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说 

    义与利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之一生须臾不可分离的。义是某一社会思想行为的标准，属于精神范畴；利则是人的物质利益。《易·文言》云：“利者义之和也。”《国语·晋语一》言：“义以生利。”都认为义和利是统一的。春秋末期孔子将义与利对立起来，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战国时期孟子进一步提出：“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宋朝以后的儒者则鄙视利，以言利为耻。究竟义与利孰轻孰重？二者关系若何？这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辩论的问题，称做义利之辨。至今仍然是人们乐于探讨的课题。

    儒家是重义轻利的。孔子“罕言利。”孟子则把义强调到极致，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肉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法家则反对仁义，主张用赏罚把人们的谋利活动引导到农战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于义的理解也是各不相同的。儒家倡导的义是什么呢？是封建道德原则，其核心是三纲五常，最高标准是忠君。在今天看来又何义之有？司马迁主张义利并重，不同于儒家的伪善。他认为利“为人之所共欲也。”是人的天性。其实，物质利益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世间哪一个人能够彻底摆脱物质利益而存在呢？人的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最具决定意义的是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儒家的道德至上论颠倒了社会生活的关系。儒家真的重义轻利吗？孔子是重义轻利的，但他办学　还要向学生收“一束脩”。 脩者，干肉也，即收一吊干肉作为学费，挂在家里慢慢享用。他何尝不追求物质享受？他说：“食不厌其精，脍不厌其细，轻裘肥马为我所用。”这才是他的本色。可见轻利只是挂在嘴上的。墨子说：“义、利也。”这似乎是在混淆视听，怎么能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呢？其实，你只要仔细想一想，义实在是与利不可分的。如果没有国家、民族、人民、团体和个人的利益，还有什么义可言呢？以今天而论，只有维护国家、人民的利益　才可以言义。杀人越货，对别的国家、民族发动侵略，只为劫财耳，岂有义哉！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尊崇儒术，以儒道治国，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然而，你只要看看帝王们堂皇富丽翘角连云的宫殿，绫罗绸缎珠光宝气的服饰，山珍海味灯红酒绿的享受，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荒淫无道；看看他们对老百姓惨无人道的压迫剥削，以致孔老夫子大呼：“苛政猛于虎！”杜甫老先生悲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便可知道他们何曾重义轻利？历代封建统治者其实都是重利轻义，外儒内法的，他们的尊儒只不过是骗人的伎俩。孔孟之道原本是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劝说他们实行仁政，减轻老百姓的痛苦，以维护奴隶主和封建贵族的统治。于是，后世的封建统治者便将儒家的仁义道德奉为圭皋，成了欺骗老百姓的法宝。其结果是麻痹了人民，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延长了封建制度的寿命，推迟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最终把中国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使中国几乎遭受亡国灭种之灾。在封建社会内忠君报国是大义。因为实行的是王权制，所以忠君和报国往往是一致的，忠君即是报国，报国必须忠君。孔孟之道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不管是明君、昏君、暴君，只要是君就要无限忠于。于是，秦始皇命断沙丘，赵高专权，伪造遗诏，赐太子扶苏与大将军蒙恬死。贵为太子的扶苏，威震敌胆的蒙恬，不得不仰天长叹饮恨而亡了。从此，秦朝一蹶不振，每况愈下，短命而亡。更有那宋朝的民族英雄岳飞，直杀得金兵人仰马翻，正要“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之时，皇上却连下十二道金牌命他班师回朝，以“莫须有”之罪名杀害。他们都是一代英豪，是保国安民的忠臣良将，但却是忠君的牺牲品，是孔孟之道的殉葬者，是可悲的愚忠之士！他们以冤死保全了自己忠君的“名节”，实践了“义”，却贻害于国家和人民。革命在发展社会在前进。已经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时期，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愚忠总该绝迹了吧！而乃事有大谬不然者，可悲的是不但没有绝迹反而愈演愈烈。当文化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之时，中国的男女老少，工农商学兵，人人手举红宝书，口唱语录歌，到处都跳忠字舞，户户实现忠字化，“万寿无疆”喊得震天价响。学生造老师的反，群众造领导的反，儿子造父亲的反，女儿造母亲的反，妻子造丈夫的反。为了表忠心恨不能将一个个出生入死闹革命的共和国缔造者砸成肉饼。两派都手握钢枪，高呼：“三忠于四无限。”誓欲将对方完全、彻底、干净消灭之。各地都有在弹尽援绝之时，手举红旗，高喊万岁，从高楼顶、悬崖边、大桥上奋勇跳下，粉身碎骨，以表示对领袖效忠者。尽管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没有专门学过孔孟之道，但他们的灵魂内浸染了过多的封建毒素，他们都在忠君报国，都在实践着“义”。岂不知自己正在助纣为虐，祸国殃民。到了二十一世纪，这种愚忠就绝迹了么？君不见，那些极左路线的遗老遗少们，至今仍高呼要为“四人帮”翻案，呐喊着要掀起又一场文化大革命呢！今后的愚忠就销声匿迹了么？只要封建毒素一日不肃清，愚忠就不会消失。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当然，孔孟之道并非全是糟粕，其精华被代代传承，发扬光大，而且造就了许许多多忠臣义士英雄人物。到了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这种舍生取义的思想则发展为民主精神和爱国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则发展成为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都是为国家、为人民利益而牺牲自己生命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他们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连生死都置之度外，何曾计较过个人得失？当今之世，腐败胜行，其根源盖在于封建专制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当前普遍泛滥的官僚主义、个人极权、家长制，买官卖官，特权思想，走后门，上下左右互相勾结，形成寻租集团等，都是封建思想在作怪。那些贪官污吏个个都是见利忘义之徒，不知他们面对共产党的党旗，面对古今英雄该作何感想？那些身居高位，手握大权，台上喊清廉台下搞腐败的无耻之徒，更其叫人深恶痛绝！

    我们不妨胸怀社国放眼世界看一看吧！看看那些强国、发达国家又是如何对待义与利的。英帝国主义为了推销鸦片而发动侵华战争，竟然堂而皇之地声称中国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所标榜的理由是帮助中国消灭“拳匪”。日本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是为了“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真是义旗高举，义愤填膺啊！但只要看一看他们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占我国土、杀我同胞、淫我妻女、烧我房屋、大肆掠夺我国资源和文物宝器，便可知道他们的可耻目的，何义之有！即使到了今日，帝国主义仍然假惺惺地高举维护人权和反对恐怖主义的大旗，出动重兵，运用现代化武器对南斯拉夫联盟和伊拉克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颠覆他们的合法政府。他们究竟是为了维护正义还是为了掠夺别国的资源？只要看看他们从伊拉克等国掠夺了多少石油，便明白了他们的险恶用心！

综上所述，可知义和利是不同的，又是统一的，相互密切关联的。不可重义而轻利，亦不可重利而轻义。求利是人生的正当要求，是人的自然属性，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应遮遮掩掩，而应当理直气壮地追求。物质利益分配不公是社会发展的杠杆，绝对平均主义只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而已。正大光明地求利，社会财富才会不断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不断提高。社会发展到今天，对义应该注入新的内容，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而主持正义，才是高尚的，可敬的，是人人都应具备的高尚品质。全社会都要支持见义勇为之士，不要让英雄流血又流泪。要坚决打击那些违法犯罪分子，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要勇敢地揭露腐败分子和假仁假义者的真面目，把他们的丑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亦为义举。大张旗鼓地主持正义，社会才会公平和谐，邪恶势力才不会得逞乃至逐渐消亡。

愿天下人人都富起来，愿天下人人都成为见义勇为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