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父辈优良传统 积极作为奉献社会

2016/4/28   来自：韩城作协网   点击：2854 

                 继承辈优良传统 积极作为奉献社会

强蔚杰

1998年，民建渭南市委根据统战工作的形势，在韩城发展以经济界人士为主的会员，统战部陈爱丽部长到单位走访，党总支对我的工作表现做了肯定。陈爱丽询问了我的社会关系情况，就我加入民建的意愿进行深切交谈。于是， 1999年8月，经民建渭南市委批准，我成为韩城第一批加入民建的会员。

受父辈影响，少年时期就认识熟悉了许多民主人士以及和他们交往的党员老干部。最初懵懂地觉得，他们在座谈和相聚中相敬谦和，说话富有哲理，做人风清气正，爱党爱国的情怀处处流露在言语之中，人品和知识令人敬重。从1977年参加工作后，慢慢得知这些人大多是文化教育界有名望的人，许多党的干部和他们成为坦诚相见的朋友，这既是统一战线的工作，也是对民主人士的敬重和关怀。当时我也翻看了一些学习资料，如“时事手册”、“盟讯”、党派简史、文史资料等，渐渐懂得了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民主党派是“爱我中华、兴我中华”的爱国参政党组织，那时候就有加入的想法，只是觉得自己是企业的一名职工，知识能力远远达不到这个层面，所以犹豫不决。民建吸收我加入组织，实现了我人生的夙愿。但如何尽到新的历史时期党派成员职责，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老一辈民主人士的优良传统。想起父亲强晏堂和几位民主人士前辈的往事，怀念和感慨之情油然而生。我在怀念中学习他们的品德和爱国情怀，以砥砺我在统一战线新的形势下开拓前行。

我的父亲强晏堂先生，少年时期，不愿受封建枷锁的压迫，1931年步行往返西安求学，当时正值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期。西安各学校反法西斯运动形成高潮，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认识了薛和昉、苏史青等地下党员，在学校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下，一起闹过学潮、驱逐反动校长。36年被韩城县明伦堂（第一高小）聘为教师。当时的校长韦孟若聘用的教师中，有许多共产党人，如薛和昉、段洁、冯光波等。学校宣传抗战救国思想，言论自由开放的气氛很浓。1937年至1938年，他们以敌后救援会和地下党的名义介绍了许多进步学生奔赴陕北革命根据地，如高步林、刘钢民、刘文忠、焦力人、刘端祥等，父亲直接介绍的学生强伯重、郭道铣、卫武斌等都上了鲁迅师范。建国后，这些当时的青年都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有所作为，名震韩原。据韩城文史资料记载，当时，爱国、正直、年轻的父亲被誉为韩城“六君子”之一。

1950年3月，父亲加入民盟，曾任过三届民盟县委委员， 1985年担任了民盟分部主委。他一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用微薄的工资，养育着老人和我们七个子女。在我印象中，他非常节俭，一支自来水钢笔用了几十年，但对家住农村、在外上学的学生总是大力支持和鼓励。当时，经常有在外学生来回吃住都在我家，对经济特别困难的，走时父亲还要给他们支助路费。晚年时期，父亲还积极参加服务社会的活动，参加民盟的组织生活。他以春风化雨的情怀，教育和鼓励学生上进。他的学生中英才甚众，后来奋战在祖国的各条战线，当他的学生们回乡探望他、说到祖国的发展变化以及他们各自的工作成绩时，父亲的总是显得荣光焕发，学生们的成绩让他感到了奉献教坛的荣光。我想，当时父亲供职的城关中学二门牌匾上所书 的“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也是他老人家一生默默奉献、教书育人人真实写照，表现了一个民主人士对社会的热爱。

师承德先生，在我印象中节俭朴实，待人平易和善。1952年曾是民盟县委委员。在“小教会”，刘子清为主任、他和我父亲是委员，抓盟员教师的“五环教学”。1985年我建房时，请他题了“明理扵怀”，“谦益第”的牌匾，他谦虚地说请老朋友们看一看是否妥切，此后又书写陈毅元帅的《咏梅》诗词和“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的对联，手拄拐杖到我家看篆刻的效果。他很节俭，写字割下来的小块纸张都要加以利用，可以说是“惜纸如金”，但当群众求他写字时，无论来人身份贵贱、是否熟悉，他总是不厌其烦，对他们有求必应。他不以善小而不为，执着认真的态度，让我深受感动。他热爱社会、热爱家乡，一手于佑仁草书誉满韩原，受到社会各界钦敬，至今大家谈起他的作品和人品，都是赞誉有加。

