸上渐渐显露出了焦燥的神色，额头上的汗滴慢慢浸了出来，不经意地叹了一声“完了”。关书正努力定了定神，想理理头绪，只是脑袋嗡嗡作响，无济于事。朦朦胧胧当中，关正书糊糊涂涂地听到监票员宣布计票结果：贺万昌689票，关书正111票。一阵掌声将关书正的情绪拉了回来，他抬头看看，县工业局王局长和李副县长口语了几句，然后紧皱着眉头宣布：老窑头矿矿长选举，贺万昌票数领先。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极大成功。实行了二十年的粮票制度被取消，困扰中国几十年的吃饭问题得到解决。而国企改革就没有那么简单，受产供销多个环节制约的工业体系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捅漏子。直到1998年之前，国企改革还主要集中于扩大企业自主权低难度层面。长期以来，国企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矿长负责制，党委委员分管行政事务，大的事情要党委讨论决定。这种谁也说了不算的企业管理机构，很明显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需要。推行厂长负责制势在必行，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大步骤。

1984年7月10日至15日，河津县委、政府召开改革工作会议，出台了工业企业、商业、供销、教育、乡镇企业、物价六个方面的试行意见。

1985年5月的这次矿长选举就是河津国企改革的一个具体实施。对于这次矿长选举，贺万昌迟迟没有报名，依他几年来的官场经验，县里已经有了人选，自己参加不过是个陪衬。看看贺万昌犹犹豫豫地没有动作，几个朋友急了，说：“贺万昌你真狗熊，那矿长一把手的椅子咱就不能坐一下嘛！”大有“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气势。在大伙的鼓动下，贺万昌认真准备演讲材料，无非是生产指标，上交利润、职工福利之类的内容。从采煤工岗位一步步干上来的贺万昌，自然知道井下一线工人想的是什么，最需要什么。因此，贺万昌的施政演说更多地打动了广大职工，再加上贺万昌多年的劳模形象和广泛的人脉，注定了贺万昌胜选结果。

选举当天，矿上停产，最广泛地动员职工参加选举。在全矿800余张选票中，贺万昌以近700票压倒性优势胜出。

高票当选的贺万昌并没有坐上矿长一把手的椅子。事情往往会是这样的开着历史的玩笑。这场选举的设计者想当然的认为，作为老窑头矿多年一把手的关书正会毫无疑问地胜选，过一下选举的形式会使关书正头上增加一个民选矿长的光环。关书正的矿长就更加名正言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半路里杀出了个“程咬金”。

违背领导意愿的选举结果，自然胎死腹中。拖拖拉拉地一个月之后，河津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人大主任来到老窑头矿现场办公，解决矿长选举问题。经过反复商榷，进行了多个方案比较，最后的结果是：老窑头暂不实行矿长负责制，依然维持党委领导下的矿长负责制。关书正依然是矿长，所不同的是，贺万昌升任老窑头党委书记，贺万昌官升权不长地升了一级。

老窑头矿的选举就这样收场了，改革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却成为老窑头矿的负资产。作为党员的贺万昌和关书正口头上都要服从县委县政府的决定。但各有各的想法，一个认为，矿长的位置应该是我的，这是民心所向，却被你关书正坐上了，你心虚不心虚！另一个想，贺万昌不是省油的灯，这小子在我跟前，将来不会有好事。大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味道。

老窑头矿主要领导成员之间出现了一道无形的裂痕。

             第十节：书记

中共党章规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厂长）依法行使职权。

一场选举过后，老窑头矿短时间地维持了党委领导下的矿长负责制。在改革不断深入的形势下，老窑头矿逐渐过渡到矿长负责制的管理模式。

根据厂长经理负责制十条规定，党委书记，从一把手变成二把手，让出了“生产指挥权、经营决策权、行政干部任免权、职工奖惩权”这四大权力，真真正正成了配角。

原来有些想法的贺万昌慢慢理顺了情绪，觉得二把手有自己的好处，配合一把手工作，不用操那么多心。于是心平气和地对矿长说：“你放心大胆干吧，我为你鸣锣开道，铺路搭桥。”

怎样发挥党委的保证、监督作用，贺万昌的做法是：

鸣锣开道，补台不拆台。搞好宣传鼓动，保证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的贯彻执行。贺万昌在各种会议上大讲实行矿长责任制的好处，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关系，积极支持矿长的工作。主动当好参谋，协助完善了经济承包责任制，实行了区队承包、全额利润分成的办法。

1986年，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压缩资金，矿上遇到前所未有的经营困难，职工收入减少，思想混乱，人心思走。贺万昌进行“矿兴我荣，矿衰我耻”的主人翁意识教育，稳定了人心。

分忧解难。围绕矿长任期目标和每年的任务，发动党员带头，全体职工努力，保证各项决策的实施和任务的完成，特别在矿长遇到困难时，更要全力支持。有遗漏时，不旁观、不挑刺，而是做好补救工作。一段时间，采煤队之间，因为承包指标有分歧闹意见，影响生产。贺万昌主动做工作，解除了队长们的隔阂。

拾遗补漏。厂长忙于生产经营，贺万昌就把乱七八糟的杂事揽起来。矿上发生工伤，家属到矿上闹事，贺万昌主动出头调解，平抚家属们的情绪，使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保证矿上的正常秩序。

有人说：“这种事出力不讨好，本是矿长的事，你何必找这麻烦呢？”贺万昌说：“我是书记，就要为矿长排忧解难。”

正确使用监督权。当好配角，怎样正确使用监督权，贺万昌坚持三条原则：一是不能乱用监督权；二是监督是组织的，不是个人的；三是监督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他协助矿长建立了工人管理委员会，使广大干部职工都积极参与矿里的工作，也让矿长的权力在广大职工的监督之下行使。

贺万昌从1972年进入老窑头矿，将青春热血汗水贡献给了老窑头矿，老窑头矿也成就了贺万昌。贺万昌创造了人生辉煌和享受了荣耀，完成了由采煤工到领导干部的角色转变，先后担任副矿长、副书记、书记多个领导职位，认认真真地在安全保卫、生产、政工各部门工作，为老窑头矿的生产建设做出了贡献。在此期间，老窑头矿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转变。矿山的开采方式经历了人工镐刨、人力开凿到炮采、机采的转变。井下运输经历了人工、畜力荆条筐、人工架车、平车拖拉运升、绞车拖拉到无极绞车拖运矿车、大皮带运输的转变。井巷设施：经历了独眼井开采、采掘不分到主副井分离，掘进采煤循环作业的转变。矿井安全：由有害气体下采煤到副井通风混合风、风机送风的过程。矿山电力设施由油灯照亮到矿山自备发电、白炽灯照亮到国家电网供电、井下设立变电站，一切电力设施采用具有安全防爆的功能机具的转变。老窑头矿经过几次技术改造，产能由 6万吨到18万吨逐次递升到30万吨，老窑头由一个小煤窑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现代化水平的中型矿井，成为山西省72个重点煤炭企业之一。

从1972年进矿到1988年调离老窑头矿，贺万昌一干就是16年，老窑头矿的角角落落留下了贺万昌的足迹，老窑头矿的每个前进步伐都有贺万昌的一份力量，老窑头矿的一草一木都牵动着贺万昌的感情。这里有贺万昌成功的喜悦，也有遭受挫折的茫然和苦痛。但总的来讲，老窑头矿成就了贺万昌，是贺万昌的发迹之地。

           第十一节： 薛虎沟

常言道：是金子总要发光。在河津县委办公会上，河津县委班子多数成员认为，贺万昌当书记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钢就要用到刀刃上。1988年3月18日，在老窑头矿敲边鼓当了两年书记的贺万昌被调到薛虎沟矿。吸取企业中经常出现的书记矿长工作不协调的经验教训，河津县委决定贺万昌矿长书记一肩挑，就是说矿长兼书记，这样以来，贺万昌在薛虎沟可以说是大权独揽，称得上一方诸侯了。

正在扩建改造中的薛虎沟矿设计年生产能力6万吨，对国属的中央企业来讲这实在是不足挂齿，但对当年县属地方国营企业来说就算是一个重要单位。贺万昌上任的时候，薛虎沟矿正在处于从3万到6万吨的紧张改造施工当中，工程已经进展80%。在小煤窑基础上改造的矿井，虽然没有中央部属大矿的气势和规模，但也还是经过了正规设计单位的设计，矿井设施的基本路数还是符合设计规程的，只是由于受到资金方面的限制，做得比较简易一些罢了。

按照设计要求，薛虎沟矿一改小煤窑独眼井的惯例，建了主井、副井。主要井巷用石料砌成，宽敞明亮，井下供电设立井下变电所，铺设电缆将高压电源引入井下。井下运输铺设铁轨，用电机车牵引矿车将煤炭运到地面。依照生产规程采掘分开，先由掘进队施工开掘工作面，由采煤队进入工作面负责采煤。

贺万昌到任后，很快熟悉矿上情况。了解到工程进展缓慢，主要的制约因素是资金不足。于是北上太原，到山西省煤炭厅争取资金支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任何款项的拨付都要有一定程序，首先列入计划再经过审批。决不是说要钱就拨款那么简单，必须要有个过程，来回一折腾，往往就是一年半载过去了。资金不到位，那工程不知等到猴年马月。为解决资金不足配套设备不到位问题，贺万昌发动采购人员拿上矿上开的介绍信到处求援，千方百计把设备弄回来。在那个年代，介绍信代表了一种信誉和权利。那个纸片上的红砣砣还真管用，先把设备物资拿回来解决了燃眉之急。欠款总是要还的，债主们成群结队地找到矿上来，坐着不走。贺万昌让会计打开账本让来要账的人们看，看到这个单位也真是没钱。贺万昌说：“这账我认，老话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钱我一定想办法还上，这点请你们相信。请你们给我一点时间。”

债主们看到贺万昌言词恳切，不是赖账的主，现在也确实没钱。怪谁呢，怪就怪自己当初过分相信了那个红砣砣。知道呆着也没有用，于是摇摇头，叹口气，悻悻地走了。贺万昌尝到了被人逼债的滋味。

外边的人走了，内部的人员怎么办？矿上的正式工还好说，工资先欠着；可那些临时工怎么办？他们离家舍业地到这里打工不就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挣不到钱谁还给你干活！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离矿，贺万昌急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嘴上起了一大圈的泡。

贺万昌觉得这样欠账硬撑着，实际是拿信誉做代价。人没了诚信，将来谁还和你打交道，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既然是搞煤的，就要在煤上打主意，于是决定搞简易投产，边生产边基建，解决资金困难。在靠近井口的地方划出一块边角地段，作为简易投产的采煤工作面。

薛虎沟简易投产了，贺万昌没有搞什么投产仪式，悄没声响地开始挖煤。简易生产对贺万昌来说是强项，他经过多年的历练，在老窑头从事过人拉镐刨最原始的开采方式。条件再简陋总比小煤窑条件好得多，小煤窑能挖煤，咱们初具规模的正式矿为什么挖不出来？贺万昌信心满满地开始了简易生产。正规采煤工作面还没有形成，就边掘进边采煤，掘进过程中不也有煤嘛！设计的电机车还没安装到位，就用手把子绞车代替，一次拉不动十车，咱就拉五车，甚至三车，总比人拉荆条筐拉得多。薛虎沟矿的简易投产日产量一两百吨，有了这一两百吨煤的收入，薛虎沟矿的资金短缺终于缓过气来，主要的基建工作得以顺利实施。1992年扩建工程通过了山西省煤炭厅组织的验收，薛虎沟矿正式投产，实现了从三万吨到六万吨的跨越，山西省计委、山西省煤炭厅、运城地区煤炭局对薛虎沟的扩容改造工程投入不过三百万元。

薛 虎 沟 矿 办 公 楼 旧 址

             第十二节：旗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小的企业总是受到大形势的制约。1991年试生产，1992年正式投产的年产能力6万吨的薛虎沟矿，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生产经营并不顺利，从一投入生产就面临着极大困难，这和国家大的经济形势相关联。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0年前后几年的资料显示，1989年以来国民经济连续几年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当年为了搞活金融企业，各地一窝蜂的建立了各种名目的基金会。这些基金会以高息为诱饵，无节制地吸收居民存款；又无任何规避风险措施地贷给一些企业、个人，形成日后大量无法收回的呆账坏账。疲于应付的银行业，在承担百分之二三十的高利率情况下，罕见地按月根据核定的物价上涨情况贴补保值利息，以便保证储户存款不至出现负利息。国家给职工发工资时配发国库券，国库券的价值不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觉得国库券不是钱，一百元的国库券，只要给八十元现金就心甘情愿地进行兑换。人们疯了一样地到银行提取存款，宁肯不要马上到期的存款利息也要兑现现金；找熟人走后门，只要能提取现金，一百元存款给付七八十元也行。

人们拿到现金就到处抢购物质，油盐酱醋，肥皂牙膏，各种日用品一律抢购。有的家庭一次买入一两百斤食盐，有的一次买回几十袋面粉（每袋五十斤），为的是害怕物价上涨。在抢购风潮中，不少物品出现短缺，从而更加剧了人们抢购的恐慌。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从九十年代初，国家实行货币改革，收紧银根。对于习惯依靠银行贷款提供周转资金的国有企业来说，犹如当头一棒，重重一击。流动资金紧张成为企业的普遍困难。企业之间广泛存在三角债现象，为了缓解流动资金压力，企业之间采用最原始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即所谓“抹账”，这成为当时企业间处理债务广泛使用的一种手段。

企业贷不来款，生产经营就无法正常运转，刚刚投产的薛虎沟矿面临严重危机。在老窑头矿矿长选举中高票当选没有当上矿长的贺万昌，此时真切地体会到了“当家才知柴米贵”的滋味。煤矿要生产，就要坑木炸药等原材料，就要电力矿车机械设备，这都需要钱，钱又贷不来，怎么办？赊账，有朋友关系的厚着脸皮先顶着；外地的企业办理托收，货物一到，主动权就在咱们这里，银行催办承付手续，供应科采取不认账的耍赖手段，仨字回复：无此事。等到对方一步步地查过来，几个月就拖过去了。这种局面不单是薛虎沟矿一家存在，在大的紧缩形势下，国企的日子都不好过。薛虎沟矿同全国煤炭企业一样，经历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这是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不但需要体制上的变革，更重要的是经营理念、经营方式、经营手段，产、供、销各个环节所产生的深刻变革。

如何度过难关，赖终归不是办法，关键是要加强管理，适应市场形势要求，求得生存发展。当时一句时髦话叫做：找市场不要找市长。贺万昌开动脑筋，发动职工，多次研究制定细化经营措施，节省开支，避免浪费，实施精细化经营，指标承包，加大奖惩力度。使人人知道自己的责任、权力、利益，激发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与企业共度难关。困难往往是前进的动力，逼着企业改造自己，加强管理，求得生存和发展。严峻的形势下，著名的邯钢经验应运而生了。

邯钢经验简称“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形成于1990年，于1991年正式全面推行。 其基本内涵是模拟市场价格核算，将成本与效益挂起钩来，将效益与分配挂起钩来，并以成本否决为杠杆， 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当家理财、精打细算、加强管理、深挖潜力的积极性，进而达到个人增收、企业增效的目的。

邯钢经验，是邯钢人对我们时代的一个杰出贡献。发明了市场经济的成本核算公式：
       目标成本＝该产品的市场价格－目标利润

因为这个成本首先是由市场价格“倒推”出来的，并且是保证利润从而保证企业在市场的竞争能力的成本。  

   1993年，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国家经贸委的调查报告，号召全国学邯钢：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994年，贺万昌参加山西省组织的赴河北邯郸学习邯钢经验活动，对照邯钢经验，结合本矿实际制定了一套更严密的企业管理制度。

    根据邯钢经验，贺万昌组织矿上管理人员，依据市场煤炭价格，确定合理吨煤利潤，测算出吨煤成本。在三项指标当中，价格由市场决定，在确定合理利润后，利润是不可动摇的，关键是要在控制成本上做文章。贺万昌将各项指标分层承包。将库存率、资金周转率、材料损耗率等多项指标分解承包到科室区队。人人 理财当家。当家就要知道“家底”，当家就要知道柴米贵，当家就要盘算着过日子。

 市场价格确定成本，指标分解落实到人，按劳分配只看效益，当家理财都是主人。把责、权、利统一起来，端掉多年分配上的“大锅饭”。供应科人员要明确各项材料进货价格，材料损耗最高额度。销售科要控制吨煤最低价格，运费以及各项费用的耗损指标；甚至每个采煤工都要知道自己当班要出多少煤，坑木炸药耗损量是多少，个人可以挣到多少钱，做到人人心中有数。严格控制成本，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以确保职工提高收入。 让职工在每一个岗位上当家，让市场的风吹进每一个岗位。改变成本核算的办法，让市场价格成为成本的主宰，即：市场成本＝产品的市场价格－目标利润。
      “成本否决”就这样形成：完不成市场成本指标者，否决全部奖金；节约了，按节约额的5%——10%提成奖励。按劳分配与市场成本指标结合在一起，这个“劳”字就有了市场经济的内涵：它不再仅仅是物质产出量的多少，而且是效益的多少。按劳分配的实质是按“效”分配。
   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市场意识，就这样通过由市场成本导出的按“效”分配的原则，在职工头脑中树立起来。三年后，职工收入差距最大拉开十倍，对效益好的矿级干部，奖给本单位平均效益奖的七至十倍。    
    经营机制转换的意义是：使企业的经营行为、组织行为、个人行为符合市场规律。那么，符合不符合市场规律又有什么标准呢？
  市场成本，实现了市场对生产经营即原材料采购--生产--销售过程的全程约束。企业、单位、个人的行为都要围 绕市场的变化不断调整。 成本否决引进了分配制度。完不成指标的，100%否决当月奖金；连续三个月完不成成本指标的，扣发本人工资。抓住了市场成本，就抓住了企业经济效益的“牛鼻子”，抓住了企业自我发展的“牛鼻子”。

全矿实行二级模拟法人、模拟市场、内部效益总承包的经营管理模式，推行了以投入产出为主要内容的直接成本费用和利润等多种承包办法，改过去考核产量、工时为主变为考核成本、盈亏为主，纠正过去经营承包中负盈不负亏的问题，成本由“正算法”改为“倒推法”，断了基层单位的后路，各单位再也不是事后算账，而是事前算账，事中控制。月底，职工拿到工资一算账，笑了：“成本压力变成我们当家理财的动力，这个措施好！”

   1992年开始，在多数煤矿企业亏损的情况下，薛虎沟矿四年上交利润 200万元，税金500余万元，职工工资收入大幅增加。看起来200万元绝对数字并不大，但对当年仅有6万吨年产量的小煤矿来说就难能可贵了。

贺万昌创造了新的辉煌；

1、投产后每年保持产量10万吨以上；1995--1997年产量达到15万吨。

2、1995年，在河津县政府组织的拍卖会上，以40万元元买下原麻子沟矿资产和经营所有权。

3、薛虎沟矿从投产到1997年，连续多年被评为河津县、运城地区、山西省煤炭系统先进单位。

贺万昌多次出席省、地、市各级表彰大会，薛虎沟矿获得各种先进锦旗十多面，被运城地区树为工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运城地区提出“远学邯钢，近学薛虎沟”的口号。

此后，随着国内煤炭市场向好，煤炭价格上涨为薛虎沟矿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利用自有资金，薛虎沟矿进行扩容改造，短短的7年，由1992年的6万吨达到1999年21万吨的生产能力。

几十年过去了，一座三层半的砖混结构的楼房屹立在河津市的街道一旁。这座建筑于1992年的楼房是当年薛虎沟矿驻河津办事处。这座楼房的建设同贺万昌的成本核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薛虎沟矿到河津县的距离不足50公里，但由于交通不便，矿上的人来河津办事，当天就回不到矿上，吃饭住宿差旅费就要报销不少费用。于是贺万昌同矿上一班人商量，与其将钱让人家赚走，何不自己建一个办事处。肥水不流外人田，办事处收的住宿费，又缴到了矿上，无非是从一个口袋掏出来又装到另一个口袋里。在筹划办事处的同时，贺万昌同时筹划家属区的建设，这在当年的县办企业中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聪明的贺万昌盘算，有了职工宿舍，谁也不会不回家住去住旅店，住宿费不是又省了嘛。根据职工自愿报名情况，确定建职工家属宿舍30套，每户独院设计，布局四三室一厅一厨一卫，每套面积一百平米左右，造价3万元。这种布局在当年绝对可以说得上是现代化的标准，在河津可是说的上是一流水准。如今看来3万元不算个啥，可是在当年推崇万元户的时代就不是小数目。大多数职工东挪西借筹措费用。

                办 事 处 照 壁 墙

贺万昌在河津近郊征地11亩，总体布局：临街办事处，后边家属院。办事处2000平米，占地3亩，投资40万。1992年动工，1994年竣工投用。如今这个当年比较偏僻的地段已经是高楼林立，同周围的建筑相比，略显老旧，但它是当年历史的见证，默默地向人诉说着当日的辉煌。

