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是韩城籍著名作家杜鹏程逝世27周年祭日。座落在家乡象山顶上的杜鹏程先生坟墓依然面对司马迁祠墓，面对奔腾东去的黄河，静静地观察着思索着，无声地接受着人们的祭拜。作为有知遇之恩的我也像往常一样给杜鹏程献上一束野花，我还告慰先生：他的《保卫延安》已被改编搬上银幕，他的《杜鹏程文集》四卷本，他的《战争日记》，还有纪念他的文集《本质上的诗人》也都出版发行了。回忆先生给我作品的题词，他和我的通信，我们多次的见面，以及收编到纪念文集中我写追念他的散文，感到一种莫大的鞭策，而这种鞭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褪色，而更使人难以忘却。

人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肯定有一个贤慧女人的付出，更何况是一代文豪呢！今天，我终于执笔想把她的夫人张文彬介绍给读者，因为完成上述书籍编纂出版的就是文彬女士。

文彬是她的笔名，这个名字在中老年读者中并不陌生，但一般人并不一定清楚她和杜鹏程是一对文坛伉俪。她的中篇小说《心祭》荣获《当代》1982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并经贺龙的女儿贺捷生改编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故事片《残月》，又先后被译成孟加拉文、法文和西班牙文，传向海外。

那么，她是怎样走上文学之路的呢?

文彬是一个非常文静深沉的人，目光坚定深邃，一看便知是个性格内向的女性。

她出身寒门，还不懂事的时候，父亲就撇下一群女儿，离开了人世。母亲正当青春就成了寡妇，带着姐妹六个艰难度日。当她们一路逃荒，从山东流落到陕西后，姐姐在地下党帮助下，投奔延安，参加了革命。十一岁的她便和妹妹一起进了汉中孤儿院。孤儿院里的老师大多是流亡他乡的知识分子，有些人知识极其渊博。在孤儿院里，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童话、神话传说以及新小说。

三年以后，在姐姐的一位同学资助下，她上了中学，有机会读到更多的书：巴金的《家》、《春》、《秋》，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茅盾的《子夜》，还有中国引为自豪的四大古典名著。同时，她还读到了《铁流》、《毁灭》......这些书她差不多是站在私人的书店里读完的。穷学生连吃饭穿衣都成问题，哪能有钱买得起书？书，向她展示了一个多么博大的世界，生活原来这般五彩缤纷。当时，她写了厚厚的一大本日记，写生活的悲凄，写读书的欢乐，写对人生的认识和对未来的向往，把她的爱与憎全溶化了进去。日记里的一些见解，使早已参加革命的姐姐和周围的同志们惊叹不已。

可惜，美好的中学生涯只有半年，他失学了。在解放大军横渡长江的隆隆炮声中，她穿上了军装，光荣地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那年她才17岁。在王震领导的解放新疆的进军途中，在当时的武功西北农学院，她和当时新华社随军记者杜鹏程认识并相爱了。五十年代初，她就在新疆军区 《解放军报》和野战军某部《人民报》当编辑。后来，党送她到北京进了“工农速成中学”，和高玉宝、郝建秀成了同学。1957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在西安铁路局工厂做党的工作。1963年调《陕西日报》编副刊。一年后，她刚刚跨进省作家协会大门，当了《延河》杂志的编辑，却又立即被抽调参加了社教工作团。不久，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杜鹏程被赶进了“牛棚”，她和孩子下放到农村。一度还回韩城躲开武斗......

文彬抽不出时间来专心致志从事创作。那时杜鹏程因在《保卫延安》中写了彭德怀的光辉形象而受到批斗，身体极度虚弱，她要照顾杜老。她要写一点东西，完全是“业余”。二十个春秋的编辑生涯，使她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也受到杜老的熏陶，文学的细胞在潜移默化中滋长了。她真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始于1978年。散文《白蹄与骏马》在读者中很有影响。短篇小说《蓝蓝的远方》、《儿女》等也感人至深。几年时间发表小说散文十多篇。

杜鹏程在世最后十年，年过半百的张文彬一边帮杜老整理文稿，一边搞自已的创作，她的一部描写当年孤儿院生活的中篇小说已经脱稿。她掺扶着杜老，还有她的姐夫马萧萧来韩城讲学，到新疆部队访问老战友。杜老去世后，她和一般老人一样，惦记着孩子，经常在美国、上海、西安三地跑动，一边照看孙子、外孙，一边整理编撰杜老的遗著，跑资金，跑出版社。短短十年间，整理出版了上述杜老的著作，得以完成杜鹏程先生的遗愿，给历史、给读者一个比较完满的回答。期间，她所受的艰难，难以备述。她也曾想给杜老再找一个更为合适的墓地，安放骨灰，而难圆夙愿。当我们建议她可否将自己的著作编辑成书出版，或将杜老未写完的《太平年月》整理出版，老人微微地笑了笑，摇摇头没说什么。看来，她把自己的事业定位在杜鹏程这位著名作家的为人民事业的奋斗中已经很满足了。我们祝愿年过古稀的她健康长寿。