强汉三先生，是群众口中的“韩城第一大好人”。1950年3月入盟，曾担任民盟韩城一届至十届委员、副主委、主委、政协第四届副主席。他和我父亲既是同时入盟，又是1949年至1962年先后任的文化馆馆长。记得年幼时不知高低，学校让写仿，就背着书包找他给我出仿格，他写了“愿你做祖国的花朵，不做温室内的弱苗”，并教我怎样用笔，其平易近人、简朴和蔼的风格一直深刻我的脑海。1973年，我跟建筑队到夏阳乡苏村盖一个规模较大的饲养室，村干部和一些群众请强先生写一幅“今胜昔”的牌匾，当时他虽是受冲击、受迫害的对象，但他不避嫌疑，立时就写，写好后还嘱咐要立着放。如今的我已年过六旬，但每每经过苏村，还感念老一辈人知识分子的为人做事：他们不论身处什么环境，总是克服困难，把利益和方便让给他人，用才学尽力服务着家乡社会。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祖国大地一片生机盎然，已是80岁高龄的老人，还欣然写了毛主席、陈毅的诗，送给我作为结婚的祝福。强先生对待工作恭顺严谨，为人品行高尚，他是韩城当代的一流书法家，他的墨迹被韩城人奉为至宝，统一战线不同界别的人士都很敬仰他，他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刘子清先生，是早期从事教育管理的知名人士，1946年加入民盟。解放后，曾担任一到五届民盟县委委员，十至十二届副主委、主委、人大九届十届副主任、省民盟五至九届顾问。他一生致力于民主党派的工作，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他被定为“右派分子”，文革时期再受迫害。但他的工作热情始终不减，他乐观处世，胸怀坦荡，说话诙谐爽朗，深受大家爱戴敬佩。许多老同志在文革期间能熬过来，与他的关心交谈和鼓励密不可分。1978年，党的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改革整顿拨乱反正，韩城统战部给他全面恢复了名誉，在同他商谈民盟组织恢复事宜时，他带着高昂的热情，各处奔走，联系筹备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使民盟组织重生。在担任民盟主委和市人大副主任的期间，不辞劳苦，以高度的责任感发挥着民主党派拾遗补缺的作用。他心系教育忙建设，心系党派工作培养着年轻人才。七十多岁的人，行走还是一阵风，他永不停息地为统战工作和民盟组织奉献自己的力量，堪称民盟韩城组织的一面旗帜。我那时在下峪口煤矿工作，他联系工作路过，见面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语，他以他的人格诠释着统一战线的光辉前程，让我对他尊重有加。1997，几位健在的老人在我家相聚时，每个人都兴致勃勃。畅谈香港回归祖国的盛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相约一定要活到2000年，再看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国家的统一、文明富强，是老人们最大的心愿。

老一辈知识分子经历过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黑暗，在追求民主进步的历程中，受共产党人的影响，参加到统一战线下的党派组织，他们在各自的工作环境中，以渊博的知识服务社会，用他们的人品德行影响和激励着不同时期的人们。许多学子成长为精英，在各个战线表现出色，许多人的家庭被评为文明的典型和全国“五好家庭”，郭建安、王即民、王莉等许多人常说：感激他们的老师启蒙教育和正派做人的鼓励。正像段洁（解放时任县长）在晚年书信中所说：你们是一贯倾向党、忠诚党的事业，为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继承老一辈民主人士的优良传统，有利于提高自身建设，在如今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许多不良风气侵蚀着人们的思想，一些人把干工作视为“混”甚至“玩”，到一块嘴上谝的是“炸”“胡”“听”，心中想的是牌桌，不过组织生活，不遵守组织纪律，反映的是精神的懈怠和理想信念的丧失。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作为一名民主家庭的成员，回顾几位民主人士的大写人生，无疑对我们传承老一辈优良传统、弘扬正气大有裨益。

多年来，我以几位老人家为榜样，努力工作奉献社会，曾连续九年被市政协评为“先进工作者”，有的建议被评为“优秀提案”，被市纠风办等十多个单位聘为行风监督员，但和前辈们相比还差的太远，和新时期服务大局促发展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在中央统战工作条例颁布实施一周年之际，回想父辈们的经历，让我增强了继承民主党派优良传统加强自身建设的信心和决心。在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指引下，我将发挥余热，积极奉献，当好祖国统一、文明富强的亲历者、参与者和建设者，让自身的才华在这一伟大的时代发光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