          第十三节 ： 低谷

薛虎沟矿的矿长办公室里，墙上挂着七八面锦旗，红色绒锦上绣着“运城地区工业先进单位”、“河津县先进单位”、“山西省学邯钢优胜单位”等字样。矿长办公用的老板桌的一头的笔架上，插着国旗和党旗两面小红旗，紫红色的电话安放在办公室的另一头。临近办公桌墙边摆放着两把单人木椅，椅子的中间有一个小方茶几。办公室的另一头放置一个两米长一米宽的矮茶几 ，三面围放着沙发，矮茶几上放着烟盂茶具一类的用品。坐在办公桌后的贺万昌，低着头翻看摆在桌子上的财务报表，看到本月又有五六百万元的盈余进账，脸上不经意地露出笑容，觉得今年完成利润指标应当没问题。于是站起身来望望窗外，缓解一下眼睛的疲劳，看到远处徐徐转动的天轮，矿井里进进出出的矿车，矿山一片繁荣景象。又想起计划新进的大型绞车一旦运转，就会大大提升矿井的生产能力。这是当务之急，于是决定亲自出马郑州，尽快解决设备进货问题。

正在填报生产进度报表的调度主任老李，突然感到到办公桌剧烈晃动了一下，是地震了？还没等他缓过神来，“轰”地一声巨响传来，紧连着一股浓烟由矿井喷涌出来，一股黑色的烟柱向空中飘散。他想出去看个究竟，可是两条腿就是提不起来，他手扶着办公桌努力地站起来，定了定神。出于职业习惯，他马上拨通了贺万昌的电话，向领导汇报紧急情况。

刚刚住进宾馆的贺万昌，正要到洗手间洗洗脸休息一下，准备和供货厂商开始谈判。突然间，他的手机急促响了起来。耳机里传来调度室主任紧张的声音：“出事了，出大事了……！”贺万昌脑袋嗡的一下跌坐在床铺上上，向司机大喊了一声：“回，回，马上回！”不知就里的司机赶紧整理行李，同贺万昌慌慌张张地跑到宾馆院子里，发动汽车出发。毕竟在煤矿干了多年，见过不少世面，坐在疾驶中的汽车上的贺万昌逐渐缓过神来。他拿起手机，拨通副矿长电话，发布指令：“马上开个会，研究一下抢险的事情！”“调度主任查一下当班入井人数，人员情况！安全科长就近联系周边矿山救护队，请求支援！后勤科长安排成立接待组，负责安置来矿家属；生产科长调查井巷设备损毁情况，供应科长准备好救护需要材料，我负总责，副矿长负责处理具体事务。”此后，薛虎沟抢险情况不断传来，当听到办公室主任汇报说：“开会时生产科长没到，科里人说下井去了。”贺万昌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一种不祥预感笼罩心头。

匆忙中赶回来的贺万昌看到，昨天还是欣欣向荣一派生机的矿井，一夜之间变得一片狼藉。井口的黑烟还在冒着，井口周围的地上，煤沫、石块洒落了厚厚一层，迎面竖立着的“安全为天”的警示牌被气浪摧垮，七零八落地散落在地上。

职工食堂的老王头气急败坏地要冲到井下救人，他的儿子正在当班下井，被众人苦苦拉住，瘫坐在地上，有耳无心地听着旁人劝说：“冷静点，这会儿下去，还不是白白送死！”看到走过来的贺万昌，老王头就疯了一样地冲了上去，抓住贺万昌的领子大声哭喊：“你还我儿子！”看到悲痛欲绝的老王头，贺万昌拍拍老王头的肩膀，不由得滚下了两行眼泪。众人七手八脚地拉开了老王头。

薛虎沟矿瓦斯爆炸的一声巨响，惊动了各个方面的人员，人命关天，各级政府部门负有监管责任。薛虎沟矿调度上报到河津县煤炭局的信息，很快逐级上报到相关部门。从当天晚上开始，各级领导先后到达事故现场指导救援，河津县工业局长、河津县县长、书记、运城地委书记、专员，山西省安监局、省煤炭厅都派人赶赴现场。薛虎沟矿车来人往，一派乱纷纷的杂乱景象。

薛虎沟矿瓦斯爆炸抢险工作在紧张进行。最先赶到的是 一河之隔的韩城矿务局矿山救护队，救护队长先派经验丰富的队员，身背救护器材，头戴防毒面具按照救护规程入井探寻井下情况，据以制定救护方案。很快侦探人员回来报告，瓦斯爆炸发生在采煤面，距井口2000 米；主巷道尾端损毁严重，估计塌方量两千多立方米。烟雾大，但瓦斯煤尘浓度不高 ，适合马上开展全面救护条件。根据情况，救护队长马上进行了抢险部署，几个小队分头进行。

在坍塌的巷道中，被炸得七零八落的工作面上，几支救护队进行紧张救援。十多名受伤矿工被抬出矿井，由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在巷道里、矸石下、煤堆里陆续找到了八名遇难矿工遗体。闻讯从安徽、四川、湖南及本地赶来的遇难者家属，慌恐地在伤亡者中间寻找自己的亲人，整个矿区哭声喊声交织在一起。那被现场爆炸的飞石、煤块打中血肉模糊的面孔，那一张张由于窒息憋闷而鼓出的眼眶永远也合不上的黑脸上眼睛，那遇难者家属哭天怆地的哭喊声……。直到几个月后，矿难场面还在贺万昌脑海里萦绕，挥之不去。

矿难的原因，简直让人啼笑皆非。值班的瓦斯检测员，看看瓦斯监测器上超常指示，马上向井下跟班的生产科长报告：瓦斯超限。负有承包责任的生产科长为了急于完成生产任务，不采取应对措施，反倒对仪器测量持怀疑态度，于是用自己多年下煤窑的土办法再次进行检测。

有过依靠菜油灯照亮采煤经历的小煤窑窑工们，大多有这方面的经验：一旦遇到油灯格外明亮时，就知道此时瓦斯浓度较大。这倒有一定科学道理，瓦斯属于易燃气体，有助燃作用，瓦斯浓度越大，油灯的亮度也就越大。随着技术的发展，菜油灯照明的时代早已结束，连小煤窑也早已用上矿灯照明，没有了油灯照明，油灯检测瓦斯的做法自然早被淘汰。而生产科长竟然掏出身上的打火机，要凭打火机的亮度检测瓦斯浓度（安全规程规定：下井人员绝对不允许携带火种）。就在打火机冒出火星的瞬间，瓦斯爆炸，生产科长和瓦斯检测员当场死亡！愚昧，愚昧，人为的愚蠢行为制造了这场矿难！

生产科长被炸断一条胳膊和一条腿，血肉模糊面貌全非的尸体，在抢险进行到十八天之后，才从爆炸坍塌的煤和石头中找到。

现代化煤炭开采有一套严格科学的规程，这些规程必须认真遵守，来不得半点马虎。这些规程是多年经验教训的积累，每个字都是用矿工的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的，越雷池半步，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来薛虎沟矿指导救援的省市县的各级领导们。看到薛虎沟矿如此惨烈的场面，不禁扼腕叹息，尤其是河津县和运城地区领导，看到自己树立的这面红旗就要轰然倒下，怎不痛惜！

     当矿难救援工作告一段落之后，矿难情况基本明了。指导救援的各级领导，决定召开事故分析会。在事故分析会上贺万昌痛心疾首地说：“看到这些兄弟死亡，我悲痛至极。这么多的家庭遭到致命打击，妻女老少失去亲人是多大的悲剧，将心比心我比谁都难受，我作为薛虎沟矿的党政一把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责任面前，我不能当鬼子怂，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任何处分。”

   根据规定：矿难死亡人数达到10人以上，属于重大矿难事故。此次事故薛虎沟矿死亡10人以下，与会领导据此做出了薛虎沟矿瓦斯爆炸事故不属于重大矿难事故的界定。同时做出薛虎沟矿难事故交由河津县负责具体处理的决定。河津县根据事故性质，以及当事者的责任。做出：薛虎沟矿工程师免职，撤销贺万昌党委书记职务的处理决定。

应当说薛虎沟矿这次瓦斯爆炸事故，并没有得到很严肃处理，这和当时的煤矿事故频发有很大关系。在当时的煤矿，人员素质低下，安全设施缺乏，伤亡事故可谓司空见惯。没有被追究重大责任的贺万昌处于深深自责当中，不管怎样说，在自己管辖的单位发生这类事故，个人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此次矿难，死亡8人，伤7人，失踪2人。

    这次事故给薛虎沟矿造成了巨大损失，工亡人员的善后赔偿，受伤人员的治疗康复，井下设备的损毁恢复，恢复生产的资金周转，这批钱的筹措给贺万昌带来巨大压力。更严重的是事故对职工士气带来了直接影响，大量的农民工离矿，使薛虎沟矿失去了熟练的劳动力。发生在1997年的这场事故，使薛虎沟矿大伤元气，一个原本热气腾腾的企业，变得千疮百孔，死气沉沉。

屋漏偏逢连阴雨。在“肥水快流”的方针指导下，全国各地小煤窑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小煤窑主以挣钱为第一要务，哪管什么安全措施，哪管什么煤炭资源回采率，私挖乱采，有煤就行。见到好煤猛挖一通，揣上票子走人。在这场无序竞争当中，国营煤矿肯定处于劣势，大量涌出的小煤窑改变了煤炭市场的供求形势，严重产能过剩成为不争的事实。产大于销，价钱下跌，这就是市场规律。接连遭受到矿山事故和市场疲软双重打击的薛虎沟矿举步维艰，当年那生龙活虎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不复存在，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一个资产总值2000多万元的企业，到1999年负债接近2000万元，濒临破产边沿。

         第十四节：  改制

企业和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多数的企业，都要靠贷款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即使好的企业，有雄厚的流动资金，有时也会遇到短时间的周转困难，要依靠贷款解决问题。一般来说，企业的负债率不超过50%就算是好企业。好的企业，银行也好打交道。陷入困境中的企业，银行就不愿伸手“拉兄弟一把”。这对于以扶危济困为己任的银行来说，似乎有点不仁不义。其实不然，银行也是企业，也要顾及自己的生存，把钱贷给你，你企业破产了，银行找谁要钱，银行怎会干这种赔本的生意！为了规避风险，银行的每单生意都要进行风险评估，分析企业的还贷能力，并采取财产抵押或是担保措施。还不了钱有你的财产在，可谓抓住前腿放后腿，尽量规避呆账、坏账的不良贷款风险。对于垂死挣扎的薛虎沟矿，银行早已经紧紧关上了大门，哪里还肯出手相助，贺万昌广泛的人脉关系此时也显得无能为力。

常言道：天无绝人之路。国企改革，给在破产边沿挣扎的薛虎沟煤矿，带来了一个起死回生的机遇。

九十年代之后，为了减缓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防止通货膨胀的再度加剧。国家采取紧缩措施，使不少国企陷于低谷，发工资都成了问题，欠薪成为国企存在的普遍现象，国企的职工依然半死不活地依附在国企这个负担沉重难以转动的车子上。为改变这种状况，国企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触及到了深层次矛盾。1998年国家提出国企三年改革脱困的目标。总的原则是：抓大放小。大企业减人提效，小的关闭破产。改制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

为了加大改革力度，中央指令性下达指标，国有经济基本退出市县两级地方层面，就是说县市以下单位今后再没有国企存在。原来属于县市所有，具有国企性质的饭店、商店、工厂，或者破产，或者卖给私人，统统退出国有经济领域。产权制度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模式。

早在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企业法》和《破产法》，为国企改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1998年，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薛虎沟煤矿启动了改制程序。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资产评估，清产核资。经过清理，薛虎沟矿固定资产价值2100万元，企业负债近2000万元，净资产总值100多万元。这100多万元的资产分为500股，股金每股2000元，依据自愿原则，由职工认购股份。股份意味着权利地位，有了股份你就是薛虎沟矿的主人，企业盈亏和持股人有直接经济利益。不持股就意味着你是打工者，即使是过去的老职工也难以摆脱打工者的地位。在这个新事物面前，许多人犹豫不定，各自做着自己的盘算。有的人认为：薛虎沟矿目前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把钱投进去，说不定就打了水漂，挣点钱不容易，企业这几年不景气，口袋里本来就没有多少剩余，凭什么要拿自己的血汗冒险！还管它将来怎样，就看现在，不买！

大部分老职工觉得自己在薛虎沟干了十多年，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和自己有感情。企业不改变这种困难状态，薛虎沟矿就要永远关门，辛辛苦苦建起来的矿山毁于一旦，于心何忍！再困难也要凑点钱买股票，将来分红不说，至少薛虎沟矿还有翻身的机会。于是把自己家里的钱齐凑起来买股票，有的人的钱是从亲戚朋友那里东拼西借凑起来的。

贺万昌筹集资金11万元，持有股份55股，成为薛虎沟矿最大持股人，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薛虎沟矿的董事长。改制筹集资金100万元，70%以上的薛虎沟矿老职工持有股份。

2000年，薛虎沟矿业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标志着薛虎沟矿股份制企业正式运转。

从1998年启动到2000年结束，历经两年薛虎沟矿完成了股份制改造。股份制改造彻底改变了薛虎沟的性质，从此薛虎沟矿不再属于国有企业，退出了国有经济领域，而成为股份制的民营企业。薛虎沟矿的领导体制由董事会议事制代替了矿长负责制。

几千年前，老先人精辟地总结出了决定事之成败的三大因素：天时、地利、人和。三条同时具备，事业就会一顺百顺。

薛虎沟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贺万昌，利用改制筹集的100多万元资金，恢复了薛虎沟矿的生产。还上了供电局的电费，用电得到恢复。买来了坑木、炸药，修好了损毁的矿车，艰难地启动了薛虎沟矿的运转。煤出来了，有了产品，就有了希望，有了利润企业就可以生存下去，尽管有些艰难。

恰逢其时的是市场有了重大转机，煤炭供应逐渐吃紧，市场的反应是煤价快速上涨。先是每吨煤涨10元，以后50元、200元、500元，煤价疯了一样的往上涨。市场疲软时期，煤矿派出的人像孙子一样，到处说好话，求爷爷告奶奶地搞推销，有时还要伴以送回扣一类的不法手段。市场好了，买主找上门来，矿上董事长、总经理成了爷。贺万昌坐在椅子上，拉着脸看也不看递烟套话的采煤人员，嗡声嗡气地问：“上次煤款打了嘛。”“早就打过了，这次是现款。”贺万昌抬起头说：“去吧，到供销科办手续。”采煤人员毕恭毕敬地退了出去。

俗话说，萝卜快了不洗泥，市场疲软时期，用户没事找事，今天说石头多了，明天说发热量不够，反正尽是毛病。煤炭紧了，什么石头水分，能抓到手就算好事。于是衍生出倒煤这个热门行当，一些人从煤矿买了煤，转手倒卖挣钱。在这个过程中，掺杂使假，以次充好，加入煤矸石之类的东西也就不可避免。矿上的煤矸石成了抢手货，有人承包了矸石山，购来了粉碎机，日夜不停地粉碎矸石加到煤里面，反正都是黑的，加上少量根本看不出来，看出来又有什么办法，煤紧张得很，赖的总比没有的好。

银行结算是一般大宗交易的惯用手段，此时也失去了灵验。因为煤价时时都在变动，上午1000元一吨，可到下午可能就是1200元，结算时要按高价结算，于是采购人员就以现金支付，以便及时结账。

薛 虎 沟 矿 办 公 楼 旧 址

站在办公室窗前的贺万昌，望着窗外排成长串等着装煤的车队，心里乐滋滋的。一辆辆重型载重汽车运走了薛虎沟矿的煤炭，一批批白花花的银子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地流入到薛虎沟矿的钱柜子里。

2002年至2010年被称为煤炭行业黄金时期。以两位数增长的中国国民经济CDP催生了强劲的煤炭市场，煤炭从每吨70元没有人要的滞销物资一跃为一千多元都争不到的抢手货。利用这难得的市场机遇，贺万昌还清了薛虎沟矿早年2000万的历史旧账。两次对薛虎沟矿进行扩容改造，由6万吨到15万吨到21万吨。井下工人工资由每月700元升到 10000多元。股份也按年度以每股200、500元不等的红利实现了年年分红。

薛虎沟矿，一个红红火火的煤炭企业屹立在晋南大地上。

        第十五节  开创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创造性地发明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中“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这个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敏锐的贺万昌成为勇敢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许多人分辨不清“姓资姓社”战战兢兢不敢前进的时候，贺万昌已经在改革开放中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进行了大胆探索。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营企业就像行驶在大海中的一只船，时而冲上巅峰，时而陷入低谷，完全受市场经济的操纵。

受农村土地承包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吃饭问题的启发。中国的工业企业改革寄希望于通过企业承包的方式找到一条工业企业的出路。无论国企还是地方企业，甚至集体所有制的企业，都推行企业承包，缺乏管理人才的地方煤矿就更有这方面的需求。富有煤矿生产管理经验的贺万昌瞅准了这个机会，先后承包了河津小湾沟矿，下化乡的黄河一矿，1993年承包陈家岭的原子沟矿。这些矿的命运和日后山西省对煤炭企业的一系列整合活动紧密相关。

九十年代之后，大型国企实行了下岗分流减人提效举措，部分职工要离开多年赖以生存的岗位，失去了过去不算高但还稳定的收入，饭碗没有了，生活的保障没有了，于是陷入茫然之中。国企职工打破铁饭碗，失业后带来了生存的压力，不只是拖家带口的职工个人，还包括他所供养的家庭。吃饭成了问题的家庭必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不少地方出现了不测事件。为了解决下岗职工工作生活问题，国企采取三产分流措施，鼓舞职工从事第三产业。人说隔行如隔山。那些习惯于在国企安贫乐道的职工，突然进入不熟悉的领域，产供销一系列问题摆在面前，哪里可以应付；于是一轰而起的三产项目，像经霜的植物叶子一样迅速凋谢，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这种主辅分流的方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又加上其后的防止通货膨胀，压缩经济更使不少国企陷于低谷，发工资都成了问题，欠薪成为国企存在的普遍现象，国企的职工依然依附在国企这个负担沉重，半死不活地难以转动的大车上。

薛虎沟矿也和全国大多数国企一样，面临剥离企业富余人员的巨大压力。在严重的就业形势面前，薛虎沟矿的几个骨干人员和贺万昌商议，工人靠工资生活，一但下岗不但个人生活没有了保证，一家人怎么办，难道去喝西北风？与其让多余人员下岗，不如广开就业门路，给富余劳动力找到安置岗位。对于搞煤矿的人来说，以煤养煤，以煤办煤，开办小煤窑可谓轻车熟路。这种始于安置富余人员的扩张动机，以及后来市场煤价节节上涨的形势催生新的动力，演绎了贺万昌的煤矿扩张之路。

 1.小弯沟矿

     贺万昌的扩张触角首先伸到了河津县的小弯沟矿。1995年，薛虎沟矿部分富余人员承包了小弯沟煤矿，生产经营骨干从薛虎沟矿富余人员中选派。小弯沟煤矿采用股份制经营方式，十几个股份，财务独立核算。合同规定每年向发包方上缴承包资金60万元。 薛虎沟矿骨干人员的到来，为私人开办的小弯沟煤矿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国企煤矿的经营管理理念、生产方式使小弯沟矿实现了一次大的跨越。其后贺万昌又对小弯沟矿进行技术改造，更新设备，添加设施，使小弯沟矿生产蒸蒸日上，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小弯沟矿地处崇山峻岭的狭窄沟壑之中，交通不便，人迹罕至。偏僻的地理位置并没有成为小弯沟矿煤炭外销的障碍，在市场煤炭紧张的阶段，那些倒煤的二道贩子嗅觉比猴尖，比老鼠都能钻营，再偏僻的地界，他们也会打探到消息，不用张贴广告，煤贩子们就一个个找上门来。小弯沟矿的产供销各个环节都很顺畅，两年下来200多万元的盈余已经进账，正当小弯沟矿的经营者们沉浸在抱了一个大金娃娃的喜悦之中的时候，一场厄运悄然降临。

      在肥水快流的方针导引下，各地小煤窑盲目发展，后来的市场煤炭紧俏又催生了这种蔓延势头，满脑子发财梦的小窑主们以疯狂掠夺式的方式开采煤炭，不仅造成煤炭资源浪费，更严重的是人身伤亡事故不断，给大量的打工者带来生命的威胁，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扼制小煤窑的无序发展，国家采取严格的审批制度，规定 “四证”齐全。“四证”包括 ：资源开采证、生产许可证、安全许可证、营业执照。此外还有：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资格证、特殊工种资格证等。证件成为开煤矿最重要的宝贝，由于紧俏，也就带来了难度，在腐败风气蔓延的形势下，个别的审批人员把权钱交易变成常态，没有银子是不好办事的。即便如此，各种见不得阳光的活动，也不是光金钱可以解决的，托人找关系，往复纠缠，一套证件办下来也不知要到猴年马月。发财急红了眼的窑主们有几个能耗费起这么多的时间，于是证件不全甚至无证开采也就司空见惯。无证窑主们偷偷摸摸地在山里挖个洞，见煤就刨，挣钱就行。盗采者为节约盗采成本，提高盗采收益，在挖出直径一米左右的“猫儿洞”后直接进行盗采，无任何安全防护工具，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私挖乱采成为煤炭行业的毒瘤。国家数次下令取缔小煤窑无证开采，于是小窑主们和检查人员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当执法人员赶到现场后，闻到政府严打非采风声的的小窑主们早已逃之夭夭。他们用黄土、煤渣等将矿窿洞口掩埋，使人根本无法找到洞口所在。一夜之间许多非法矿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拿钱开道，买通检查人员。有些检查人也就挣一只眼闭一只眼，吆五喝六的检查一阵，发个什么通知告示，勒命关闭。检查过了，谁还管什么关不关闭。因此小煤窑无证开采屡禁不止。在这种无序开采不断蔓延的势头下，省上开始动真格的，将责任落实到县、市长、书记身上，严格追究责任，完不成任务就有丢官的危险。迫于各种压力，县市长们亲自出马主持这种原来由部属们负责的小煤窑查封行动。非法开采的小煤窑再也难逃灭亡的命运。

有了县委书记、县长带队的查封行动，效果自然大相径庭。在书记县长的带领下，国土、公安、安监、煤炭、卫生、宣传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有谁还敢打马虎眼 。执法队员们认真排查摸底，使用挖掘机、铲车挖开虚掩的矿窿，小窑主们用黄土、煤渣等掩埋的矿窿洞口一个一个现出了原形。这些小窑主们依然怀着侥幸心理，把矿车、采煤工具等设施全都隐藏在矿井巷道里，并将洞口封好，企图蒙混过关。一旦执法人员走了后，他们又会重新回来开启，继续非法开采的活动。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次政府动了正格的，非法开采的小煤窑再也难逃灭亡的命运。执法人员现场拆毁搭设的厂棚、通风通电通水工具、采煤设施予以全部捣毁，并对每个非法矿洞实行爆破炸毁。

在大规模的查封活动中，贺万昌承包的小弯沟矿也没有逃脱被炸毁的命运。当然，小煤窑和小弯沟矿并不能相提并论。当年的小弯沟矿，已经具有了10万吨的生产能力，设备先进，颇具现代化矿井的气势，但证件不全，成为它短命的致命伤。

贺万昌他们承包小弯沟矿的时候，小弯沟矿主把办到的证件亮了出来，当贺万昌提出证件不全的时候，矿主推说正在办理。贺万昌明知证件不全会给今后经营带来麻烦，但承包协议还是签了，一是市场煤炭紧俏，有煤就挣钱，二是证件不全在当时也是常态，那么多矿都是这样生产经营的，咱一家怕啥！正是这种侥幸心理，给小弯沟矿带来了灭顶之灾。

  1998 年，河津县的县长、书记亲自带领公安、国土、安监执法人员对小弯沟矿实施炸毁查封。一声巨响，地面震动，小弯沟矿口轰然塌陷，一股浓烟从小弯沟矿口喷涌而出，那烟柱升到天上，四散开来，渐渐地消失，一场黄粱美梦随着那烟柱灰飞烟灭。

贺万昌心痛吗？答案是肯定的，就好像正在吃的一盘肉突然被人拿走，不仅肉没吃上，连盘子也被打得粉碎。小弯沟矿的承包虽然有200多万元的利润，但那新投入的三百万元的设备就永远地沉睡在了地层深处。

贺万昌说：“小弯沟矿承包亏了。”

 2.原子沟矿    

  在贺万昌的煤矿扩张过程中，有一项重要举措是新建原子沟矿。新建工程于1998年开工，2003年投产，投入基建资金8000万元，生产能力21万吨。

    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江苏的制造业，浙江的手工业成为当时乡镇企业的姣姣者。山西省遍地开花的乡镇煤矿，成为当时山西乡镇企业主要选项。原子沟矿的前身，是一个村办煤矿。由于缺乏资金，缺乏管理人员，这个村办企业无法维持正常生产，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同当时的多数村办企业一样，对外承包成为企业继续生存的一条出路。

      早在1998年以前，正值薛虎沟矿的鼎盛时期，雄心勃勃的贺万昌就筹划着再建一个矿，他找了几个人专门负责建矿筹划工作。村办企业原子沟矿的对外承包为走上煤矿扩张之路的贺万昌提供了一个机会。贺万昌先是承包后是买断原子沟矿的生产经营权。重新办理各种手续，加紧筹划资金，对原子沟矿实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1998年的瓦斯爆炸，大伤了薛虎沟矿的元气，筹划中的原子沟矿建还是不建，摆在贺万昌面前。要建矿面临两个现实问题，一是资金，二是市场。1998年前后，煤炭市场疲软，煤炭滞销与之带来的煤价降低同时困扰着贺万昌。贺万昌认为，资金筹划要打破银行贷款的惯性思维，可以采取股份制，你没有钱，他有钱，你俩都没有，总会有人有，股份多了，参与人员广了，门道多了，财路广了，资金问题就解决了，疲软的市场不会永远低迷下去，尤其是下化乡一带的煤炭质量好，焦煤灰分低，发热量大，在煤炭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下化乡产的煤也没有出现太严重的滞销现象，一旦市场略为好转，煤炭行情肯定错不了。凭着一般子犟劲，贺万昌决定干，继续建设原子沟矿。在低迷时期，原子沟矿建设开工了，有了多年煤矿基建、生产、经营经验的贺万昌踌躇满志，要开创一番新的事业。

从1998年开工到2003年验收投产，原子沟矿用了短短五年时间完成了基建任务。新建的原子沟矿一改过去小煤窑脏乱差的传统印象，颇有现代化的生产理念和管理模式，突出以人为本，体现了更多对人的尊重，对从业者生活的关怀。

离井口五十米处建有职工浴池，浴池里设有一批整齐的衣柜，分隔出一个个独立空间，经常入井人员都有固定的衣物存放位置。浴池里有几十个淋浴喷头，由两个开关分别控制热水和凉水的流量，洗浴者可根据个人的喜好调节水的温度。一个大浴池里放满一池冒着热气的热水，温度在四十度左右，热水清澈见底。下井工人升井之后，马上可以进入浴池洗澡。先用水龙头冲洗干净身上的汗水煤渣，有兴趣的人可以到大浴池泡上一个热水澡，躺在热乎乎的水池里，一身的疲劳马上可以解除，那种惬意简直无法形容。

洗完澡换上干净衣服，下井时的工作服留在浴池里，有专门的洗衣人员会拿走洗净烘干。第二天下井又是一身干净舒适的工作服穿在身上。井下工人每人配备两套工作服交替使用，保证每次下井都有干净的工作服穿在身上。

出浴池左向二十米，就是三层楼的职工宿舍。每套房间三十平方米，设有两个床位，配备独立卫生间和客厅，客厅里有沙发电视，设施不亚于一般宾馆的标准间。宿舍楼前的广场上有篮球架、单双杠以及可以扭腰练腿的新式健身器材。一座尖顶琉璃瓦小亭子下边，有棋盘和几个石鼓凳，供下棋人使用。宿舍楼的后门和职工活动室相通，里边设有乒乓球台一类室内健身器材以及报刊图书，供职工使用。出宿舍楼的侧门有长廓与职工食堂相连。职工食堂备有馒头、面条、饺子、大米饭等各种各样的主食任由选用。酒瘾来了有凉菜伴酒，酒兴大点可以点上两个炒菜，几个工友一块碰上几杯更有气氛（当然这只是在休息时间，上班前是不允许饮酒的）。

原 子 沟 矿 综 合 楼    

   矿办公楼建在井口对面五十米的山坡上，总面积不足一千平方米。股份制的企业没有冗赘的机构，一个人把国企设立的政工、宣传、组织、工会等一切功能都兼了。后勤、供应部门也都精兵简政，多项岗位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那么多的富余人员。矿长办公室的旁边是调度室，这是全矿生产的核心部门，负责协调处理生产过程中随时遇到的问题，调度台前的大屏幕上有几个不同的监控面画，时时显示着选煤楼、停车场、井口运输以及井巷瓦斯浓度等不同情况。

离副井口两百米的压风机房里，两台对旋风机欢快地吼叫着，将伸向副井口的风筒鼓得圆溜溜的，一股强劲的风流送到井下，副井不停进出的人车上，载着上下班进进出出的工人们。

矿井主井口的拱形门洞上方，端端正正地写着“原子沟煤矿”几个楷书大字。一条条电缆整齐有序地用电缆挂钩牢牢固定在巷道一面的墙壁上。井巷上方一排整齐的防爆灯散发着柔和的光芒，地上两条明亮的铁轨笔直地伸向巷道的深处，一阵轰轰隆隆的响声传来，电机车拉着装满矸石的矿车从井巷深处掘进工作面驶了出来。采煤工作面上矿灯点点亮光闪动，采煤工人打眼放炮、放煤、攉煤，各项工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随着传送皮带滚滚转动，采煤工作面上的煤炭像一条没有尽头的巨龙，从沉睡亿万年的千米地下奔腾而出。原子沟矿一派祥和兴旺景象。

       2003年，刚刚投产的原子沟矿恰遇煤炭行业的黄金期，煤炭市场供应吃紧，节节上升的煤价为原子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原子沟矿的钱柜子满了起来，白花花的银子让一个个股东腰缠万贯，工人们的钱袋子也鼓鼓囊囊的，每月一两万元的收入是大多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工一生中没有见到过的高收入。

在大好形势下，吃过瓦斯爆炸亏的贺万昌头脑格外清醒，一定掌控好安全生产形势，不能在安全上出大事故，否则一切完蛋。新招来的工人下井前都要进行严格的安全教育，关键岗位的人员持证上岗，矿领导下井跟班作业。打眼放炮要喷水作业，防止粉尘蔓延。建立瓦斯监控系统，井下瓦斯数据在调度室的大屏幕上会显示得一清二楚，一旦超限，不用井下瓦斯检测员汇报，监测系统会马上自动发出警报。

贺万昌吸取薛虎沟矿瓦斯爆炸的教训，建立起严格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高新聘请在国营大矿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担负新建成的原子沟矿总工，负责安全工作，明确规定一条铁的纪律，遇到安全问题，只有总工一人具有决策权，矿长、生产矿长、安全矿长说了都不算数。原子沟安全的尚方宝剑交给了马总，马总不负重望，以深厚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多年从事煤矿工作历练出来的丰富经验，将安全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矿上安全管理步入正轨化的轨道。

常话说，越怕越出鬼。就在贺万昌采取一切可能措施防止矿井事故的时候，一场灾祸还是降临到了投产五年的原子沟矿。

干煤矿的人都知道，矿领导最害怕的一件事是半夜电话铃响。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不等接电话，早已吓得心惊肉跳。贺万昌努力地安定情绪，可那心脏还是蹦蹦的几乎要跳出来，贺万昌用颤动的手哆哆嗦嗦地拿起电话机，电话另一端传来原子沟矿长急促的声音：原子沟矿透水了！

正在调度台值班的调度员老魏，被报警系统发出的尖锐报警声惊得抬起头来，只见红色告警灯一明一暗地急促闪烁，调度台告警铃声大作。采煤工作面监控显示，一股强大的水流从煤层中涌出，几十个工人惊恐地逃命避难，在慌乱中有人被脚底下的石头煤块拌倒，躺在地上，黑洞洞的井巷里，后面跟上来急于奔命的人们根本看不清地面倒下的人，有的踩着倒地人的身体跑到前面，有的也被拌倒地上堆在一起。喷涌而出的水流象饥饿的老虎追赶猎物一样狂奔，很快吞噬了倒地人的身体，水下的人在做垂死挣扎，胡乱比划着两手伸出水面，头在水面上窜动几下又沉了下去。在水和人的赛跑中，逃命的人们在有一定坡度的巷道里向上拼命奔跑，几个身体较弱的人跑不过水流的速度，一个个无奈地被大水吞没。不长时间调度屏上的工作面监控画面嘎然停止，几条黑白相间的横条上下滚动，在大水浸泡中监控设备失去了功能。

水患是煤矿四大灾害之一，也是预防相对困难的灾害之一。煤层处于地壳含水地层，大多会有水浸伴，煤层湿漉漉的是常见现象。如果没有详细的地质资料，谁也难以预料，那半米之后可能就是采空或者断层储水区。一但触动，那带有强大压力的地下水柱会喷涌而出，淹没矿井，形成透水事故。当然透水事故也有先兆，一般情况下，煤层会显现丰富的含水现象。防止透水事故措施，一般要在采掘前先打眼探测地层含水情况，以便采取相应对策。比较起来，透水事故并不频繁出现，因此往往被人忽视，常常因为疏忽大意酿成重大灾祸。

透水事故，不像瓦斯爆炸瞬间发生，一般情况下透水事故有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一次下井检查的马总，发现煤层异常，含水丰富。马总判断，煤层后边肯定有地下水潜伏，为了阻断可能发生的透水事故，经与河津县煤炭局、运城地区煤炭局的工程技术人员协商，决定采取隔离措施，以隔离墙封堵含水丰富的区域。一两米厚的石头水泥构筑起来的一面墙将富水区域堵了个严严实实。谁也没有料到，看似万无一失的隔离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透水事故的发生。几个月后，强大的地下水压力冲垮了厚重的隔离墙，酿成原子沟矿灭顶之灾的透水事故。

原子沟矿的透水事故先兆，先是被发现隔离墙的边沿有水渗出。井下人员将这个不祥的先兆报告了值班调度。调度员马上向马总汇报，马工手机打不通。于是报告矿长、安全矿长等几个领导，几个矿领导几乎同时一次次地拔打马总的手机，一次次得到的自动回复是“电话无人接听”。火烧眉毛的时刻，一个个都急得跺脚骂娘，这又有什么用！于是派人四处去找，结果发现醺醺大醉的马总在宿舍呼呼大睡，不说手机铃响，估计打个响雷也不能惊醒马总。等到酩酊大醉的马总被人叫醒的时候，地下水已冲垮了封堵墙，淹没了整个巷道，原子沟矿的透水事故已经发生了。机械的执行安全总工负责制酿成了这场事故。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在人命关天的紧急情况下，怎么还能这样教条主义地机械执行一项僵死的规定呢！

如果当时有一个领导决定先撤人，也不会造成这么多无辜生命的死亡。类似的事故，一河之隔的韩城矿务局桑树坪煤矿也发生过一次；当时的井下安全员向值班领导报告了透水事故征兆，值班领导果断下达命令马上撤人，井下作业的一百三十多人全部撤离，无一伤亡。

本来这场事故可以避免，至少不会造成那么多的人员伤亡，关键时刻，看似万无一失的总工安全负责制成了延缓处置事故主要因素。教条主义害死人！

面对日趋严重几近失控的煤矿事故，国家加大了安全管控力度，一批批小煤窑先后被炸毁，从源头上斩断事故滋生根源，同时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惩治事故责任人。

原子沟的透水事故捅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窟窿。

两个民警把被拷子拷住双手的贺万昌塞入警车，警车响着尖利的警笛声呼啸而去，跟在后面的贺万昌媳妇一边拼命奔跑，一边大声呼喊：万昌，万昌……。脚下突然被什么东西拌倒，摔得满脸是血……。在睡梦中惊醒的贺万昌媳妇伸手摸摸脸上，觉得湿漉漉的，难道脸上真是有血！她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灯在镜子前照了照，才知道是惊出的满头大汗。矿上出事以后，贺万昌媳妇已有十几天没有睡好觉了，总担心贺万昌会被关了起来，每天靠吃安眠药维持睡眠。刚刚睡下总又被恶梦惊醒，可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睡梦中惊醒的万昌媳妇想躺下再睡一会儿，可总也合不上眼睛，脑袋里象针扎一样疼痛。晕晕乎乎地似乎觉得贺万昌真的出事了，就决定亲自去矿上看一趟，看看时间才两点多钟，觉得如果让孩子们去送一趟，就打搅得他们一夜睡不成觉，就决定步行去矿上，好在也就十来里的路程，走上一半个小时也就到了。没有月光的夜里，贺万昌媳妇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通往煤矿的路上，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远处矿上的灯火点点，周围一片宁寂，黑洞洞的夜空好像随时要把人吞噬一样。

惊弓之鸟似的贺万昌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心不由自主地突突突地跳了起来，心想这下完了，深夜敲门的肯定是警察，这场牢狱之灾是躲不过去了。他战战栗栗地开门一看，进来的是披头散发的老伴，惊得瞪大了眼睛。只见老伴两个眼泡肿得发亮，扣错衣扣的上衣对襟一高一低。夹在一边高一边低的倾斜的衣领中间疲惫的脸上，有了更明显的皱纹，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贺万昌媳妇看到自己的丈夫还在，长长舒了一口气。看着万昌原本不胖的脸更加消瘦，长脸长脖子长身条好像又被人拉伸了一遍，显得更长了。患难见真情，对视了一阵子，同甘共苦的老夫妇俩拥抱在一起，流下了动情的泪水。

原子沟矿的透水事故死亡10人以上，属于重大安全事故，不仅省地县三级人员参与处理，更惊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副局长亲自带人督察。贺万昌一方面接待上边来的各级领导人员调查事故，另一方面积极做好事故善后处理工作。面对那么多失去了顶梁柱的死亡矿工家属，将心比心，贺万昌的心里像针扎一样难受。人死了无法挽回，对活着的人给予抚恤，尽最大可能在经济上给予补偿，此次事故包括死亡赔偿金在内，原子沟矿支付资金三千多万元。

      原子沟矿事故处理结果是：撤销原子沟矿的生产经营资格，关闭原子沟矿。包括矿长在内，矿上六人以安全生产罪被关进监狱，分别被判处三年到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贺万昌又一次地躲过了牢狱之灾，这得益于原子矿的股份制机制。原子沟矿属于独立的企业单位，有独立法人代表。贺万昌不是法人代表，也没有矿长、总工一类的头衔，最多有个股东身份。在法律上他不是直接责任人。事后参与处理过薛虎沟瓦斯爆炸事故的山西煤炭安全局的老局长说：“小贺，没有把你关起来，这次又便宜了你！”

原子沟矿的关闭，对贺万昌是一个致命打击。先且不说资金损失，原子沟矿的那一砖一瓦没有耗费贺万昌的心血，原子矿的每寸土地上都有贺万昌的汗水，原子矿是贺万昌一生耗费心力最多，也是最得意的杰作，好不容易建起来的颇具现代化气息的企业，而今毁于一旦，怎不让贺万昌痛心疾首。好长一段时间，贺万昌整天像丢了魂一样，总也缓不过气来。

2015年的四月份，时隔十几年，笔者和贺万昌实地考察原子沟矿。在原子沟矿的办公楼下，废弃的电机、变压器、钢丝绳凌乱的摆在地上；未曾安装的大功率对旋风机静静地躺在河道里。当一行人都累得气喘吁吁的时候，七十多岁的贺万昌一个人固执地登上了办公楼的最顶层，并站在被炸毁的主井井口旧址，以办公楼为背景照相留念。

看似平静的脸上，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毕竟这里贺万昌投入了太多的心血，这是他在煤炭企业的人生成功之作，更是他的伤心之地。旧地重游，五味杂陈，勾起了太多的回忆，贺万昌怎能不心情激荡！

                    3.黄河一矿

     在贺万昌主导煤矿扩张举措中最成功的当属先承包、后买断的下化乡乡办煤矿黄河一矿，这座合同承包期为十五年的煤矿，一直保持正常生产经营，直到山西省大规模进行煤炭整合，被大同煤矿集团并购。

1995年，贺万昌承包下化乡办煤矿黄河一矿，合同规定承包期十五年，按年度给下化乡政府上交利润由 15 万、20万、50万、130万元逐渐递增，黄河矿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安全责任由承包方负责。

2003年，当承包合同执行到第八个年头的时候，山西省的整合政策对这个产权原本属下化乡政府的煤矿发生了根本性的冲击。1998年之后，国企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总原则是抓大放小，大企业减人提效，小的企业按照关闭政策进行关闭。国家政策指令性的规定是：县乡村镇不得经营经济实体。根据山西省相应性的政策，下化乡政府必须从黄河一矿退出。由此牵涉到中止双方的承包合同，贺万昌失去了生产经营企业，下化乡政府要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这对双方都造成重大损失。

据此规定，黄河一矿必须进行所有权变更。在河津市政府主导下，由河津煤炭工业局牵头，贺万昌和下化乡政府双方商定：由贺万昌出资购买黄河一矿的产权和经营权，下化乡政府退出黄河一矿的生产经营活动，只在行政上负有监督管理责任。同时变更给乡政府的上交利润额度，由15万元上升到130万元。之后对黄河一矿进行资产评估，贺万昌以300万元资金买下了黄河一矿，黄河一矿成为贺万昌独立经营的企业。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下化乡政府的乡长、书记们摆脱煤矿安全事故被追究责任的风险，乡政府还增加了每年一百多万元的收入；黄河一矿变成了贺万昌自己的煤矿，有了更多的自主权，贺万昌由一个承包方变成了煤矿的主人。

          4.雾霾下的生存之路

贺万昌的事业是在山西省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就显得格外艰难。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老虎苍蝇一起打”，一批腐败分子相继落马。

2014年2月27日，伴随着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的落马，山西官场进入地震期。6月19日，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和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8月23日，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委秘书长聂春玉和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同日落马；8月29日，中纪委再次“双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任润厚和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到2014年底，十八大后山西省还有24名非省部级重要官员落马。在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整顿“四风”的高压态势下。2014年8月15日以来，运城市纪检监察机关开展了为期四个月的集中整治“吃拿卡要”专项行动。查处“吃拿卡要”案件200多件，给予党政纪处分100余人。2014年11月29日，运城市纪委又通报了20起涉及“吃拿卡要”问题的典型案件，万荣县公安局荣河派出所原指导员吴朝峰等20名顶风违纪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在集中整治的风头浪尖上，腐败之风依然如此严重，可以设想前些年山西政治生态问题的严重程度。

中央高度重视山西存在的问题，高度重视山西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决定对山西省委班子作重大调整。调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出任山西省委书记，原省委书记袁纯清、原组织部长汤涛被调离山西。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中央组织部长赵乐际同时出席省委书记工作交接会议，这在类似的交接中是十分罕见的，说明中央对这次山西省委班子调整的高度重视。

 2014年9月1日，在山西省委干部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指出，“要看到，山西省的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

“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这种判断山西是唯一的省份。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贺万昌的事业格外艰困。同许多煤老板一样，他们恨透了腐败，但又不得不用大量的精力财力去应对这种环境，不得不违心地要和相关部门的人员打点关系，陪他们吃好、玩好，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在贺万昌刚承包上煤矿的时候，很少有政府部门的基层人员会搭理他，税务部门每个月能来收上20块钱税就很满足了。那时候，只有环保局和国土局的工作人员偶尔会下来检查，贺万昌每次会陪他们在小餐馆吃一顿便饭，喝几块钱一瓶的高度汾酒。

 2002年，山西省的煤矿整顿基本告一段落,全省有上千个私挖滥采的煤窑和安全不达标的小煤矿被关停，其中包括贺万昌承包的河津市小弯沟煤矿。此时的贺万昌手上还有薛虎沟、原子沟、黄河一矿三个煤矿，他没料到自己挣钱的日子来了。

 2002年，煤炭行业的“黄金时代”到来了。这为贺万昌提供了迅速积累财富的机遇。他只记得，好像就是某一天醒来后，一睁眼，就发现到处都是来买煤的人。为了确保有货，买煤人甚至会提前就把几十万元的购煤款押在他的手上。2003年，煤炭价格比2002年涨了一倍多，每吨已经超过了300元。这期间，煤炭的价格像坐火箭一般，从每吨200元开始向上蹿升，直至超过每吨千元。

 2008年，煤炭价格达到了十余年来的顶点，品质好的炭块，每吨价格已经达到了上千元。贺万昌煤矿里每吨煤的净利润，就能达到300元。贺万昌经历了自己赚钱的巅峰时期。偶尔他也会向旁人感慨，每天坐着不动就进账几十万元，这钱就像是飞来的。

与煤炭价格一同到达顶点的，还有贺万昌与公务人员之间的亲密关系。一周至少有四天要和他们吃饭、喝酒，贺万昌已经记不起什么时候开始和公务人员走得如此之近。也不知什么时候，他悟出一个道理，只有靠走关系，才能活下去。拿到各种指标需要送礼送钱，办各种证件需要送礼；连要账的时候也得先送钱，不然，赊欠的账款会先给别人。

这让他笃信，只要打点好关系，生意就不会出问题。他曾经见过一个因为受贿而入狱的官员家属当面怒斥一位煤老板：“你们这些人良心都坏透了，只会送礼送钱来拉拢人。”然而，在他的记忆里，自从他的煤矿开始赚钱，门口每天都是车水马龙，那些部门的基层管理人员似乎都是不请自来。

自从他的煤矿赚了钱，各种相关不相关的单位都开始来他的煤矿检查，包括各种之前他听都没听说过的单位和办公室，就连计量局都要隔三差五来检查他称煤称得准不准。

有来人检查，他就得陪客人吃饭喝酒唱歌，标准也随着煤炭价格的上涨而不断升级。从小馆子到大饭店，从两块钱的简易包装酒，到几十元的老白汾，再到六百元一瓶的三十年陈酿汾酒。对于贺万昌来说，官没有大小，所有人都得伺候好，很多时候他也很无奈。

这些年送出过多少钱和礼物，在大酒店里吃过多少顿饭，贺万昌已经数不过来了，只有日渐隆起的啤酒肚默默见证了这一切。偶尔，贺万昌在酒店喝完酒，也会在家里感慨，为什么在山西做生意会这样？

2008年，煤炭价格每吨超过千元，他的财富积累也达到了这些年来的顶点。他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陪官员和检查人员吃饭，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常常觉得力不从心。

辛辛苦苦挣的钱任由挥霍，谁不心痛。筹措这些款项也是国企领导者伤透脑筋的一件事。属于国企的薛虎沟矿有严格的财经纪律，并且每年有严格的财务审计制度，账面上每一笔不合理的开支一旦被审计发现，轻者会遭到重罚，重者还要追究企业领导的责任。如果说贺万昌的煤矿扩张行为的初衷是解决国企富余人员的安置问题，同时也为应对各种不合理开支提供了财源。

由于扩张后的企业独立核算，具有股份制性质，财经制度比国企相对宽松。于是不论应付承包煤矿还是国企性质的薛虎沟矿的花销都由承包煤矿列支，在这一意义上说就成了小金库。当然这些开销会侵占股东利益。股份制承包企业，每一分钱都牵涉到股东利益。也包括股东身份的贺万昌本人的利益，但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又有什么办法呢！在艰难的环境中，承包煤矿的股东在承受风险（比如小弯沟矿被炸毁而亏本）的同时，也获得了经济利益，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附：十八大后山西省30余名官员落马名单

7名省部级4名省委常委

十八大后山西省落马官员名单：（非省部级）

  山西省纪委监察厅派驻省文化厅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主任尹晋光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李建功

山西省直属机关工委原副书记郭忠实

中国证监会山西监管局原副巡视员(正处级)贾岷岫

山西省交通厅原厅长段建国

山西省纪委常务副书记杨森林

山西省监察厅原副厅长谢克敏

山西省政协原常委、省地质勘查局原局长安俊生

山西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任云峰

             第十六节  整合

山西煤炭资源丰富，是中国的能源大省，煤炭也成为山西的主导产业。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也加大了对能源的旺盛需求，紧俏的煤炭市场催生了大大小小的煤炭企业，与仓促中出现的煤炭企业相伴生的是掠夺式开采，尤其以小煤窑为甚，大量煤炭资源浪费，伤亡事故不断。为了扼制这种势头，山西省出台一系列政策，对煤矿进行治理整顿，并逐步加大整合力度，使煤炭企业向规模化方向发展。

贺万昌的煤矿生涯也随之经历了一系列风云变化。

贺万昌经办的几个煤矿，有惊也有险地经历了一次次的整治活动，使煤矿有了一定质的飞跃，逐步具备现代化的煤炭企业的风貌。同时也经历了薛虎沟瓦斯爆炸、小弯沟矿被炸毁查封和原子沟的透水事故不堪回首的事件。

      1999年底　山西全省办理了采矿登记的各类煤矿共有5831座，其中，43.2%为年产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而那些未统计到的星罗棋布的“黑煤窑”，规模多在年产万吨以下。

2001年末，山西省政府发出通知，出于生产安全的考虑，对全省所有煤矿停产整顿。贺万昌刚有起色的煤矿，就进入了关停状态。要想达到生产标准重新开张，还需要花费几百万进行投资改造。贺万昌把刚刚赚到的钱，和能从亲友处借到的所有钱，再加上借来的高利贷，一起又重新投了进去。

2002年，山西省的煤矿整顿基本告一段落,全省已有上千个私挖滥采的煤窑和安全不达标的小煤矿被关停。贺万昌承包的手续不全的小弯沟矿，没有闯过这个关口，最终以被炸毁终结了命运。

 2004年，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县市退回国企领域，原有的饭店、商店、工厂或者破产，或者卖给私人。

  2005年，同国家“抓大放小”政策相适应，山西推出了“资源有偿，明晰产权”的改革方案，在矿井达到安全生产标准的情况下，一次性交够评估储量的资源价款，个人就可以合法拥有煤矿的所有权。

山西省的煤炭产权改革，成为山西煤炭生产历史上产业调整的分水岭。在县市退回国企领域的大形势下，贺万昌投资300万元买下了产权原本属于下化乡的黄河一矿。

2006年，山西省政府出台《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淘汰关闭核定生产能力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这次是山西“煤老板”们经历的第一次具有强制意味的整合，整合的主体是规模达到30万吨以上的煤矿。同时，整合后的煤矿从此需要交纳“采矿权价款”，焦煤3.80元/吨，动力煤1.50元/吨。2008年，山西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要求到2010年全省矿井个数控制在1500座以内，使大集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达到全省总产量的75%以上。

2008年7月，山西省政府又出台了被称为“十关闭”的“60号文”对非法和资源枯竭煤矿进行大规模关闭。与此同时，山西省对煤矿的年产量要求达到了30万吨。2008年秋天，随着“政府推进，国企主导，限期关闭，强行整合”口号提出，山西煤改轰然启动。紧接着，文件一个接一个发布。当年9月末，《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所涉及资源采矿权价款处置办法的通知》下发，明确改革将以煤矿产权为核心；随后，《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接连出台……。

此时的贺万昌手下还有两个煤矿，一个是股份制的薛虎沟矿，另一个是下化乡的黄河一矿。在2008年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风潮中，贺万昌的黄河一矿和薛虎沟矿被大型国企霍州煤业集团收购51%的股份，霍州煤业具有控股权，贺万昌占据49%的股份。考虑到被兼并后的企业还要扩大规模，要根据股份份额继续投入基建资金，这对贺万昌是个压力。是退还是进，这是个艰难的选择，贺万昌几天睡不着觉。权衡再三，最后痛下决心，从打拼了几十年的煤炭领域退出，将49%的股份转移给霍州煤业集团，附带条件之一是，矿上的职工由霍州煤业集团负责安置。看到和自己摸爬滚打的兄弟们有了着落，贺万昌拿着1.5亿元的资源补偿价款和股权估值，上交国家税金3000万元后，将剩余部分和股东们依照股份份额进行分配。贺万昌心安理得地退出了自己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煤炭事业。

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贺万昌退出煤炭企业后，煤炭价格自2008年以后大幅走弱，煤炭市场一路下滑；2014年，煤炭价格滑落到2008年巅峰时期的一半。绝大多数的煤炭企业在亏损的边缘苦苦挣扎，贺万昌躲过了这场看不到头的煎熬。

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的贺万昌并没有忘乎所以，生活一直保持低调。贺万昌没有像众多的煤老板那样购豪车、怒买服装店、麻袋装百万现金购车……频频以各种让人大跌眼镜的方式，出现在各大网站的显著位置。贺万昌依然待人随和，生活简朴得有时显得抠门；一次在某饭店吃完饭后，剩下了几个小馒头，贺万昌掰开馒头加上一点饭桌上摆放的辣子和盐，说是明天早上的早餐。生活中，贺万昌更喜欢家常便饭而不是大鱼大肉，每次吃饭都要用馍蘸干净盘子里的菜汤，然后吃下去，完全没有一个大老板的做派。

           第十七节：龙福家园

山西煤炭整合，3000亿的民营资本退出煤炭行业。持有大量资金的民营企业家们大多不甘寂寞，要为这些资金寻找出路。做为其中一员，贺万昌考虑最多的是自己的一大家子人今后的生存出路问题，一大家子人，要吃要喝，要生活，他不能坐吃山空，还要打拼。贺万昌面临企业转型问题，贺万昌面前有多种选择，教育、农业、高科技、制造业，这都是贺万昌陌生的行业。在进行了一系列调研之后，贺万昌决定投资房地产。出发点有三：一、同其行业比，房地产相对简单；二、建筑行业施工队伍力量充裕，技术成熟；三、房地产市场广泛，无论城乡人人都要住房。不少解决了温饱的百姓，将改善住房条件作为下一个奋斗目标，这是房地产市场的潜在动力。贺万昌创建了自己新的产业--河津市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贺万昌任董事长，贺正泽任总经理。

初涉房地产业的贺万昌保持了多年的强势作风。他说，干就要干好的，干大的，干顶尖一流的。将首项大型项目龙福家园作为开山之作。龙福家园虽不能说在全国最好，但在河津市绝对一流。龙福家园位于河津市龙门大道与山西铝厂11号路的交汇处，占地面积9万多平米，绿化率高达38.5%，由9栋（高层、多层）楼房组成，项目集1000平米会所、2000平米九龙湖、地源热泵、全电梯社区、地下停车场、人车分流等多种优势于一身。是河津市少有的高品质水景生活社区。厦楼林立，亭榭廊阁，身居其间，湖光水色，树青草绿，鸟语花香。登高远眺，龙门春浪，汾河秋雁，尽收眼底。悠悠然世外桃源，渺渺乎人间仙境。

这个由西安设计院设计的一流社区，概算投资三亿元，一期工程投入1.3亿元，已完成建筑面积6万平米，建成地下停车场车位240个，住宅楼2、6、7号楼以及办公楼完工，住宅楼已有许多家业主入住，小区建设已经形成一定规模。

每当贺万昌来这里检查工作的时候，脑海里总会涌现出这里日夜施工的热闹场面，掘土机哼哼哧哧挖起几方黄土，轮起那像蟹爪一样的挖斗将土倒入等候的运土车；打夯机呼哧呼哧地冒着黑烟，咣噹咣噹地打出一个个深十几米的孔洞，随后又被白灰黄土填实。一遍遍被白灰黄土填实的孔洞间隙，又再次打孔，再次夯实，直到地基硬梆梆地像一块铁板。此后再次打钻，钻出圆孔，在孔中安置钢筋捆绑成的钢笼，在其中灌浇水泥。在经过多道工序处理的坚如磐石的基础上，依图纸布设的密密麻麻的钢筋被捆绑在一起，那简直就是钢铁的世界。此时贺万昌会想起少年时代参与大炼钢铁的往事，一代代中国人追求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而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钢铁强国，具有世界一流的生产能力，可谓今非昔比。

在钢铁水泥的世界里，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在钢铁世界里，贺万昌不停顿地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附录说明：房地产并不是一项轻松的产业，它有一系列严格的流程，从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的程序上讲，房地产开发一般可分为五个阶段，即可行性研究和项目决策阶段、建设前期准备阶段、建设阶段、销售阶段和交付使用阶段。要一步步地去跑，一件件地去做。个中苦衷，只有亲历者才有体会。为此附录《房地产项目开发具体流程》，为有兴趣者提供研究的线索，并从中了解房地产业者的辛劳和不容易。（见附录二）

           第十八节：“婆婆”

退出煤炭领域的贺万昌，结束了在荒山野岭中煤矿的奔波生活，有了更多在家和老伴厮守的时间。看到两鬓白发的老伴整天忙忙活活，不由得发出一声感叹，我这“婆婆”一辈子也真不容易，一件件往事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中一幕幕涌现出来，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1.婚事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一个小娃汩汩坠地，就注定了为父母者对孩子一生的不尽牵挂。即使到了六七十岁，已是满头白发的儿子出门，八九十岁的老母亲也会颤颤危危不厌其烦地叮嘱：“路上车多，注意安全。看好你的东西，别叫小偷偷了。”这就是亲情，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在大的事情上就更负有不可推脱的义务，一是把子女养育成人，二是帮孩子成家立业，结婚生子。这几件事做不完，会成为一个人的终生遗憾，恐怕到死也闭不上眼睛。

依照六十年代当时的习惯，孩子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家境好的，会早早有媒人上门来说媒。在五六十年代，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的影响还严重存在，男女自由恋爱是凤毛麟角的事，被看作不正经，败坏门风。大多数婚姻依然遵循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一般都要经人从中说合，才能成就一生婚姻。做这种说合的人，被人们雅称为“月老”，俗称为“媒人”，后来改称为“介绍人”。

《诗经》中有“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这样的诗句。它的意思是：怎样才能砍下大的树枝？不用斧头砍不断它；怎样才能娶到妻子？没有媒人成不了婚。可见几千年来，媒人一直是成就男女婚姻中必不可少的角色。

以说媒为业的媒人们，平时注意观察，猎色对象，以门当户对为考量标准。不等双方父母出面，不请自到，主动上门撮合。也有一方看中另一方，聘请媒人到另一方说合亲事；家境不好，尤其是男方家境不好的，往往没有特定的目标，只能请媒人随机物色，任凭由女方选择了。

茫茫人海之中，究竟谁是自己的终生伴侣，一种说法是缘分，前世注定，所谓“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说是上世修来的；另一种说法是月老牵线，“月老”是“月下老人”的简称。据《唐人小说》记载，有个叫韦固的读书人夜行经过宋城， 碰上一位老人靠着一个大口袋坐在路边，在月光下翻阅一本大书。韦固好奇地问他翻看的是什么书。老人回答说，这是天下人的婚姻簿。韦固又问老人那大口袋里装着什么东西。老人回答说：“装着红绳，用它去系男女的脚，只要把一男一女的脚系在一根红绳上，即使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仇家，或者是相隔万里的异乡人，也一定会结成夫妇。”所以，人们便说“千里姻缘一线牵”，“月下老人不用红线拴的，就不能到一处。”这些说法都有宿命论和迷信的成分，当不足信。但缘分总还是有的，有人一见钟情，敲定终身；有的亲事，男女互不中意，只好各自寻找另一半，但几经周折，还是回到原点，最后还是两人确定终身，所谓好事多磨。

贺万昌长到了十八九岁，结婚成家就成了父母面前的一件大事。五六十年代，贺万昌家境和中国大多数农民一样，为混饱肚子苦苦挣扎。一身力气的贺大汉拼尽全力地在生产队没日没夜地劳作，还是解决不了一家人的吃穿问题，成了生产队的欠款户。贫寒的家境没有成为贺万昌婚事的拦路虎。中国的老百姓，为儿女选择亲事有三项标准，一是男女中意，二是家道殷实，三是家庭“情理”。贺万昌的家庭经济状况实在不算殷实，但贺大汉侠义豪爽，为人正直，母亲勤勉善良贤惠，在村里口碑很好，属于情理人家。贺万昌本人一米七八的个头，英俊潇洒，对女孩颇具吸引力。不时有媒人上门提亲，却都被贺万昌的父母一一谢绝。原因很简单，贺大汉早就为儿子圈定了目标，为还在孩提时期的贺万昌定下了“娃娃亲”。单等孩子达到一定年龄就正式启动订婚、相亲、结婚一系列婚姻程序。

包办婚姻盛行的年代，“娃娃亲”是一种常见方式。“娃娃亲”是由男女双方父母甚或爷爷奶奶与关系密切的朋友，或者有其他特殊关系的人，为双方的孩子约定的婚姻。有的甚至“指腹为婚”，即孩子还没出生就预先约定，出生后的孩子如果是异性就结为夫妻，同性则义结金兰，拜作兄弟姐妹。贺万昌的父亲贺大汉有个姑表兄弟孟智子，两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庄稼人，性情相投，虽然两家相距三十多里路，距离较远，但仍然常有来往。当贺万昌十来岁的时候，两个好弟兄商量着定了这桩“娃娃亲”。十来岁的孩子对婚姻的认识还是懵懵懂懂，只是心里有种甜蜜蜜的感觉，由于路途遥远，两个娃娃“夫妻”少有接触。到1956年，贺万昌16岁了，娃娃妻子孟挡枝14岁。贺大汉聘请媒人正式上门提亲，两个孩子通过相亲才有了正式见面的机会。

在媒人的引领下，手提礼品的贺万昌第一次走进未来的老丈人家。此时的贺万昌，身穿白粗布上衣，蓝色洋布裤子，脚穿母亲做的白底黑条绒面布鞋，一头黑发，浓眉毛下的两只大眼睛格外有神。刚走到院门口，媒人朝屋里喊了一声：“挡枝妈，来客了。”听到喊声的挡枝妈笑盈盈地从屋里出来，热情地把贺万昌和媒人迎进里屋。坐在凳子上的挡枝抬头看看，起身招呼着刚刚进门的客人。那眼睛早有选择地对准了贺万昌。当两双对视的眼睛刷地聚焦在一起的瞬间，两颗心像触电一样颤抖了一下，两人马上满脸通红，尤其是挡枝面颊更加红艳，像早晨旭日下的两片红云飞到了脸上，很快连整个脖子也变红了，羞涩地低下了头。贺万昌也不好意思地把头稍作偏斜，用眼睛的余光打量着眼前这个就要成为自己媳妇的姑娘。满面红润的挡枝抬头看一下贺万昌，马上又害羞地把头低了下去。十四岁的孟挡枝正当豆蔻年华，长方形脸庞，一双柳叶眉，大眼睛，微微上翘的嘴角好像永远充满笑意，水灵灵的能一掐一股水。

情人眼里出西施。见多识广的媒人，看到这初次相见的一对年轻人的表情，就知道八九不离十。于是借口要和挡枝妈说几句话，要拉着挡枝妈往外走，又对贺万昌说：“你们说说话。”此时心猿意马的贺万昌那里能听到媒人说了些什么，只顾愣愣发呆。看到贺万昌没有言语，媒人用手拍打一下贺万昌的肩头，缓过神来的贺万昌才“嗯”了一声，不好意思地对媒人笑了一下。

空落落的屋子里只剩下了贺万昌和挡枝两个人，挡枝坐在里边迎门厨旁边的凳子上，贺万昌坐在刚进隔墙门的炕边上，谁也不说话，静静的可以听到心跳的声音。足足五六分钟之后，有地主之谊的挡枝首先打破了寂静，没话找话地问：“你姓啥，叫啥？”贺万昌回答后，反问了同样的话题。其实这些问题此前早在双方的父母嘴里有了答案，但还是凭它打破了沉闷的空气。而后是上学，双方家庭人口之类的已知或不知的话题。说话热络了，双方的紧张情绪也就逐渐放松下来。挡枝主动招了招手，贺万昌会意地坐到了挡枝跟前，两人结束了隔空喊话的状态。刚刚靠近的一对年轻人，就感到对方强烈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沁入心肺，引起强烈的心灵震撼。这一心灵的共鸣，造就了日后漫长岁月夫妻二人的银婚、金婚、钻石婚乃至终生厮守的历程。历经喜乐悲哀，苦痛幸福，生儿育女。历经了几十年的人世沧桑，相扶相搀，携手百年。

初次见面的贺万昌和挡枝拉手没有，答案是肯定的。当年相亲能够认真地看上对方几眼已经就不容易了，能够大大方方地进行对话，也就是相当新潮的了。哪里能如当今年轻人，一见钟情，就来点拥抱接吻之类的自由表演。

看到挡枝和贺万昌一见钟情的热乎劲，又见贺万昌一口饮干自己倒上的一杯热茶。挡枝母亲格外高兴，从心眼里喜欢这个未来的女婿。口里没有说什么，愉快地留下了贺万昌带来的见面礼。中国文化讲究含蓄，往往以委婉的方式表达态度。依照传统习俗，女方留下男方礼品，就表示了女方的认可态度；如果女方不同意婚事，会退回男方的礼品，既使有时不得不当面勉强留下来，过后也会在适当时机退还男方。同样贺万昌牢记母亲出门时叮嘱的女方准备的那杯热茶的特殊意义，一饮而尽，就表达了对这桩婚姻的点赞态度。

贺万昌回头望了望到大门口送客的未来妻子，恋恋不舍地招手致意。挡枝满脸喜悦，两只含情脉脉的眼睛，充盈着幸福的光芒。

   依照传统的婚俗，相亲过后，接下来的过程是履行订婚程序，俗称“过礼”。“过礼”的第一步，是由媒人把男方的生辰八字送到女方，把女方的生辰八送到男方，俗称“换龙凤帖”。有些迷信的父母，自认为是对儿女的婚事负责，往往在接到红帖之后再请算命先生推算阴阳八卦，推断双方的“生辰八字”是否相合，命相是否相克。

    贺万昌的庚帖：

天作之合 男命庚帖 谨将小儿三代年庚开列于后：

曾祖父贺景业，祖父贺秉乾，父亲贺春回，儿名贺万昌，行一，马属相，1942年4月28日生。

今凭大老月翁刘长仁作线，与孟智子阁下令爱结为婚姻，永偕伉俪之好。

姻眷弟贺春回顿首 冰人刘长仁 同押

1956年8月20日庚书大吉大利 　　

孟智子 以类似格式的孟挡枝庚帖进行了交换。

     其实这项事务已经在定“娃娃亲”阶段就经过了初步审查，贺万昌生于1942年，属马，姑娘孟挡枝生于1944年，属猴，不存在青龙白虎命相相克一类问题。

换帖的进程大多有作样子的成分，看似多余，其实也有其特殊意义。

俗话说一个闺女百家问，女孩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上门提亲。换帖具有定亲的含义，换帖后双方就有了遵守婚约的约束力，同时也向世人宣布名花有主，外人也就停止了再来提亲。

“换帖”、“合八字”之后，贺万昌的婚事进入了定亲过礼阶段。依照传统，媒人要选个好日子，带男方去“过礼”订婚。“过礼”是大事，一般嫁娶的主动者（无论男女）要向另一方送一笔重礼，礼物至少要包括猪肘子一个，酒一对，鸡鸭各一，给对方父母的衣料各一套。鞋袜各一双，包封一个，给姑娘的东西若干。包封里封多少钱、给姑娘一些什么订婚礼物，一般都在事先由媒人同双方分别协商好，不能由男方（或女方）给多少算多少。

过大礼

老实厚道的贺万昌的老丈人孟智子，知道贺大汉的家庭并不宽裕，主张力求节俭。在媒人的协调下，哥俩商定，将过礼的各项物品折合成现金，即所谓干礼方式过礼。全部彩礼240元+40个银元，定亲过礼暂送一半。另一半的彩礼，约定等孩子们达到结婚年龄，正式登记结婚时送去。1957年，贺大汉在媒人陪同下，将人民币120元和20个银元送往女家，完成了过礼仪式。

时光流逝，日月如梭，转眼间四年时光过去了。1961年，贺万昌已经20岁，孟挡枝18岁，双方到了法定结婚年龄。贺大汉和亲家母商定，要为儿女完婚。两边都是为头一个儿女办婚事（贺万昌的妹妹已于近年出嫁，在儿子婚事中贺万昌是头一个），就都非常重视，不识几个大字的贺大汉将家里的老皇历也不知翻看了多少遍，一本书被翻得皱皱巴巴的。自己挑选了好几个日子，又怕不稳妥，最后又找阴阳先生推算，确定了阴历八月十九日是结婚的黄道吉日。

为了尽量把头一个儿子的婚事办得体体面面，贺大汉提早准备，前一年的秋天就买了一头猪回来，精心喂养。1961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人的吃饭都成问题，自然没有粮食喂猪，贺万昌的母亲天天上山采挖野菜精心喂养，虽然没有喂多少粮食，但那猪也算肥实。为贺万昌办婚事用的近二百斤猪肉，就全靠这头猪了。困难时期缺少白面，只能用白玉米面代替白面蒸馍头招待客人。由于有较充足的猪肉，那席面就显得丰盛多了。

佳期在即，贺大汉早早请好厨师、傧相、伴娘、轿夫、账房、师爷及其他帮忙办事的勤杂人员。在迎娶的前一天来到贺家开始工作，做好迎亲摆宴的准备。

 无人居住的老院子

八月十九日，整个山村沸腾了。远处的亲戚提早一天赶到大岭。十九日当天，外来的亲戚、本村的族人、远近的朋友，从贺万昌家的院子进进出出，热热闹闹。院子外的空地上，齐刷刷地摆了几十席桌凳，来的客人们或站或立地聊天，等待新人的到来。

贺万昌家院子大门两侧贴着大红的对联：

上联：大岭山川添喜色，

下联：同心鸾凤筑新家。

横批：天作之合。

心情激动的贺万昌早早起来，提早打扮。贺万昌的母亲一次次整理着斜披在贺万昌肩上缎带红花，催促娶亲队伍抓紧准备。一切准备就序后，鸣炮奏乐，发轿迎亲。媒人先导，接着是新郎、伴娘、花轿、乐队、礼盒队。骑在大红马上的贺万昌精神焕发，显得格外帅气。迎亲队伍临近老丈人的村庄，早已憋足劲的几个吹琐呐的乐手，挺起暴着青筋的脖子，瞪眼鼓腮，将琐呐吹得山响。

早早迎候在院门前笑得不拢嘴的丈母娘，和亲戚们一起将迎亲的队伍接到家中。

    即将要做新娘的挡枝早早由母亲梳好头，化好妆，开过脸（用丝线绞去脸上的绒毛，谓之“开脸”），蒙上红布盖头，凤冠霞帔，心情激动地等待踏上迎亲花轿的一刻。

迎亲队伍进入堂屋后，花轿落好，新郎贺万昌叩拜岳母，并呈上以其父名义写好的大红迎亲简贴。接着奏乐开筵，面对丰盛的宴席，新郎贺万昌格外小心谨慎，细心的品尝桌子上的美味，绝不敢狼吞虎咽，谨防上当。因为中国民间有不少不成文的习俗，在新婚的三天里，亲戚朋友中的平辈和晚辈年轻人可以别出心裁地在媒人和新郎身上搞点小门道，制造点喜剧效果，增加欢乐气氛，乡下俗称“贺新客”。新娘的嫂子说不定会在盛给新郎的饭碗下层埋伏半碗辣椒面；新娘的妹妹会在斟酒时特别给姐夫抹一把锅底灰。对这些小闹剧，媒人和新郎要容让，绝不能生气、发火。贺万昌试探性地用筷子捅开一个个饺子皮，很快几个包着辣子、大油的饺子原形毕露，当贺万昌将一个认为不藏玄机的饺子送入口中要品尝美味的时候，那不守纪律的舌头还是不由自主地吐了出来，原来这个看似正常的饺子，却调了过量的盐，咸得无法下咽，灵敏的舌头就首先作出了反应。

喜宴结束，贺万昌和新娘在媒人的引导下，向新娘的祖宗牌位和长辈行礼。之后新娘上花娇，迎亲的一行人踏上回程。

迎亲的队伍将要到达大岭村时，贺万昌家门口早已挤满了人群，既有事先安排负有迎候责任的人，更多地是看热闹的乡亲，山村添人进口，谁不想早点看看贺家媳妇的俊俏模样。花轿停在堂屋门前，伴娘掀起轿帘，将新娘搀下轿，宾客向新郎、新娘身上散花，将婚礼推向高潮。

新娘孟挡枝落轿之后，拜堂仪式开始。

香案上，香烟缭绕，红烛高烧，亲朋戚友、司职人员各就各位。在傧相二人指引下，贺万昌和新娘孟挡枝，向神位和祖宗牌位三叩首，进献香烛。然后，是传统的“三拜”—“一拜天地，二拜双亲，夫妻相拜”最后才“引进洞房”。

拜堂之后，婚宴开始，贺万昌和父亲贺大汉忙前忙后地招呼客人，少不了敬酒客套一类的礼节。更要照顾好送亲的娘家人---坐在主席上首右边席位的“大亲”们。

喜筵结束，贺万昌和家人们送走了一拨拨的客人。

劳累一天的贺万昌，当晚并没有好好休息的机会，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应付来闹洞房的人们。晚间不到掌灯时分，贺万昌的新房里就挤满了人。其中有贺万昌的发小朋友，也有乡亲辈的弟弟，晚辈的侄子们，大多不存在亲缘关系，但个人关系都相当密切。闹洞房是中国的传统风俗，闹洞房的人不只动嘴，有时也动手动脚，别出心裁地想出不同花样，戏谑性地迫使新人作各种游戏。   

 一种常用游戏是说昵称，让新郎新娘分别想十个昵称去称呼对方，什么心肝啊，宝贝啊，狗狗啊，肉肉啊，越肉麻越好。如果闹洞房的人们不满意，则可要求再说。

有一种游戏是吃苹果，有人用绳子吊起一个苹果，让一对新人同时去咬苹果，只许动口，不许动手。系在线上的苹果悬在空中，滴溜溜地转，一个人去咬，绝对吃不到，必须两人配合才可以咬到苹果。在这个过程中，站在旁边的人故意将一双新人的头推到一起，作亲吻动作。有的干脆提出新郎新娘当众接吻，在众人强制下，一对新人红着脸彼此接吻，但一次次都过不了关，不是口形不对，就是时间不到，总有种理由判你不合格，要求重做。

“吹嗽叭”的节目就更加粗俗，要新郎在众目睽睽之下，当众去吮新娘的乳房。这对一个年龄只有十八九岁大姑娘来说，简直无地自容，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但不表演是过不了关的，几次企图逃到新房门口的新娘又被捉了回来，被人抓住的两手机械地掀开罩胸的衣服，两个白嫩的乳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抱住手脚的新郎哪里动弹得了，只能任由人抱住头，张口去吮那白囔囔突起的乳峰。那一瞬间，两个人像触电一样全身震颤，神魂颠倒，不能自拔。这一环节，使一对新人有了实质性的身体接触。

闹洞房这种婚俗文化，看起来粗俗不雅，甚至有些低级趣味，但对当年婚前并不熟悉甚至不相识的大多数新人来说，这是一种性生活的预演。一对陌生人，新婚之夜在一起，心理上肯定难于适应。闹洞房，无疑通过戏耍让新人消除隔阂，捅破了那层羞怯的窗户纸。像春蚕脱皮一样，剥去一层层羞涩的外衣，助推着新婚女性由纯真妙龄花季女子到风情少妇的蜕变进程。

俗话说事大事小，三天就了。结婚的第二天，贺大汉办台场招待客人，宴席结束后，亲戚们一一告别离去。贺大汉长长嘘了一口气，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觉得轻松了许多。困难时期，能为孩子办成这种规模的婚事，也就心满意足了。俗话说，“媳妇到跟前，要花个牛钱”。作为生产队的欠款户，贺大汉东挪西借地筹措了120元现金和20个银元的彩礼，又制备了几套简单的洋布衣裤，也着实不容易。亲家也知道兄弟的难处，十分通融配合，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成就了儿女的婚事，实现了为人父母者在儿女身上的一大心愿。

 2.母亲

俗话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人生的最大喜事。新婚燕尔的贺万昌和孟挡枝很快坠入爱情长河，一对年青人燃烧着青春的激情，吮吸着爱情的甜蜜。很快由彼此互不了解的陌生人融合成一对恩爱夫妻，如胶似漆地厮守着，甜蜜着。

贺万昌的父母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尤其贺万昌的母亲更为高兴。在得力助手贺万昌大妹妹贺仙姑出嫁后，贺万昌的母亲成为全家所有家务的一把手，缝衣做饭，养猪喂鸡，还要到生产队出工劳动，整天忙得手脚不闲。新进门的儿媳妇聪明贤慧，针线缝补，烧水做饭，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有了得力助手，贺万昌母亲就轻松许多，天天喜得合不拢嘴。高兴之余，抱孙子心切的贺万昌母亲也在不断捕捉着新进门儿媳妇的些小变化。一段时间后，终于捕捉到了蛛丝马迹的信息，原来抢着做饭的儿媳显得有些懒散，每当炒菜时就显得怯手怯脚，不情愿地到灶台前面，当炒菜锅里的葱花油香飘来时就要呕吐，赶忙离开灶房。每每红着脸向婆婆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要求，时值九月，她说想吃香椿。这种春天三四月有的东西到哪里去弄，于是贺万昌母亲下令，让贺万昌上树掰香椿枝顶尖上的较为鲜嫩的叶子，回家调拌好，挡枝拿起筷子挑了一点，还没有放到嘴边就又说不想吃。见多识广的婆母心中有数，但又不放心，请邻村有名的老中医把脉诊断，老中医望着眼前的少妇气色，看看舌苔，又把左右两手脉象细细把了一番，而后摘下老花镜，对万昌妈说：“恭贺有喜了！”

知道自己怀孕的孟挡枝心里升起一阵别样的甜蜜，想到就要成为孩子的母亲，心就不由得砰砰砰地跳了起来。得知消息的贺万昌更是高兴得不得了，愣愣地看上妻子一阵，又不自主的傻笑起来。到了晚上，非要用耳朵贴着肚皮听听小孩的声音，两三个月的胎气，那里会有小孩子的心跳。贺万昌急切等待自己宝贝儿子的出生。此后几个月，贺万昌细心地观察着妻子的变化，三四个月后，手可以摸到妻子肚皮上隆起的包块。五六个月妻子肚皮明显隆起，耳朵贴在肚皮上可以听到小孩子的心跳声。七八个月时，从 妻子 隆起的肚皮上，贺万昌看到胎儿一阵阵手脚的骚动，贺万昌高兴地喊叫着：“我儿子又踢腿了。”看到贺万昌那高兴劲，孟挡枝漾起一阵甜蜜，心里说，傻样，孩子怎么样，还用你说，有谁比母亲更了解呢！是的，一个小生命的诞生，哪一步不是母亲日夜孕育的结果呢？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阵撕心裂肺地阵痛之后，一个小生命汩汩坠地。1964年 3月初四，贺万昌的第一个儿子贺正泽来到世上。

初为母亲的孟挡枝侧身看着躺在身边的儿子，眼睛里洋溢着喜悦。贺万昌伸出手，想摸摸那小娃细嫩的皮肤，又怕手粗糙伤着孩子，伸了伸手又停了下来。就俯下身来像欣赏宝贝一样看着自己的儿子，一对年轻夫妻陶醉在初为人父母的幸福之中。

白白胖胖的孩子给全家人带来喜悦，同时也带来繁杂的事务，小孩子要吃要喝要拉要尿。贺万昌母亲早有准备，将多年的破烂衣服撕成了几十块尿布，初生的孩子吃了睡，睡了拉尿，几十块尿布轮番使用，这块尿了换块干的，将湿的晾起来。一旦拉了屎就没有那么简单，黄渣渣的小娃屎粘在尿布上。放在水盆里，那黄黄的屎沫子漂在水面上，虽然没有多大臭味，讲究的人把手伸进水里，即使不呕吐，胃肠也会翻江倒海，五味杂陈地难受。但天下为人父母者有几个会顾及这些。洗尿布大多由挡枝和当奶奶的贺万昌母亲承担，有时贺万昌也要伸手帮忙，挂在院子绳上的五颜六色的尿布随风飘动，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几个月的婴儿，主要任务就是吃了睡，睡了吃。有时醒了，吃饱喝足会翻动着小眼睛和人伊伊呀呀地说话，十分可爱。但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又咧着嘴，嗲声嗲气地哭闹，这是信号，饿了要吃的。生下孩子的产妇乳房丰盈充满奶水，此时挡枝将乳头伸进小娃的口里，那小娃就像饿虎扑食一样，用面部撞击乳房，促使乳汁更多溢出，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吃起来。新生的婴儿一日多餐，隔不了三两小时就要喂奶一次，夜间也是如此。辛苦一天的挡枝将乳头塞到孩子嘴里，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进入梦乡。小孩独自吃上一阵，肚子饱了，黑黑的夜里什么也看不见，自己玩上一阵，瞌睡上来，就又睡了起来。

贺万昌的儿子继承父母基因，婴儿时期就此一般婴儿个大壮实，饭量也大。七八个月后，挡枝奶水渐渐供应不足，就要添加辅助食品。早年奶粉缺乏，炼乳是婴儿的常用食品。这种东西食用前要加热，太热了孩子没法食用，太凉了孩子吃了就会拉肚子。一旦拉肚子，那稀屎拉得满床都是，有时拉得简直就是清水，时间长了，会使小孩脱水变形，原来胖乎乎的脸蛋会变得像存放时间过长的蔫吧茄子，让人看了心痛。心急火燎的贺万昌到处求医，找了中医找西医，往往经过五六天才有疗效。

小孩半岁到一岁半之间，是疾病多发期，与拉肚子相伴的是小孩感冒。小孩感冒大多会伴随发烧咳嗽症状，小脸烧得红扑扑的。咳嗽严重了，会引起肺炎，这是非常危险的症候，有时会危及生命,每当小孩发烧，贺万昌和挡枝就特别着急，除了赶紧打针吃药之外，还要采取辅助措施降温，用白酒洗擦孩子的脚心、手心、腋下，用湿毛巾搭在孩子的额头上辅助降温，夫妻二人日夜守候，担惊受怕，备受煎熬。

三翻、六坐、七牙、八爬。在喜悦中，在煎熬中，在辛劳中，在企盼中，两年过去了，贺万昌的大儿子学会了走路，学会了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家人宝贝似的呵护着这个贺家后代。

大儿子刚刚利索了，老二贺淑贞跟着来了。贺淑贞是贺万昌夫妇六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

传统的中国国画，尤其是年画，多以莲子石榴为题材，寓意多子的美好愿望。多子多福，人丁兴旺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认为孩子多是一个家族兴旺的标志，是祖坟风水好，是祖上功德修来的，是求之不得的事。岂不知密集的生育过程，不仅是对产妇身体的损耗，更对孩子的抚养带来沉重压力。

俗话说：越累越孩子密（音：昧），小米涨价鸡蛋贵。女儿贺淑贞出生以后，挡枝一面要哺育怀中的婴儿，一面要照顾两岁多的儿子。有时一边喂奶，一边还要给在旁边哭闹的儿子喂饭。到了晚间，先让老大脱衣服上炕躺在被窝里，然后再喂奶哄老二睡觉。等两个孩子都睡下了，再去洗孩子的尿布，做小孩子的衣服。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还要点灯熬油地干没完没了家务。

前边一个两岁了，下边一个接着又来了，老三、老四、老五、老六，像排队一样每两年一个的跟着来了。六个孩子要吃要穿要照顾。过年了，先前的三两个孩子还想着做件新衣服穿。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三十晚上，挡枝还在油灯下，一针一线地赶制衣服。后来孩子太多了，哪里还顾得上那么许多，夏天不热冬天不冻就不错了。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哪有那么多的布料。俗话说，“仨也是轰着，两也是赶着。”“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孩子多了，顾不过来了就没有那么金贵，不论好坏，能吃饱肚子就可以了。衣服鞋子老大穿了老二穿，只要不是实在烂得不能用，就一个一个的接替着穿。

盼星星盼月亮，总有出头之日。前边的孩子大了，可以帮忙带小的孩子。十来岁哥哥的背着一两岁的弟弟，七八岁的大的拉着两三岁的小的，一个拉一个地拉扯着慢慢长大。女孩是爸妈的小棉袄，传统习惯，女人是料理家务的主要角色。就是这个传统，使贺万昌六个子女中唯一的女孩贺淑贞作出了牺牲，书只读到高小毕业就辍学，在家帮母亲料理家务，是六个子女中是读书最少的。大儿子贺正泽、三儿子贺宇泽、四儿子贺兆泽都读到初中毕业，二儿子贺迎泽大专，五儿子贺向泽硕士研究生毕业，是贺万昌儿女中的最高学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含辛茹苦，孟挡枝将儿女一个个抚养成人，孩子长大了，要立业，要工作，要成家，哪一件不操碎了母亲的心。几十年的风霜雪雨，孟挡枝的脸上开始出现皱纹，原本黑亮的满头青丝也两鬓苍苍，孟挡枝老了，看到成家立业的几个儿女日子过得都挺美满，个个孝顺，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尤其是过年过节，儿孙满堂，一大家子几十口人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享受天伦之乐。孟挡枝满面笑容，沉浸在幸福之中。  

             3.比母

贺万昌的三弟贺万里出生后三个月，贺万昌的大儿子贺正泽出生。叔侄俩同岁，辈分差一辈，俩个孩子在一块玩耍长大，说是叔侄更像弟兄。可贺万里并没有侄子幸运。1977年，贺万里13岁的时候母亲下世。一年以后，三妹贺凤仙出嫁，留下贺万里与父亲贺大汉苦度光阴。

1983年，同贺万里相依为命的父亲贺大汉带着不尽的牵挂下世，这对贺万里是又一次沉重打击。直到现在，贺万昌的妻子孟挡枝脑海里仍然常常浮现出那生死离别的一幕。自知大限将至的贺大汉老泪纵横，一手拉着贺万昌的手，另一只手指着贺万昌的三弟贺万里，要做临终的交代。他努力张张嘴，嗓子里咕噜咕噜响着，就是说不出话来。贺万昌知道他要说些什么，就说：“你放心，弟弟的事有我们在呢！”贺大汉听完，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头一歪，走了。屋子哭声一片，尤其是贺万里哭得更是撕心裂肺，他完全知道在没有成家的情况下失去双亲，要独立面对生活的困境。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三弟贺万里躲在屋里，一个人在伤心哭泣。孟挡枝走到三弟跟前，见到满脸是泪的三弟，那心就像刀割一样，两行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哗哗 地流了下来。她拍了拍小叔子的肩头，哽咽着说：“三弟甭哭咧，再哭爹也回不来了。爹娘不在了，还有我和你哥哥们呢。”一席话触到了贺万里心灵的深处。贺万里站起来，抱住嫂子，哇地一声哭出声来，这来自心扉的哭声将叔嫂之情升华为母子情深。

贺大汉生前随二儿子贺万龙一起生活。贺万龙夫妻俩更多地担当了对贺万里日常生活的照料责任。贺万昌整天忙于公务，但也放不下对这个没有成家立业的弟弟的牵挂。1980年，薛虎沟矿招收工人，那时社会风气还相对正常，日后成风的“走后门”为人所不齿。考虑再三，贺万昌还是和有关领导反映了三弟的情况。招工开始了，贺万昌因公外出，在家的几位矿领导一起研究决定招收贺万里为正式工人。日后，贺万里曾任黄河一矿矿长。

贺万里20岁时，到了结婚年龄，挡枝像母亲一样，和二弟贺万龙两口子到处张罗三弟的婚事，物色对象，帮助三弟结婚成家。1993年，贺万里带上妻子和两个孩子，买房到河津居住，离开世代居住的山村，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当回首这段往事的时候，贺万昌深情地说：“在我这个大家庭里，二弟贺万龙功不可没。当年我在外面工作，对家庭繁杂事务管不了那么多，二弟就是这个大家庭的中流砥柱。一方面，他要关顾随他一起生活的年纪渐长的父母和尚未成年的弟妹，同时还要关照我这个受多子女拖累的家庭，对每个幼小的侄子的成长倾注爱心，帮助种地里的庄稼。父母过世之后，为三弟的生活工作，成家立业操心费力。可以说贺万龙两口子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功臣，对家庭中每件婚丧嫁娶的大事都倾注了心血。”

    孟挡枝娘家有姐弟三人，孟挡枝为老大，下有弟弟孟杰和一个妹妹孟曲枝，在父母操持下，家里的日子不算富裕，但还较为殷实。一家人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人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孟挡枝与贺万昌定婚后的第二年，即1957年，原来身强体壮的父亲孟智子突发重病。母亲心急如焚，到处求医问医，十多岁的挡枝姐弟三人，也是已经懂事的年龄，看到父亲一病不起，也急得暗中抹泪。日子不长，原来可以到院里活动的父亲，渐渐失去了下床的能力。躺在炕上动弹不得，深陷在腊黄的脸上两只眼睛，失神地艰难转动，连说话都变得有气无力。经过两三个月的病痛折磨，在一个寒冷的夜里，父亲孟智子撒手西去。

当家男人的离去，使这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沉重的担子落在了柔弱的挡枝母亲身上。十六七岁的孟挡枝是家里的老大，理所当然的担起家庭重任，和苦命的母亲共同支撑着这个不完整的家。1961年，到了出嫁年龄的孟挡枝带着不尽的牵挂离别了长大成人的家，但那心时时刻刻也离不开这个苦痛的家，时不时地回家看看，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作些接济。

屋漏偏逢连阴雨，苗嫩常遭苦寒霜。1965年，苦扒苦拽的母亲，艰难支撑了这个苦难家庭四年之后，耗干了心血，带着不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弟妹尚且年幼，迫在眉睫的丧事处理，自然落在了孟挡枝身上。可以想象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子，独立担当处理丧葬被农村视为头等大事的事务，要面临多大的困难和压力。求东家告西家的艰难自然少不了。如果说处理母亲丧事是天大的困难，但那是一时的，更大的困难是父母撇下的年幼弟妹。父母的双双离去，两个十多岁的弟弟妹妹沦落为孤儿。已经出嫁的孟挡枝又一次担当起了母亲的角色。在婆家孟挡枝是老嫂比母，在娘家孟挡枝是老姐比母。

自此以后，孟挡枝一方面要照料自己的一堆孩子，也要照料失去父母的孤儿弟妹。回娘家成了一种常态，隔不了多少时日，就要回娘家看看。看看弟弟妹妹书念得怎么样。春天来了，担心青黄不接，害怕弟弟妹妹饿肚子，要接济粮食；冬天来了，担心弟妹有没有棉衣，怕弟弟妹妹挨冻，就帮助添置衣服，把旧的拆洗一下，为的是穿在身上干净暖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弟弟妹妹长大成人了，婚嫁这原本由父母操办的事务就落在了孟挡枝身上，对象的选择、婚嫁的操办，哪一样都离不开孟挡枝的心血。

妹妹出嫁尚且简单，孟挡枝并不主张向对方讨要多少彩礼，她认为，向男方讨要过多的彩礼，会让婆家人看不起新进门的媳妇，同时也给男方带来沉重负担，影响婚后的生活。孟挡枝在处理妹妹的婚事时，没有要多少彩彩礼，要来的一点彩礼也作为陪嫁，返回婆家。

“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是说女方出嫁之后，减少了与娘家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但孟挡枝以娘家人的身份，对嫁出去的妹妹依然时时关顾，对妹妹出嫁后的生活，尽可能给予帮助，尤其在贺万昌的事业有了起色之后更是这样，成千上万的帮衬不在少数。

同妹妹孟曲枝的出嫁相比，弟弟孟杰的婚事就复杂的多，父母早丧，家境破落可想而知，有几家的女孩愿意嫁到一个穷困潦倒的家庭受苦。为了尽快解决弟弟的婚事，孟挡枝重整家业，帮助弟弟孟杰筑房建屋，新墙新院，整个院落一派生机。再加上孟杰英俊豪爽，一表人才。在千挑万选中，很快有了中意的对象，在孟挡枝一手操办之下，弟媳妇被热热闹闹地娶入家门。时光荏苒，弟弟妹妹的孩子们也相继长大，孟挡枝和贺万昌又费尽心思，帮助一个个安家立业。苦尽甘来，少年时困苦中相依为命的姊妹三人，如今享受着晚年的幸福时光。

2008年，孟挡枝主持并筹备资金，姊妹三人重修父母坟茔，光宗耀祖，以此举告慰在天父母。儿女们生活幸福，让受苦受累一生的父母含笑九泉。

孟挡枝今年72岁，纵观挡枝此生：为人妻，相夫教子，扶持贺万昌成就了一番事业；为人母，生育子女六人，抚养成人，教子有方，事业有成；老嫂比母，对贺万昌三弟贺万里成家立业提供帮助，功不可没；老姐比母，关顾弟妹，长大成人，重整家业；为人媳，孝敬公婆，送走一双老人；为人女，送走亲生父母，撑起娘家的一片天。

生儿育女，母亲伟大；老嫂比母，母亲伟大；老姐比母，母亲伟大；养老送终，孝贤伟大。

             第十九节：寸草心

在通往上岭村的蜿蜒山路上，老远就可以看到上岭村一座富丽堂皇的高大建筑，红墙黄瓦，飞檐溢彩，这就是上岭村的文化活动中心。活动中心的围墙由一米高的基墙和装在基墙上的经过艺术加工呈现几种几何图案的铁栏杆组成。大门左右两侧的墙上分别写着：“团结拼搏”，“和谐发展”几个大字。院落大门类似牌楼样式，设三门，大门居中，两侧各有边门一个。门楼采用柱梁结构，顶上饰以棕红色的硫璃瓦，构成的歇山顶式的构筑样式，屋脊瑞兽形态生动，栩栩如生，整个大门颇有几分汉阙风度。大门门楣上书有“上岭村”三个楷书大字，字体沉稳，庄重大气。

  从大门向院里望去，大院尽头是活动中心的主体建筑大舞台，建筑总体设计取仿古风格，舞台部分高大，两侧辅以塔楼。大舞台主体不采用宫殿式大屋顶结构，有意突出舞台建筑的平面特质。如此设计没有了传统大廡殿结构的庄重，增加了宏伟畅快的感觉。

从正面看，大舞台建筑的屋顶采用五脊结构，屋顶以琉璃瓦辅设，主脊上由两条龙分左右对峙，威武勇猛，中间有塔式装饰物，颇具双龙戏珠的意味。正脊两端各饰一龙形大吻，张口吞脊，尾部上卷，四条垂脊的檐角部位各饰有九个琉璃小兽，无非就是所谓龙凤、狮子、麒麟、天马、海马、鱼(押鱼)、獬(獬)、吼(斗牛)、猴(行什)之类，形态各异，彩绘生动逼真，增加了屋顶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屋顶下面是彩绘斗拱雕梁结构，上下两行彩绘中间书有“上岭村文化活动中心”一行大字。左右两侧辅以偏殿，与中间主体构成1：3：1的比例，给人以重檐庑殿顶的视角效果。高低不同的四根朱红圆柱支撑着上下两层屋顶，同时把整个墙面分割成1：3：1的三个画面。左右两侧绘有正方形的团龙戏珠的画面；中间主画面为1：3的长方形，画面左侧以迎客松为主体，其余部分亦真亦幻地画有山水楼阁，瑞云仙鹤，或隐或现，主体画面，虚幻飘渺，婉如仙境。主画面下方再有一层重檐出现，重檐下的枋上绘有八仙群像，一个个仙家活灵活现，同主体画面的海市蜃楼相互呼应。画梁的下方就是供演出的舞台空间了。舞台高出地面将近一米，建筑总体宽度三十米左右，中间空出二十米，做为观众观赏空间，左右各有五六米的墙面遮挡，作为乐队及演员上场前的活动空间。两侧墙上有一幅对联：玉楼天半笙乐起群仙会聚，蓬岛仙班歌舞飞众生云集。

舞台主体建筑两侧的塔楼，下部提供使用空间，上部为由四根圆柱支撑的小亭，小亭采用攒尖式四脊朱红色琉璃瓦屋顶，顶尖为宝塔构件，四脊饰以传统端兽。

整个建筑，给人以金碧辉煌，斗拱雕梁，溢金鎏彩，气势壮观，恢宏大气，古朴大方的印象。主体建筑高耸挺拔，辅楼小巧玲珑，主次分明，错落有致，形成敞亮明快的视觉效果。

其实整个建筑采用砖混水泥结构，并非传统古建筑的土木结构，所谓斗拱重檐也多是设计者匠心独运，施以小品装饰点缀。

  上岭村文化活动中心

文化活动中心大院右侧建有一道长廊，三四十公分高的基座上，四十八根大红朱漆圆柱支撑起两层长廊，长廊采用以棕红色玻璃瓦铺设双坡硬山顶，以求与主体建筑大舞台的协调。上下两顶层之下，以及圆柱之间的枋上都绘有彩画，以自然景物为画题，如花鸟、翎毛、人物、山水、器皿、书画、云、冰纹、楼台、殿阁等。灵动秀美，多姿多彩。底层的圆柱之间距地离三四十公分的高度，装设长凳供人坐下休息。长廊中间设石凳，石桌供人对弈玩牌使用。长廊上层四周以汉白玉的栏杆围就，长廊下层两端有阶梯与上层相通，拾级而上，凭栏眺望，群山莽莽，松柏叠翠，无限风光。昂首翘望，蓝天广阔，白云飘浮，尽在眼前。登斯楼也，心旷神怡，不禁由人生出宠辱皆忘的心境。游人此刻，物我两忘，身心陶醉于天人合一之中。

    长廊两端尽头外侧壁上各镶嵌碑石一块。

其一，有励志铭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政廉洁，求真务实，团结和谐。

其二为功德颂曰：急公好义，慷慨解囊 ，倾心桑梓，热爱家乡，捐资百万，造福山庄，功德无量，百世流芳。

同长廊相对的大院右侧，有一排两层楼房是村委会、医务室等办公场所。

另有“上岭村文化活动中心创建碑志”碑石一座，耸立于长廊南侧。

上岭村戏台年代久远，日本鬼子侵占上岭村，上岭村戏台被拆毁修建炮楼，百年戏台毁于一旦。但上岭村戏台的高大古朴形象却长久地留在了上岭村老一代人们的心中。令人不能忘怀的又何止是一个大戏台，那依山而建的一面面窑洞，那一排排建在平地上的青砖瓦房，那终年水深五六尺，周遭五六百步的涝池；涝池四周那一旦有风就会哗哗作响枝繁叶茂的老杨树：街旁院外那一棵棵三四个人才能合抱的古槐：文庙、关帝庙、土地庙、娘娘庙、大禹庙星罗棋布地分散村子中间；虔诚的守庙人，尽职尽责地守护着乡亲们一方心灵的圣地；那一座座庙宇进进出出的香客，香炉前的袅袅香烟，寄托着村民们不尽的美好愿望。世世代代的上岭人，用他们的勤劳智慧，开采得天独厚的煤炭资源，烧砖建房，换来财富，把上岭村打造成一个文明富庶的村落。早在清代上岭村就已经是百里闻名的著名村庄，由此也常常招来匪患的袭扰，先民们又以勇敢智慧筑堡建垒，保卫自己的家园。看似悠闲地坐在村子制高点石条上的老汉，却时刻警惕地注视着远处盘山路上来往行人的一举一动，一旦情况异常，就会拉动挂在槐树上大铁钟钟锤，嗡嗡的钟声警醒村民，村里的人们会紧急行动，抗击兵匪袭扰。

几十年过去了，贺万昌仍然记得在孩提时代，经常到自家院子东侧一孔窑洞里的地道玩耍的情景。揭开窑洞里覆盖的洞口木板，下到两三米的深处，有一条通往村子后面山沟的地道。地道出口设在后山的半山腰，位置相当隐蔽。地道宽一米多，高度近两米，长有七八百米，地道中间的侧壁上，开凿几处窑洞，是人们临时避难和储藏粮食和贵重物品的场所。上岭村的先人们，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上岭村的辉煌，也用高度智慧守护着自己的家园。生于斯长于斯的贺万昌，深深爱着这里的一草一木，骨子里深藏着一颗报效家乡的赤子之心。

2007年，在党中央倡导发展文化事业的大背景下，戏台重修被提上日程。时任上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贺万世，找到贺万昌商议重建上岭村戏台一事。贺万昌觉得这是报效桑梓的机会，当即表示大力支持，捐资120万元，解决资金问题。在村人共同努力下，上岭村文化活动中心得以竣工使用。

文化室竣工之后，村委会和乡政府组织举办了一个庆祝文化室竣工投用大会，并邀请河津市委书记参加会议，准备在大会上颁发奖牌，表彰贺万昌的高尚行为。贺万昌没有参加会议，他认为自己为村里办点事，是应尽的义务，就像一个孩子给家里办点事一样，完全没有必要大张旗鼓的宣扬。身为共产党员的贺万昌明白，自己能够摆脱贫困，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更主要的是党的政策，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就没有个人的今天。造福桑梓，回报社会这是自己的一项义务。“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得帮助过多少人。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地震，贺万昌一次缴纳特殊党费20万元，担负起一个共产党员的应有责任。

        跋文

人生的路是漫长的，但关键处也就几步，这几步走对了，就会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一个有声有色的角色。

故乡处于煤海的贺万昌，冥冥之中，选择了煤矿这个行当，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拼搏，凭着要办一件事一定要办好的决心，凭着认准一个理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倔劲，凭着折不弯打不断的韧劲，成就了人生的辉煌。由一个井下工人成长为矿长，取得了多种荣誉。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档口，走上了煤矿扩张之路，开办了属于自己的企业。创造岗位，解决了几千人就业问题，使他们挣钱养家糊口，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安定；向国家上交了几千万的税金，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贡献。贺万昌个人也彻底改变了家庭几代人的穷困状态。  

 煤矿是高危行业，在一般人的眼里，煤矿是粗放型的产业，傻大黑粗是人们对煤矿的普遍印象。其实不然，在一定意义上说，煤矿更是一个高科技行业，它有自己一套严谨缜密的科学规律。办好一个煤炭企业，不只靠领导者精明，更需要整体高素质成员的紧密结合。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环节上的一小点失误都会捅出天塌地陷的窟窿。一代代的煤矿人用生命和鲜血破解着煤炭科学的密码，在这方面贺万昌有成功，有茫然，也有遗憾，但不管怎样说贺万昌尽力了。应该说老天对贺万昌不薄，贺万昌是一个成功者！

后记：经朋友徐绵怀介绍，我同贺万昌相识，也就有了这部传记文学的写作机缘。传记一类的文章，此前写过几篇，不过篇幅不长，大多不过三两万字，这样大部头的长篇写作还是第一次。好在没有具体的时间约定，得便时，贺万昌从河津过来，聊上一阵，就有了新的写作素材，于是拖拖拉拉，前后将近一年。时间长了，就没有那么多的紧张，慢慢感受写作愉悦。我和贺万昌相近的年龄，经历相同的时代，对历史问题相近的观点，随着时间交往，茶余闲叙，樽前小酌，我们渐次成为要好的朋友。贺万昌一生主要从事煤炭行业，历经艰辛，创造着人生的辉煌，令我感动。其中的艰辛我也感同身受，虽然没有下过井，我也是在煤炭行业干了一辈子的人，和贺万昌算是同行，对煤炭行业的酸甜苦辣有相同体验，对煤炭行业的生产经营也有基本了解，因此写起来也算是得心应手。在写作过程中注重了贺万昌个人奋斗历史背景的描述，力图使读者从中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同时着重记述河津乃至晋南的风土人情，又做了四项附录，力图增加本书的史料价值。

现代写作离不了电脑，好在我用电脑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但没有经过专门培训，电脑知识大多是在使用中摸索来的，打字速度慢成了长篇写作的弊端，为了节省时间，改用铅笔写草稿，而后交打印部输入电脑。而我写的字带有太多个人色彩，打印部的小姐认不下来，不得已又请我的老朋友王者安帮忙誊写，王者安成了我的“誊写秘书”。不过这个差事也难为了王老兄，一次几千字抄写下来，往往也累得头昏眼花，毕竟年龄大了，七八十岁的人了。书稿成型之后，有幸得原河津市的副市长赵瑞生为本书作序；韩城煤业报纸《韩城矿工》主编冯骁认真校队；收录以我给贺老兄的赠诗：“文行一册贺流年，战马嘶鸣铁甲寒。闲理东篱菊香透，秋来红叶万重山。” 为内容的韩城矿区工会办公室主任张荣辉墨宝一件；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副局长师义堂贺寿诗一首。龙福家园办公室人员为本书制作提供《贺氏一脉家族成员序列表》资料一份。在此对众多给与本书支持的朋友们予以感谢。

张申         于韩城竹林轩 

附录一：贺氏一脉家族成员序列表

附录二：“上岭村文化活动中心创建碑志”铭文

上岭村文化活动中心创建碑志

为活跃上岭村文化生活，全面建设新农村，原薛虎沟矿长兼党支部书记现任薛虎沟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贺万昌，急公好义，慷慨解囊，勇跃捐资120余万元，由村党支部书记兼主任贺万世及村委会一班人及全体村民在村委会所在地创建文化活动中心。公元二00七年农历十月二十日奠基开工，历时一年，于公元二00八年农历十月一日竣工。文化活动中心舞台宏伟壮观，古朴典雅，大门庄严雄秀，傲然屹立，两层长廊由四十八根油漆水泥柱，汉白玉栏杆，铁艺围墙，琉璃瓦屋檐，高雅大方。文化大院平整宽阔，门前两侧松柏挺拔，生机盎然，为表彰损资者高风美德，建设者劳苦艰辛，并昭后来者，启迪后世，特勒石铭文，镌之以志。

主  事：上岭村全体村民

组建人：贺万世

捐资者：贺万昌

撰  文：贺万斌

公元二00八年农历十月

           附录三：中国国企改革纪略

    建国后，我国国有企业的体制是在 156 个苏联援建项目和 694 个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的集中统一管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规定了党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原则。具体说来,就是在企业中要贯彻执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度。在企业生产行政管理方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是我国无产阶级领导和管理企业的基本方针。

五十年代三大改造之后的两年，是国企快速发展的阶段，招收了很多人进城。结果1958年以后又压缩，压了好多人回去。那个时候工人工资很高，一个五级工六级工的收入，可以轻松养活一家六口人。不是只有一口饭吃，是一个月能吃七八次荤腥，家长还能有些酒喝，年节时候小孩子能有新衣服，而且医疗教育也不用发愁。
  1963年以后又开始变好，五十年代的工业体系开始发挥一些作用，化纤布有了，肥皂火柴也供应的多了。日子变得好过，工人这个时候还是很努力的，收入增长也还可以。1963年到1966年，日子是开始好过的。计划经济下建起的工业体系开始产生一点效益。三线建设期间也容纳了很多人，那个时候进国企不是很难的。
    “文革”以后又不行了。停产，混乱。一直到1969年军管。这时期还又招了很多人，包括农民，被招进去的人先做学徒工。到1971年“三个突破”，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物资开始出现匮乏。
    七十年代以后国企真正人浮于事了，“文革”的动乱严重削弱了企业经营管理。基本上从1971年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营企业不只担任生产任务还要承担沉重的社会责任，要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尤其是老的国营企业，人越来越多，工资长期稳定，很少涨，也很难跌。这个时期，特别是七十年代末开始，国企被认为是铁饭碗了。
    一直到八十年代，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军工企业，国家精简部队员额三百万，军工订单大量缩减，变得生存艰难，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三机部在贵州的厂子，出现了工人在农村“双抢”的时节去给农民干点农活弄点粮食糊口的现象。随后是国有重工业，特别是东北，资金长期匮乏，没有技改能力，企业社会包袱越来越重，效益也就不断变差，靠银行贷款维持生计；然后是国有轻工业，因为南方新兴民营工业的竞争失去了市场，也同样陷入了困境。
    总的来说，国企的困境，是三部曲，首先是“文革”时期，国企的管理机制被严重破坏，以后一直没有良好修复；其次是八十年代以后企业的社会包袱越来越重，离退休人员不断增多，医疗费用和工资快速增加。作为社会责任，要接纳大量的退伍军人，以及本厂子弟的就业，企业不堪重负；有限的资金不能投入到经营中，企业难以发展壮大。再次是沿海及南方新兴民营工业体系的快速发展，形成了非常大的竞争力；这个体系没有包袱，运转灵活，侵吞了旧工业系统的大多数市场，导致到九十年代，国企大多陷入了困境。

分析其中的根本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国营企业存在的弊端，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得到更加充分的暴露。国营企业到了不得不痛下决心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时候了。

    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主要弊端是：

    1、在管理体制方面，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当时全国的国营企业由国家统一领导，管理则由中央（各主管部门）和地方(各省、各自治区、直辖市）分级进行。据统计，1957年，大约有 9300 多家工业企业直接归属中央政府各部门管理，在全国国营工业企业总数中的比重约为 16%，其工业总产值接近全国国营工业企业总产值的 50%。  

   2、在计划管理方面，国家制定指令性计划决定国营企业各项经营活动。国营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全由国家计划安排。上级主管部门下达年度计划指标，企业依此编制季度计划，然后向上级报批，经上级批准后才能执行。对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国营企业只能执行，不能擅自改动。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60%左右。

    3、在投资管理方面，国家对国有企业基本建设的投资权高度集中。投资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需要经过国家建设委员会审核，国务院批准；投资额在 300 万元至 500 万元之间的基本建设项目，需要经过国务院相关部委或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审核批准；投资额在 60 万元以下的各项基本建设项目的审核与批准，分别由国务院各部委或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自行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国营企业自身没有任何投资决策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预算内投资额占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 90.3%，其中，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投资项目占 70%，由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的投资项目占 21%。

    4、在财务管理方面，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和“大锅饭”的财务收支管理制度。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是由国家财政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进行计划定额核定的，财政部门无偿划拨诸如储备资金和生产资金之类的定额以内的流动资金；非定额流动资金，由国家银行发放有息贷款。固定资产更新投资需要的技术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和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等属于固定资金，国营企业需要的固定资金，按企业的隶属关系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无偿划拨。除了依据规定缴纳税款外，国营企业还需要按照隶属关系把全部折旧基金和大部分利润上缴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奖励基金只能由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从计划利润和超计划利润中提取。

   5、在劳动工资管理方面，国家对国营企业用工实行统一分配。企业不能自主招收员工，必须有上级批准的招工指标，而且只能在上级主管部门制定的地区招工。企业没有辞退员工的权力，员工是能进不能出。企业不能自行增减人员，必须在上级规定的劳动定额内使用员工。中央政府的劳动部门对企业的工资进行集中管理，实行统一的货币工资标准，产业和工种不同，工人的工资等级就不同；企业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资按职务或职称实行等级工资。国家对企业各类职工的工资增加统一进行安排，甚至企业工人加班费都必须报政府批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实现了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重点转移。七十年代末，改革的春风首先吹遍农村大地；土地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困扰多年的农村温饱问题。教育改革恢复了高考制度，解放了思想，为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崛起和辉煌奠定了基础。八十年代最先富起来的所谓万元户，主要是从事养殖业的农民和城市小商小贩（当时叫二倒贩子）。

   在八十年代的十年间，城市及企业的改革在逐步深入。此时的国有企业依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企业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是国家和政府规定的，企业没有自主权，企业内部还是大锅饭，工人按指标完成任务就没事干了，没有奖金，工作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基本上是“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的干，看的看，看的给干的提意见”。

在取得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试验的同时，国企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先是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比如利润留成，比如计划外销售等。

1981年初开始了为对抗通胀而进行的经济紧缩，削减投资，控制工资增长，减少银行放贷规模。缺少了资金，企业周转困难，三角债广泛存在。

紧缩政策施行几个月之后，为了重启经济，调动企业积极性，新一轮的刺激政策，重点投入到了能源原材料交通等上游重工业。不仅如此，1982年至1983年间，还出现了很多更激进的刺激方式，比如有的地方开始搞企业的利润包干，就是指上交一个固定基数，余下的全归企业。这也有点像前面讲的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税收分配的激进模式，能够更加刺激企业的生产主动性。但是这些都是在给企业让利的方向上进行的改革。完整的“自负盈亏”模式，需要全面建立“拨改贷”之类的制度。

为了防止重新出现通胀，1981年至1984年间，严控居民收入增加，使得终端消费品的需求增幅受到限制，1979至1980年大力扶持的轻工业所造成的巨大产能，尤其是纺织行业，一下子就变得供过于求了。到了1983年，由于布匹衣服供给的宽松，布票这种东西甚至都渐渐没有必要了。广大纺织企业不得不下力气开拓市场，寻找销路。中国的改革是从一个供给短缺的经济时代过渡到一个供给过剩的经济时代；在供给短缺商品紧俏的时候，企业不需要市场，执政者也害怕市场，因为此时的市场会价格高涨，造成社会不和谐。只有当供给进入相对过剩的时候，企业才有寻找市场销路的压力，才会学习怎么在市场里面做生意，学习怎么迎合消费者的口味来改进产品，增加自己的竞争力。也只有在供给相对过剩的时候，执政者才不担心放开市场交易带来的社会动荡。

1979年的经济整顿，削减了重工业（尤其是机械工业）的需求计划，使重工业供过于求，从而迫使重工业开始学习在市场中游泳；1981年的经济大环境的进一步整顿，连轻工业的需求计划（就是消费）也削减了，使轻工业供过于求，轻工业也开始学习在市场中游泳。在这个过程中，以及之后的多轮刺激和紧缩的轮回中，从整体上看，中国工业的产能在不停地增大，短缺的情形越来越少，供过于求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学会了如何按照市场的规则来获得销路，而最核心的价格改革问题，甚至也在1990至1991年那轮大紧缩大萧条之中，无声无息的解决了。

    回到1982至1983年，国企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银行的改革。关于国企，这两年给1984年的大改革做了铺垫，当时 “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做法，有着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成为1984年改革的大背景。

到了1984年，放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保守双轨制”，逐步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这是因为：

1.几年来的农业（包产到户）、能源（比如集体和私人的小煤矿的大发展）产量大发展的事实，充分说明：这些非国有、非计划的经济事实上增长动力很大，比计划内的国企强。

2. 从前农业和能源是国民经济的瓶颈，造成普遍短缺，而短缺使得计划分配成为必要。现在，这两样不短缺了，计划配给的必要性也就大大下降了。

从1984年开始，重点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革。第一方面，是继续搞国企“自负盈亏”改革，主要就是“利改税”。但是一直搞到1987年，效果都不好。利改税的出发点是划清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分配界限，激发企业盈利的积极性，但是在价格体系没有改革的前提下，行业间（还有地区间）的利润率差别太大了，基本不可能划定一个一刀切的税率。利改税好歹名义上是实施了，但是为了应对这种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在统一税率的产品税和所得税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可以人为调控的“调节税”。

但是第二个方面的改革则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那就是，决定冻结并且缩小计划经济的部分，鼓励市场经济部分增长，最终使得计划的比例越来越小，整体经济实质上慢慢地市场化。这个思路，在1984年之前，是模糊的，有争议的，不敢提的。在1984年正式成为改革的明确大方向。

具体说来，这个改革思路体现在1984年的《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俗称扩权十条），明确了“厂长负责制”。 厂长负责制：在厂长负责制下，厂长全面领导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依照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有权决定企业的生产经营计划、机构设置、人事任免，以及作出各项经营管理中的决策。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制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由厂长统一领导和全面负责的一种企业内部领导制度。它是一种首长负责制。企业党组织主要发挥保证作用，名誉上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在部分国企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失去监督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土壤，这是部分国企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

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被赋予的权力有：

1. 人的方面，企业领导者可以自主地组织管理团队、雇佣技术工人、设定工人升职。1986年，终身雇佣制的大锅饭被打破了，“新人新政策”，老工人还是“正式工”，新工人则成为“合同工”，还有“临时工”，成为用人上的“双轨制”。1988年，开始搞“优化组合”，企业可以变相的清退冗员，相应的，政府也建立了更换岗位、失业基金等方式，来解决被清退人员的生计问题。

2. 钱的方面，企业获得了更大的资金自主权，奖金总额的上限宽松了，工资总额也不再限定，而是随着利润的增速，有一个工资总额的增速系数。企业还可以拿余钱来投资其他企业。

3. 物的方面，原料设备-生产决策-产品销路，这本来是计划的核心内容，现在计划的范围冻结甚至缩小了，计划仅仅限于重大项目、大企业、重要的基础物资，而且计划管理的品类在不停地缩小。产品的产量上，延续了之前的双轨制，计划内的任务要完成，根据计划指令来调拨，计划外的产量，自由在市场上销售。产品的价格上，1984年也正式承认了“市场价”的合法性，高于“计划价格”的“市场价格”，从此不再偷偷摸摸，只要比计划价格高出20%-30%以内，完全没问题。

厂长负责制，也经历了越来越宽松的演变。最初，关于计划任务和利税分配，需要政府和企业每年谈判。后来，推广了长年承包，就是定下一个任务就5年不变，这样就给了企业更大的增收动力。承包有多种形式，各地也有不少公开竞标承包工厂的例子。后来，一些厂子干脆被变相的转让给地方、集体，甚至私人，开了“卖”的先河。股份制也是一个选项，比较普遍的是职工内部持股。有的企业以分红的方式分配收入，逃避政府对工资总额的限制。到了1988年，通过了《企业法》和《破产法》，这些企业自主权的内容，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了。

而那个被“冻结”的计划本身，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改革目标是从指令性强制计划变成指导性的计划，就是说，要慢慢变成通过财税政策等手段间接地对企业的生产进行控制，而不是直接用行政命令控制。这其实就和今天的“宏观调控”是一样的了。计划已经不再是企业决策和行为的核心，企业的行为，已经是在围绕着市场来转了。

   价格双轨制。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是1979年至1993年间中国所实施的渐进式增量改革（体制外优先改革）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双轨制的特点是同时存在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价格体制。随着体外价格机制的逐渐发育、壮大，最终让体制内价格丧失其显赫地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在1979年价格改革以来逐步发生与发展的。

国务院于1981年批准对超过基数生产的原油，允许按国际市场价格出口；1983年批准对石油、煤炭超产部分实行加价出售；1984年批准工业生产资料的超产部分可在加价20%以内出售；1985年取消了原订不高于20%的规定，超产部分允许按市场价格出售；1988年对主要工业生产资料规定了最高限价；1989年对橡胶、炭黑等工业生产资料的双轨价格“并轨”，即把两种价格并为一种价格，有的商品并入国家定价，有的商品并入市场调节价。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分配体制以行政区划为界，以行政指令为手段，通过层层申请、层层分配，并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限制地订货，价格完全由国家有关部门控制，结果是企业被管死，产品“多年一贯制”，物资和资金周转缓慢，各种浪费严重。从1981年开始，国家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这样就产生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企业自行销售的产品的价格根据市场所决定的双轨制。价格双轨制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作用，又有消极的作用。一方面，它是实现中国价格模式转换的一种很好的过渡形式。它开辟了在紧张经济环境里进行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道路，推动了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把市场机制逐步引入了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生产与交换中，促进了主要工业生产资料生产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在经济过热、供求矛盾尖锐、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高低悬殊的时候，某些不法之徒大搞权钱交易，钻双轨制价格的空子，时而将平价的商品转为市场出售，时而又将市场的商品变为平价商品，通过这种“平转议”或“议转平”，从中渔利，大发其财，成为暴发户。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价格双轨制在逐渐缩小，直至消失。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缓解巨大的商品供需矛盾，中国曾试行把同一商品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在计划内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在计划外则按市场价格出售。这就是“价格双轨”。于是，有官员将计划内商品卖给黑市，从中赚取差价，“官倒”、“倒爷”正是在这种背影中产生的。这种寻租活动获得了巨额垄断租金，并摧生出中国第一批“权贵资本”。今天，当人们讲到“资本”的原罪时，总也离不开“价格双轨”。

1984年之前的双轨制和1984年之后的双轨制，有着显著差异。1984年之前的双轨制是“保守双轨制”，市场只是计划的补充。而1984年之后，有意地偏向了市场，最终目的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甚至到今天，某些重要的基础物资，价格都没有完全放开，依然是发改委来定的（最典型的是石油和电力）。这就是当初企业改革派的遗产。

1984年至1991年这些年，由于双轨制的长期存在，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先学会怎么面向市场进行生产，而双轨制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既允许企业下水游泳，又有计划的游泳圈保证基本的安全。逐步冻结计划，缩小计划，通过市场比例的扩大，迫使越来越多的企业面向市场，提高积极主动性。与之配套的，自然是要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改革，通过承包、股份等手段，刺激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上世纪7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国企改革也开始启动。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的国企改革都致力于解决国企的债务、效率、盈利等问题。经过放权让利、产权改革尝试、承包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国有企业逐步剥离了历史包袱，完善了制度，作为企业主体参与到市场竞争。

1998年之前国有企业所进行的改革，基本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真正的攻坚碰硬是从1998年三年改革脱困开始的。总的原则是：抓大放小。大企业减人提效，小的关闭破产。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改革包括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和国有困难企业的关闭破产；第二类改革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针对国有大企业的特定改革。

在一定意义上谈改革就是革命，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改革过程中，国企战线上的广大职工作出了牺牲，付出了改革成本。

九十年代之后，大型国企实行了下岗分流减人提效，部分职工要离开多年赖以生存的岗位，失去了过去不算高但还稳定的收入，饭碗没有了，生活的保证没有了，陷入茫然之中，这无论对领导还是职工个人都是艰难的选择。于是有些企业实行轮流下岗的办法，把压力分散在每一个人的头上。

国企职工打破铁饭碗，失业后带来了生存的压力，不只是拖家带口的职工个人，还包括他所供养的家庭。吃饭成了问题的家庭必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不少地方出现了事件。以至于几十年后笔者曾有机会翻开某国企单位的当年工作总结，其中有一句话，“今年以来，单位没有出现过悲惨事件”。可见当年的打破铁饭碗造成的社会影响有多大。为了解决下岗职工工作生活问题，大型国企采取三产分流措施，鼓舞职工从事第三产业。于是一轰而起，大小单位，包括机关处室都要开展第三产业，于是开商店办工厂，各种招数统统使尽。人说隔行如隔山，那习惯于在国企安贫乐道的职工，突然进入不熟悉的领域，产供销一系列问题摆在面前，哪里可以应付；于是一轰而起，像经霜的植物逐渐凋落，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这种主辅分流的方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国企的职工依然半死不活地依附在国企这个负担沉重难以转动的大车上。加上其后的防止通货膨胀、压缩经济，更使不少国企陷于低谷，发工资都成了问题，欠薪成为国企存在的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于是指令性下达指标，县市退回国企领域，就是说县市以下单位今后再没有国企存在，原有的饭店、商店、工厂或者破产，或者卖给私人，原有职工有的获得一定补偿，更多的是分文未取，自谋生路，个人交纳养老统筹，到法定年龄领取养老金。这部分人当中有的经过拼搏，成就了个人的事业，成为个人作坊式的小老板、经理之类，得到国企改革带来的成果。而其中的大多数人都还在生活线上挣扎，多靠打工生活，日常生活举步维艰，哪里还有能力筹措养老金，继续承受着改革之痛。

大型国有企业大多数依据职工年龄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大力裁减人员。笔者所在的煤炭企业，属于国营企业；几个矿务局一律规定，男满五十，女满45岁，一刀切地退休。不到法定年龄，强令退休有违国家政策，于是采取变通措施，弄虚作假；多数企业采取改户口、加大年龄，我的一个朋友本与我同年，小我几个月称我老哥，而今依据户口，他都成为年长我十多岁的法律上的“老大哥”了。谁也想不到这部分人却因祸得福了，近几年企业退休注重年龄因素，几次下来，依户口八十多岁的老兄退休金比我多了两三百块。而另外的一部分企业则采取病退措施，编造虚假病情，比如癌症之类，反正符合病退的病情就行。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被病退的职工依然好好活着，并且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自己因为何种病情被病退了。下边弄虚作假，审批单位也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地审批办理。

这些在一定历史时期出现的行为依据是什么？谁发明的此类办法？恐怕谁也查不到。一大部分人员被裁员下来了，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大概这就是历史。

被裁减下来的职工大多不情愿，年轻轻地就丢了岗位，怎样打发今后的时光。一部分人迫于无奈，因为当时国企发不出工资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比较起来，退休金被拖欠的情况较少，权衡利弊，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历史应当记住，这些被裁减的职工为改革做过牺牲，承担了改革的成本，牺牲了个人利益，直到现在他们依然承受着改革之痛，在之后的多次增加企业的养老金调涨时，一项不变的因素是依据工龄，当年这些人被提前退休，自然工龄就少，增加的幅度受影响，以致于当年退休时居于中上水平的养老金，逐步向中下水平过渡，如此下去这部分职工终将处于养老金低水平状态，一生处于弱势地位，这对这部分人是极大的不公平。

对第一类情况，进一步缩短战线。国有经济基本退出市县两级地方层面，什么酱油咸菜店、百货公司、县办企业，省一级厅局机关办的一些中小型企业。在中央企业层面，一些不重要的行业和不重要的企业，统统退出国有经济领域。

第二类国企，简政放权，减人提效。

1.特殊的行业和重要的大企业。具体企业退出的进度受制于各个方面因素的制约，有些企业该退但是可能不具备退出的条件。目前社会承受能力不足，进一步退出的工作会很谨慎，推进不会很快，具体的操作必须根据现实的社会环境去安排工作的进度。

　　2.实现退出方式的有效转换。政策性破产在2008年结束了，但今后还会有一些企业需要退出，包括国有的，也包括民营的，要依据新的破产法依法破产。依法破产和政策性破产的工作能不能衔接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优胜劣汰，困难企业退出市场是市场经济中的常态，如果政策性破产之后，国有企业又不能退出了，将带来很大的麻烦。

　　继续推进和深化第二次改革

　　中央企业要进一步推进和深化第二次改革，总体方向是进一步推进国有大企业的市场化。

　　第一，继续完善国有资产出资人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核心问题，第一是透明度，第二是考核，第三是薪酬。要实现制度设计和具体政策科学化、合理化和个性化。

　　第二，继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委托代理关系。这项工作就是目前推进的董事会试点。通过改变董事会结构，外部董事占到董事会成员的半数以上，解决重大决策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第三，进一步推进产权多元化。目标是通过整体上市，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革。

　　第四，进一步推进企业重组。国有企业大都缺乏一个市场化的发展过程，资源配置不一定符合市场竞争的要求，所以结构调整的任务很重，需要通过企业的重组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包括企业之间的重组和企业内部的重组。

　　第五，持续不断地推进内部改革，改变大锅饭体制。内部体制僵化是国有企业最大的痼疾之一，内部三项制度改革需要持续不断地推进，以逐步实现人事、用工和分配制度与市场接轨。

　　第六，管理更加严格，更加科学化。大企业是靠完善的制度化体系运行的。与国外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中国大企业的制度化建设还有很大差距，需要进行大量的制度建设工作。

　　在1998年前后国企大规模裁减人员之后，形成一个失业群体，对社会稳定形成严重威胁，为了让众多的失业人员找到工作岗位，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我国的国企改革之路,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经过三十多年国企改革的探索和实践,我们找到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进行制度改革和创新；而国企改革特别是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的国企改革就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为了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彻底解决人们对于产权改革的模糊认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进一步明确非公有制经济合法地位的同时,指出了国有产权改革的方向是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把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同时,国有资本要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逐步退出。这就为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特别是失业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已经成为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为了确保社会稳定,同时也为深化改革和促进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2002]中发12号),对国有企业分流安置富余人员做出了指示。

国家有关部委根据中央的国企改革和促进再就业的指示精神,制定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政策(包括八部委出台的国经贸企改[2002]859号以及国资委等出台的国资分配[2003]21号等文件)。

这次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国企改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产权关系、劳动关系、资产处置等很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一是这次政策的出台解决了长期困扰国企改革的人员问题;二是这次政策的出台找到了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三是这次政策的出台找到了解决改革成本的有效途径。

　1.改制分流的范围和对象。改制分流的对象是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中型企业,不包括非国有控股企业。改制分流的范围是这些企业中的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和关闭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简称“三类资产”。

　2.改制后企业性质的选择。改制后的企业性质可以是国有控股,也可以是非国有控股。改制企业应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选择。大多选择非国有控股性质。真正实现产权制度的彻底变革,产权的高度清晰化,解决长期困扰着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生产经营自主权难以落实、企业自我调整机制不健全、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缺位等一系列问题。

对于企业改制后的富余人员,最好的处置方式是对富余人员进行转岗培训,吸纳富余人员；或者竞聘上岗、与岗位培训相结合、逐步分流富余人员的方式加以解决。对分流进入改制为非国有法人控股企业的富余人员,原主体企业要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标准为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原主体企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由改制企业与其重新签订三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

3.改制过程中资产和土地的处置。改制过程中要进行资产评估，评估机构作为社会中介机构,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改制企业的资产价值进行评估。但在资产评估过程中出现大量的资产缩水问题,导致不同程度的国有资产流失。这是价格双轨制后又一次暴富的时机。

     新的改制政策规定,改制过程中可以实行净资产优惠,优惠净资产的分配要灵活运用而不要平均分配。改制后的新企业实行股份制，员工持股模式有自然人委托模式、员工持股会模式、员工持股公司模式、信托模式等四种。一些人利用这个时机占据了大量资产，一夜暴富，成为新时代的土豪。改制企业的土地处置要根据多种综合因素决定，采用租赁方式或者采用缴纳出让金获得土地。

4.债权、债务关系的处理。改制企业应于改制前对债权、债务关系和未决诉讼等事宜，进行清查并按有关规定及时进行处理。改制后新企业实行资产重组依托各方力量,汇集多方资源,采取多种手段,进行资产重组,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

   改制分流是一场革命,是企业脱胎换骨的重大变革,关于主辅分离的优惠政策执行的最后期限是2005年底。

    大型国有企业改革

　  经过几年的改革和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小企业层面基本没有国有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国有经济主要布局在大企业层面。

一、国有大企业大体分为两种情况：

　　1.功能性的国有大企业。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一，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供给。如供水、供电、供油、供气、公共交通等。

第二，重要资源的开发。重要资源开发由国有企业控制，更好地平衡企业的经济利益和资源环境的目标。

第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比如军工企业、大飞机等战略性产业，带有特殊社会功能或者经济功能，需要承担特定的社会、产业目标，国有经济需要继续保持控制力。

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要求，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加快国有大型企业改革、深化垄断行业改革。

　　二、下一步国有大企业怎样改革

　　在中国现实的国情条件下，国有大企业的改革将依托资本市场，在国有体制下对这些企业直接进行市场化改造，通过上市实现公众公司改革。这正是国资委在积极推进的整体上市工作。其要点是：

　　第一，上市的模式。现在的方向是整体上市，至少要做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所以上市公司整体的业务链是完整的，具备独立经营的能力。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的集团公司，逐步将存续企业消化之后再实现整体上市。

　　第二，依托资本市场境外上市。推动中央企业到境外上市，就是希望把境外成熟、规范的资本市场机制直接引入企业内部，保证上市之前的重组和上市之后的运作能够达到国际资本市场的要求。市场选择是境外加境内，就是A+H的模式。

第三，最终的体制构造。竞争性国有大企业最终的体制模式很可能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没有集团公司、不背存续企业，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运营。这种状态就彻底实现了国有资产的资本化，流动性非常好，随时可以调整、也很容易调整。一旦国家需要钱，通过资本市场可以非常顺畅地变现。

经过多年发展，国有企业已经非常“强大”，中企500强中，罕见民营企业排名靠前，前三十位仅有万科一家民企。国企利用信贷、土地租金等特权以及垄断优势与民企争利，广泛涉猎到地产等各种竞争性行业，无所限制，严重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和公平原则；同时，由于制度缺陷，国企浪费严重，腐败频发，引发民众不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混合所有制，国企改革再次启动，并进入深水区。然而，国企改革中的理念层面、操作层面的很多问题尚未清晰。凤凰财经将上一次国企改革中的经典争论、典型案例、关键问题逐一回顾，期望能从中总结经验，理顺思路，为目前的国企改革提供一些帮助。 

    三、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与历史经验

    三十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实现了从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向市场主体的转变。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有经济的运行质量和发展速度有了显著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大大增强。

   1. 国有企业总体实力不断增强

     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国有经济总量进一步增加，经济效益、运行质量和竞争能力明显提高，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进一步增强。三十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使我国总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得到增强。有资料显示，在 1998 年，中国内地的经济实力在全世界排名第 5，企业管理排名第31，国际竞争力排名第 24；仅隔十年，到 2007 年，中国内地的经济实力的排名上升到第 2 位，仅次于美国，企业效率也上升至第 26 位，国际竞争力排名急速上升到第 15 位，首次超过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

   2、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明显提高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断完善，国有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管理水平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国有企业内部的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逐步开展，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工资制度和全员劳动合同制得到普遍实行。全员竞争上岗、工资集体协商、企业经营者年薪和股权期权激励等制度也在企业的大胆探索中得以明确、建立，形成了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活泼局面。在加强管理的同时，国有企业对科技研发投入力度也在不断增加，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开发出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有些已经具备了国际领先水平。在 2006 年年度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中，中央企业获奖 64 项，几乎占了全部奖项的 1/3，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获得了其中唯一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3、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布局有所改善

    我国国有企业过去分布过宽，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不合理，部分企业主业过多，主业方向不明，资产运营方向和效率不符合国有经济控制经济命脉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通过改革和调整，国有企业向大型骨干企业、关键行业和领域集中，大中小企业分布、行业分布、地区分布逐步合理。1978 年，全国国有企业 9.68万个，其中大型企业 1222 个，中型企业 3160 个，其余为小型企业，大中小企业的比例是 1：3：96；2005 年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共 27.18 万个，其中大型企业 2500 个，中型企业 27300 个，小型企业 243.2万个，比例变为 0.9：10.0：89.1。按产值计算的国有企业原来分布在第二产业的占 80%以上，一、三产业占不到 20%，现在在一、三产业中上升到占 30%，在第二产业中占 70%左右。全国各地的地方国有企业及中央企业按照国有资本调整和管理的指导意见和规划，对国有经济的行业布局做了多次调整改组，仅 2003---2007 年就有 77 家中央企业参与了 41 次重组，153 家中央企业进一步明确了主业，资产逐步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优势行业和高科技行业集中。国有企业拥有 2000 多万专业技术人员，包括 500 多万工程技术人员，300 多万科学研究人员，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成果不断涌现，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创新日渐增多。

    四、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的问题

   1.国有资产流失。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过程中最令人感到痛心的问题，是改制中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一些地方政府有一种错误意识，认为国企是政府的负担。觉得只要国企退出了，给职工一笔经济补偿费，解除劳动合同，就不用纠缠政府了。为尽快完成国企改制，这些地方政府大都制定改制时间表，成立督导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企业改制。更有甚者，把完成改制当成一项政治任务，给“一把手”下指标、限时间、压担子，否则“乌纱帽”难保。重压之下，为了赶进度，国企改制往往走调变样，国有资产很容易被低估贱卖、“合法”流失。

    2.传统管理，以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方式对付市场经济。应该承认，现在的国有企业已不同于以前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的市场化取向比较明显，也确实想把企业搞好。但国有企业的内部制度特征决定了它的经营管理者的“官场”意识强于“市场”意识，国有企业作为政府科层组织系统的一种衍生物，其内部经营管理层具有对上负责的倾向。加上长期的计划经济积习，使得国有企业有“低市场化”的表现，在市场技能、竞争手段和企业经营技术方面，诸如市场研究、品牌经营、产品开发、营销策划等，多数国有企业都比不过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现在的国有企业经营者缺的并不是自主经营权，他们缺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企业的技能。在经营上技不如人，必然会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

   3.僵化机制，没有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又缺乏灵活的用人机制。一是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人才流失严重。由于国有企业用人机制不灵活，加上国有企业在用人上过多考虑裙带关系，国有企业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相对缺乏，表现为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高素质人才过少，低层次人员过多。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人才流失严重,尤其中高层管理人才的流失成为国有企业人力资源危机的重要表现形式。人才流失主要因为没有实行优胜劣汰，人们缺乏危机感；企业中论资排辈，缺乏竞争，任人唯亲；分配不均，奖惩不明，干多干少一个样。如果说水土流失是严重的环境危机的话，那么人力资本的流失对国有企业则不亚于一场灾难。二是人力资源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用人体制不完善。首先，对企业家激励不足。企业经营管理者特别是优秀企业家收入太低，经营者与一般员工收入的差距远低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经理人员与一般员工收入的差距。其次，对普通职工激励不足。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现象，严重影响员工的积极性。而且，激励措施单一，缺乏适应个体需求差异的激励方式。

   4.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差。一个企业，只有将生产的产品销售出去，在全国市场上占有它应占有的份额，才能生存和发展。如果产品不能理想地在国内外市场上竞争和销售，资产再多、工业基础再雄厚、技术人才再多，也不能说明这个企业有多么优秀，实际上，这反而使一部分资源被闲置和浪费。近年来，国有企业工业品在全国的市场份额持续下降。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日益下降，非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日益上升，特别是国外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竞争力日益增强。许多国有企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其产品在国内还有一定的知名度，还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到了九十年代，因广告投资不力，技术水平不高，产品没有更新换代，人员过多、社会负担过重、成本过高，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最后被市场淘汰出局。

    以上问题说明，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中的行为体，其体制和行为还没有与市场经济对接，还远不适应市场经济对它们的调节。这些都是影响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解决难度会更大，必须通过加快改革来解决。

     五、实现国企改革目标的途径

  1.公共产品供给与国有资本结构性调整。根据目标集合的要求，国有企业应“有进有退”，“进”主要承担提供纯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责任，而“退”则是要在市场机制作用之下，逐步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在当前经济不断发展的有利局面下，人民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国有企业应当不断加大在公共物品行业的占有力度。必须使国有资产通过各种途径逐渐退出竞争性领域，并使之转化为社会公共需要领域中的国有资产增量，最终使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重心放在对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所必需的国有资产管理上。

   2.效率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国有企业改革还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经营机制，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而且，对于一些国有企业的改革，例如国有垄断企业，就需要构建完善的经营机制。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更是要健全相应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完善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和健全经理人考核体系。国有企业经营者委任制的最大问题在与经营者能力和资格的合格性。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使经营者队伍的建设职业化和市场化。从理论上讲，市场化行为是在无限的供选择对象中择优录取。通过公开选拔来取代内部的暗箱操作，以竞聘上岗来取代行政任命，可以从根本上削弱由于信息不对称或者在利益驱使下而出现不合格经营者把持经营权的弊端。在存在完善的经理人市场的前提下，经营者即使不会像企业所有者那样真正关心企业的收益，但由于他们非常重视职业声誉，职业经理人出于自身长远利益的考虑，也会不断创造好的管理业绩，恪守职业道德。因此，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对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会产生强大的约束作用。不仅如此，还需要健全经营者业绩考核体系，这是促进职业经理人市场发展的必要条件。完善的业绩考核体系能够较充分地反映经营者的能力和努力程度。在业绩考核体系的构建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考核指标的选择和设定。

    3.公平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概念，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和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地配置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权利和责任关系。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的背离。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内部治理。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规范企业制度是解决国有企业中存在严重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途径。

    第一，要实行经理人员职业化。实现我国经理的职业化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改变过去由政府直接采用行政手段任命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做法，由董事会通过经理人市场来选聘经理人员。二是要明确企业与经理人员之间的工作合同，以此来约束经理人员的短期化行为。三是科学设立经理经营业绩的评价指标体系，完善经理市场的竞争机制。

   第二，完善监督机制。公司治理的目标是通过以股东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制衡，实现公司整体决策的科学化。为保证权力制衡的充分、有效，必须设计出恰当的监督机制。首先是内部监督机制，内部监督机制主要是指现代企业内部的制衡机制，即经营管理企业的各个权力组织之间的权力分配。企业中的董事会、总经理、监事会之间的相互制衡机制主要表现有：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监督，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经理的监督。其中关键是要完善监事会的职能。外部监督包括政府监督、所有者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完善的监督机制，有利于降低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程度。

   第三，完善激励机制。公司治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在保证所有者对企业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同时，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完善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通过设计合理报酬结构等措施，强化对经理人员的激励。二是要规范对经理人员的约束机制。在重视激励机制强化的同时要重视规范国有企业的约束机制。

   4. 外部配套改革。

   (1) 政府职能转换。政府行为规范化，为国企改革创造条件。国有企业资本结构扭曲是普遍现象，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产权制度及结构不合理，根源是政府行为的不合理和职能的混乱，因此，政府行为规范化，一方面是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特别是对投资行为的直接干预，另一方面是引导社会资本向企业资本转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要突出产权主体法人化、产权客体流动化、产权结构合理化和产权治理有效化，前提是政府行为规范化。

    (2) 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首先，要建立保护非国有产权的法律，使非国有产权合法化，这样才能保障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其次，建立非国有化投资行为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降低所得税率等，这样可以刺激、鼓励非国有化投资行为;最后，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为国企改革提供良好的保障环境，使国企能放下包袱和负担，轻装上阵，实现根本性的转制。

   (3)推行金融体制的全面改革。我国银企关系扭曲导致国有企业资本畸形发展，其原因是改革过程中银行与企业改革不配套的结果，银行和企业改革缺乏配套和联动，企业改革方面，改革的焦点集中于分配关系调整，忽视资本制度改革;银行改革方面，过多地集中于组织体系架构及权限，没有能打破借贷资金供给制。推行金融体制的全面改革的基本点是建立有效的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构造全新的金融流程，重塑市场竞争型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为非国有经济创造一个良睦的外部融资环境。

    5.界定与保护职工权益。国有企业改革长期以来都较为忽视企业中职工的利益。但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集中明确包含了维护相关利益人，当然也包括职工的权益。由此，我们就需要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而职工的心态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利益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国企改革必须从总体上给职工带来好处，使他们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并改善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才能获得职工的普遍认同，并转化为强大的经济内推力，保证和促进国企改革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职工持股是现阶段实现各方多赢的措施。职工持股不仅涉及企业层面的内部机制和内部股权结构的调整，而且涉及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基本利益关系的调整；从根本上讲，推行企业职工持股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涉及产权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

     六、结论

     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异常的复杂，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走弯路，彷徨、迷茫都是正常的。三十多年改革的巨大成就雄辩地向我们证明：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已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国有企业改革的道路。对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我们要提高警惕，以保持国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防止一些人借国有企业改革之机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对国企改革充满信心，积极参与，大力支持，做改革的促进派，而不是改革的阻挠者。

     国有企业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虽然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行了大约三十年，而且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今天已经绽放出了巨大的活力，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想要彻底完成国有企业改革不是立即能够达到的，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附录四：房地产项目开发具体流程

    第一部分，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准备工作
 
 

在报行政机关审批之前，房地产开发公司应办理好土地出让手续，委托有资质的勘察设计院对待建项目进行研究并制作报告书,应附有详细的规划设计参数和效果图，并落实足够的开发资金。

 第二部分，行政审批部分
    根据我国当前法律、法规、规章，房地产建设项目的行政许可程序一般共分六个阶段：1）选址定点；2）规划总图审查及确定规划设计条件；3）初步设计及施工图审查；4）规划报建图审查；5）施工报建；6）建设工程竣工综合验收备案。
      一、选址定点阶段。此阶段一般办理以下事项：
       1、计委审查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进行项目立项。
       2、国土资源局进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供应方式的审查。
       3、建委办理投资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
       4、环保局办理生产性项目环保意见书（表）。
       5、文化局、地震局、园林局、水利局对建设工程相关专业内容和范围进行审查。
       6、规划部门办理项目选址意见书。
     二、规划总图审查及确定规划设计条件阶段，此阶段办理以下一般事项：
 1、人防办进行人防工程建设布局审查。
 2、国土资源局办理土地预审。
 3、公安消防支队、公安交警支队、教育局、水利局、城管局、环保局、园林局、文化局对建设工程相关专业内容和范围进行审查。
 4、规划部门对规划总图进行评审，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5、规划部门确定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条件。
    三、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审查，此阶段办理以下一般事项：
 1、规划部门对初步设计的规划要求进行审查。
 2、公安消防支队对初步设计的消防设计进行审查。
 3、公安局交警支队对初步设计的交通条件进行审查。
 4、人防办对初步设计的人防设计进行审查。
 5、国土资源局进行用地预审。
 6、市政部门、环保局、卫生局、地震局等相关部门对初步设计的相关专业内容进行审查。
 7、建委制发初步设计批复，并对落实初步设计批准文件的要求进行审查。
 8、建委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政策性审查，根据业主单位意见，核发技术性审查委托通知单。
 9、建委根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发出的《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报告》，发放《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批准书》。
      四、规划报建图审查阶段，此阶段办理以下一般事项：
 1、公安消防支队进行消防设计审查。
 2、人防办进行人防设施审查。
 3、建委、市政部门、园林局、环保局、卫生局按职责划分对相关专业内容和范围进行审查。
 4、规划部门对变更部分的规划设计补充核准规划设计条件，在建设单位缴纳有关规费后，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副本）。
 
 

   五、施工报建阶段，此阶段办理以下一般事项：
 1、建设单位办理施工报建登记。
 2、建设方对工程进行发包，确定施工队伍。招标类工程通过招标确定施工队伍，非招标类工程直接发包。
 3、建委组织职能部门对工程开工条件进行审查，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六、商品房预售许可阶段，此阶段办理以下一般事项：
      由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开发企业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应当提交下列证件（复印件）及资料：
   1、以下证明材料：
 （1）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2）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3）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25％以上，并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
    2、开发企业的《营业执照》和资质等级证书；
    3、工程施工合同；
    4、商品房预售方案。预售方案应当说明商品房的位置、装修标准、竣工交付日期、预售总面积、交付使用后的物业管理等内容，并应当附商品房预售总平面图、分层平面图。
     七、建设工程竣工综合验收备案阶段，此阶段办理以下一般事项：
     1、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机构）对建设单位提供的竣工验收报告进行备案审查。
     2、财政部门对建设项目应缴纳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基金进行核实验收。
     3、规划部门、市政部门、水利局、环保局、文化局、卫生局、公安消防支队、园林局以及其他需要参加验收的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对相关专业内容和范围进行验收。规划部门根据上述部门和本部门验收情况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本）。
     4、建委综合各部门验收、审查意见，对符合审核标准和要求的，出具建设工程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备案证明；不符合标准或要求的，作退件处理并要求限期整改。 
    第三部分 房地产项目权属初始登记阶段
      1、由房管局核准新建商品房所有权初始（大产权证）登记。
      2、开发商应提交材料：
     （1）申请书；
     （2）企业营业执照；
     （3）用地证明文件或者土地使用权证；
     （4）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6）施工许可证；
     （7）房屋竣工验收资料
     （8）房屋测绘成果；
     （9）根据有关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
 
 

以上几个阶段，需增加或减少的相关事项及时限，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会有不同的差异。各个程序的办理时间，绝大部分都少于15天，一般在7天内。所需要的费用，由于相当部分属于地方收费，所以就不再明细列表，更何况相对于房地产开发所获得的利润，行政审批费用可以忽略不计。

2014年11月完稿，2015年2月二稿，2015年4月三稿,2015年5月四稿

                             张申于韩城竹林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